论竞技体育的叙事特性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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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左新荣
摘要:真实叙事有别于虚构叙事的一个必备元素,就是真实叙事的结果并不由人的意志所控。竞技体育具有真实叙事的特性,主要就是比赛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逻辑思辩,阐释并论证了竞技体育显见的叙事特性。结论认为:竞技体育既是凝聚部落情感、娱精神强功利的叙事,也是赢家通吃、实力与运气并存的叙事;竞技体育的叙事条件或力量,正是基于人类社会难以回避的国家形态、商业化环境和人自身的活力对它的支持或发掘,使它的叙事特性得到了更多的意义性展现。
关键词:竞技体育;真实叙事;部落情感;赢家通吃;实力与运气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5-0035-03
Abstract:The sign of difference between true narrative and fictitious narrative is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true narrative seldom grasp in human hands. Sports have a genuine narrative features, mainly in the unpredictable results of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method of documentary and logical demonstration, this essay tries to state the visible narrative rules of sports. The article have two conclusions: Sports is the narrative of cohesion tribal sentiment, the utilitarian spirit of entertain, and winner takes all, the strength and the coexistence of luck. The level of sports conditions or the narrative strength, it is difficult to evade the human society based on the state form, commer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vitality of its own people's support, or to explore, which make the narrative more incentive and displayed.
Key words: sports; true narrative ; tribal sentiments; winner takes all; luck and strength
1 竞技体育也是一种叙事
千百年的自然进化使人类挣脱了野蛮,进入了向往高级的生存环境,渴求其文明与舒适,但因人来自于自然,故总难忘怀的是与大自然的亲近,眷恋着原始逐猎的潇洒与艰辛、冒险与获得。竞技体育正淋漓尽致地叙事了这种“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人文精神,它把汗水象征了劳作的喜悦与求索的痛苦,把既定规则的突破、超越、更新视作人类文明应有的化境。于是,人们才有幸地在各种竞技赛事中领略到犹如“好莱坞大片”叙事的那样悬念重重、引人入胜。
叙事,即是叙述事情[1]。“叙事性文学作品,是以人物、事件、环境、事物的结构、关系等为素材,来作出概括的说明和交代”[2]。影视、小说等大都是这类文学作品的产物,它们无论采用顺叙、倒叙还是插叙,大都基于两个方面的叙事,即真实叙事或虚构叙事。真实叙事有别于虚构叙事的一个必备元素,就是前者的结果时常并不由人的意志所控,后者则是由创作者“想像出的叙事”。尽管二者的叙事都基于起式、发展、高潮、结局等基本结构,但竞技体育的真实叙事,其结构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一是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全都是实际存在的,而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往往都可以是虚构的;二是竞技体育是假想战争中敌我二元或多元高度对抗的一个现在进行时,而叙事性文学作品描述的则是过去时;三是现在进行时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而叙事性文学作品依据的则是“因果必然律”。由此三方面可强化的“叙事特性”,便构成了竞技体育具有凝聚部落情感、娱精神强功利和赢家通吃等的叙事意义。
2 竞技体育是凝聚“部落情感”的叙事
何谓部落?人类学家(西班牙)哈乌雷吉认为:“一个部落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有其特殊的性质和作用。这个社会的单一性源于一种特殊的情感――部落情感,它将某一特定的领土上的所有个体锻造成一个人并面对另一特定领土或区域的个体及团体。部落就像家庭一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就像在同一水平上的一个家族”[3]。一般来说,现代社会对“部落――种族――国家”的理解,是一种“原始”世界到“文明”世界的递进过程,体现着人类社会从“血缘、地缘、业缘至意识形态”的理性化进程,所以国家一词已被作为部落或种族的替代词,在今天高度文明的人类社会中广泛使用着。但依哈乌雷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分析的某种自我肯定和相互对抗的部落情感来看,笔者感悟到,进化到使用“国家”一词的现代人,那种“部落性”的独特能量,即“生存中更多时间是以家庭、种姓、单位、地域、城市等集团化的形式出现”[4]――在自我肯定、对外排斥的本质和作用的基本方面竟然没有丝毫改变,并仍在不断地得到强化。犹如“我们北大是最好的,穿黄背心的是广东队”等等,而且他们随时都会置物质损失于不顾响应属地或单位的急切呼唤。这种“单位化”或“地域性”的确定和情感归属,正是人类社会初始阶段“部落性”生存之趋同性的自然写真。直面当今人类社会竞技体育的发展和运作,其模式的部落化、情感的部落性所引发和唤起的,国家、城市、社区之间种种竞赛的亢奋状态而形成的某种自然的、无法除去的争斗和庆典,笔者亦有理由借用哈乌雷吉的“部落情感”说,来阐释竞技体育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情感宣泄和对立。
竞技体育,围绕中国的CUBA、全运会,及NBA、世界杯所使用的词汇、行话和术语,就已经明白和准确地提示了为什么――那是一场假想战争中部落间的争斗和庆典:“辽宁队大战广东队、中国队击溃日本队、匈牙利捣毁巴西”。等等这些在报纸上作为大标题而刊出的用语,就像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看到的“春秋战国”一样,运动队的名字在这里已成为“秦国和赵国,城市或国家”的化身了。在这些“大战、击溃、捣毁”带有好斗和攻击性色彩以至暴力性的动词表述中,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昭然若揭的标志――被称为“友好比赛”的联赛或杯赛之竞技体育,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友谊而赛。例如,发生在新中国建国后的首例球场暴力事件“5.19”,亦是犹如“古希腊两个部落间所进行的一场饱含部落激情的城邦争斗”[3]一样,那种被媒体渲染为大陆与港人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激情,只因放大到了同是华夏部落中不同政体形态、利益、荣辱观念的大体系中,才催发出了同是炎黄子孙的打砸辱骂、痛心疾首、奔走怒吼――这一惊心动魄而有损国格的无理闹剧。
竞技体育的部落特性,尤其在四年一度奥运会、世界杯的“国家队”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即对立双方部落成千上万的小旗在场内飘动,当其中一个部落取胜或进球时,场内这些作为本部落“情感波流”表现物的小旗子便狂热地挥舞起来,运动员自己跳跃、拥抱,素不相识的观众拥抱一起甚至躁动不安和歇斯底里地狂呼乱叫――以欢庆部落的胜利。在这里,至于取胜或进球尽管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传切配合,还是纯属偶然之功都不重要,起作用并掀起无法言状的激情和狂妄的巨浪是金牌收入了囊中或“球”进了对立部落的大门。而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人类社会个各部落(国家、城市,社团)会遇到许多重大的庆典叙事,但尚难有比重大的竞技体育叙事和随后的部落庆典更好地使人触摸到部落情感的脉搏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竞技体育具有的部落情感既不是竞技体育本身固有的,也不是人们对它的爱好,而是关系部落(国家、城市、团体)荣誉的赛事结果致使部落情感升华为一种整体部落激情的张扬,这种激情张扬的叙事有时令人痛惜的是在特定时间和区域内,无论是胜家还是负家常常是煸起并加剧暴力事件的诱因之一。其典型案例莫如上世纪70年代英格兰国内城市之间一场足球杯赛的决赛,当利物浦3比0胜新城堡时,利物浦到处是拥抱、欢乐的叫喊并以一股无法控制的力量破闸而出――推搡拥挤致使700多人不得不去医院诊治包扎,与此同时,近40辆标有利物浦的汽车被新城堡情感沮丧的观众焚烧。如此种族之间的暴力叙事,恰恰是透过以城市为部落的情感机制来进行的。
3 竞技体育是营造“赢家通吃”的叙事
竞技体育不同于大众体育的显著标志就是,前者侧重其观赏价值和娱乐价值,后者倾向于身体的自由运动和宣泄过剩精力;前者张扬了一种强悍向上、斗智争优的情愫,后者则求其内心的基本和谐来平衡外在生活的有失和谐;前者追求的是竞技的质的无限优化与高质量竞技所体现的绝对精神,后者则追求的是竞技的质的有限优化与竞技之外的相对精神;前者以其优质竞技的绝对精神,唯“胜负”视为终极目的,体现了人类很强的一种非理性倾向;后者则无视那种优质竞技的绝对精神,唯“健身”视为休闲的一种乐趣,体现了人类常态的理性行为。竞技体育,正是这种有别于大众体育的非理性机制,使得竞技体育的叙事只存在两种结果,即“非胜即负”。正是这种非胜即负的绝对逻辑造就了竞技体育向极限冲击的本能张力和向现实生成的悲剧特性。
尽管时至今日竞技手段已变得日益先进,竞技水平已取得今非昔比的巨大成就,但竞技体育的这一基本精神“悲剧性”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不可否认,现代奥运不断地将“团结、友谊、进步”、“更高、更快、更强”等口号加入到竞技体育中以诠释它的境界和魅力,然而竞技体育最迷人、最具吸引力,同时也是最富生命力之所在――并非是这些宗旨或口号所能――在很大程度上而是来自它非胜即负特性演绎出来的悲剧精神。因为,在竞技体育中,冠军只有一个,而参赛者为数众多,面对冠军,所有的参赛者都有点“遭受灾难”、体验无能与失望的悲情感觉,而观众则又极易被其“无情”的场面或结局激起怜悯等非理性情感的共鸣,这就必然造成竞技体育参赛及观赏、过程至结果、理性与非理性在难以对应一致的置换中产生悲剧效应。即使是冠军本身,在人类各种竞技单项的极限面前,也永远是个失败者,因为人不可能抵达极限,只可能无限止地接近极限。同时,冠军与非冠军本身又是一组充满辩证的对立体,是一个流动着的符号形态,即,今天的冠军可能就是明天的“受难者”,如此冠军的短暂与悲情波流的永久性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对立,显示着竞技悲剧强大的震撼力。然而,这种悲剧效应的震撼力,其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建立在“赢家通吃”的原理叙事中。
奥运会就是一个非常透彻的“赢家通吃”的叙事场所。虽说奥运宪章中有着一系列圣洁而理想的字眼,如“人类的进步、友谊、世界的和谐、公正、彼此的沟能、认知……”,但理想毕竟不能等同于人类的真实,因为如此圣洁的奥林匹克也依然是以竞技为核心,而竞技本身并不是皆大欢喜的庆功宴会,而是充满了同性间的互相虐待、互相征服、感受极限的悲壮性质。尽管奥运竞技的保障是以公平为前提,但公平仅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一种理想中的境界与存在,也许现代奥运的创始者确实在致力于一种理想的普及、一种美好、和平、公正、和谐世界的建立,但先驱者们的精神尝试永远也替代不了一个更大范围内新的竞争秩序的产生,因为现代观念的竞争毕竟是利益的竞争,而这种利益竞争的残酷性,永远昭示的是“一家欢乐几家愁”的叙事法则,这是悲剧产生的焦点、赢家通吃的起点。“一家欢乐者”(金牌得主者),亦会瞬间成为社会的“宠物”,丰厚的物质与精神奖赏便会追身而至。当然,由于这类赢家本身属于优秀的少数群体,赋予这类群体以特殊的地位,树其楷模以激励民众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来说其成本也是相当经济而必要的。但同样是这类优秀的少数群体,如果你不幸只拿到银牌或铜牌,人们可能为你高兴和惋惜几分钟,然后你便很快被观众和媒体淡化。所以,竞技体育是赢家的叙事,胜了什么都是你的,负了――留与自己的只能是体验无能与失望的悲情氛围。有时在体育精神的作用下,媒体总想以说教的形式来扭转人们和社会的自然倾向,力图让人们和社会去关注那些正在体验悲剧情结的运动员,但可以肯定的是,媒体虽能在某一时间窗口稍微改变人们对某些非冠军运动员的态度,却难以扭转人们精神链环中对冠军的那份炽爱情结。例如,雅典奥运会期间,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媒体的努力引导下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同情,但显然无法获得人们对中国女排那份狂热的崇拜之情。因为,“赢家通吃”乃是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化论原理的叙事法则,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制造它,也不可能改变它。
4 竞技体育是表达“实力与运气并存”的叙事
竞技体育是较量人的力量、速度、技巧和专项技术等综合实力的一项体能运动形态。在世界杯历史上,没有一支球队在三次进入决赛而不获得冠军的,巴西、阿根廷、意大利、德国都曾超过三次进入决赛,最终获得世界杯冠军,这是冠军征途积蓄实力的一大特征。大凡熬夜品味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人,在咂出几分“更高、更强”的余韵中,谁又能不首肯意大利、法国、英格兰足球水平的实力,但他们却是最先被人遗忘的;素有拉丁舞风格的阿根廷、巴西球队,其球踢得不可谓不奔放而细腻,但他们笑声未落又接上了哭音,还有年仅23岁的梅西、21岁的托马斯•穆勒都成了“血泪”中的孤星。而首战落败的西班牙(小组赛0:1负于瑞士),在自身的历史上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就夺得了冠军,这不能不说是撞了“大运”,但回眸西班牙2008年欧洲杯得主的战绩而言,此次南非夺冠亦有其实力与运气并存的必然。由此而论,尽管竞技体育的优劣是与“技、战术的绝对实力和科学化训练”的优劣相同步,但运动员在实力对等中取胜的偶然性因素,即“运气”成份,是存在于双方比赛过程的每时每刻之中,可是却又不是运动员有意而为(经验和知识)所能驾驭得了的,而是大有“神力相助”的不可预测性。尽管这一唯神论有悖唯物主义者的信念,但胜券在握的美国选手埃蒙斯――“国内联赛连续拿过6次冠军者”,雅典奥运的最后一枪不可思意地打错了靶位、北京奥运莫名其妙地只得了4.4环,从而把冠军连续叩送于中国运动员,这位“实力和心态”都久经历练的优秀者,面对这厄运追身的灾难性一枪――晦涩难懂;北京奥运中国女子射箭队,戏剧性地同样以一环胜出而洗刷了上届的委屈击败了韩国队……诸类神秘叵测、让事件违背理性的结局,如同火红的太阳令人难以双目正视。
那么,似乎唯一可正视的,便是竞技体育是一个具有“实力与运气并存”的一种博彩运动亦非言过。诚然,胜负输赢是基于实力和谋略的结果,尽管其本身的说服力是如何地凿凿可据,但竞技赛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与这里所说的却是截然不同――庄严的赛坛上时常出现匪夷所思或开玩笑的结局显然活跃地存在着,由此恰如人们凝心聚气所看到的“实力只是运动员能否坚持下去的本钱之一”,结果并非全凭实力和谋略。正如贾占波自己所说:“我也在等待……没到最后,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拿冠军只是运气在我这边。”可见,“运气”这个词,如同人们喜好佩带的护身符或吉祥物一样,在人的行为中并不含有牵涉到人类理性精神态度的任何意义,但它一旦与古老的敬神观念、博彩遗风、乞助超自然力的结果动因混合在一起时,这种非人格性质的精神态度就能够极度顽强地持续存在并发生超理性作用,使得人们碰到难以用因果关系解释的竞技现象而感到迷茫时,运气(有无神力相助)的解释就成为“解除无助的一个方便法门”[5],使人们在有限理性中获得某种精神自救。竞技体育结果的这种运气成份,尽管并非必然如此和永远如此,但这其间,运气的偶然性诚如邱健的幸运和埃蒙斯的不幸一样,却是以十分不明确的力量在“吉祥与凶恶”之间一起起着作用。因此说竞技体育既有它自身“实力”的排名秩序,又含有“运气”的不确定因素,而这一不确定因素固然无损于运动员实力的存在,但犹如“擦边球”一样,点滴的运气足以令运动员在手舞足蹈或捶胸顿足中获得排名秩序的重新洗牌。由此可见,运气――这一难以索解的非经验、非知识成份乃是竞技体育之为真实叙事的本性使然,然而这种本性的真实叙事却不受人的控制,如此说竞技体育的竞争结果便是没有任何东西居间控制的一项“实力与运气并存”的叙事,也并非无理无据。
5 结 语
尽管竞技体育的叙事,以其凝聚和升华部落情感的功利性、赢家通吃、实力与运气并存之理性与非理性的张扬为其特性内容,但从人类精神的功利来说,它叙事的意义更多体现于人类的心灵――催发人类能够奋斗、能够牺牲、能够忍耐的精神,从而树立尊严、勇气、荣誉和希望。正是基于这种精神的叙事,竞技体育便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为记述和展示人类社会一个个有血有肉、一幅幅顽强拼搏之体育精英的画卷;“记述着从古代神话英雄到现代科技、从体育文化到社会生活的百科知识”[6]。由此我们说,无论竞技体育有何等样式的叙事,不论它所指称的对象是什么,但它作用于对象的本质意义终将不变。因为,这个不变的叙事条件或力量,正是基于人类社会难以回避的国家形态、商业化环境和人自身的精神与活力对它的支持和发掘,使它的叙事特性得到了更多的意义性展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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