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祭天与袁世凯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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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真人是中国历史上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吸收中原文化最快最全面的一个。早在金朝，他们就已经建立了郊祀制度。后金成立后，皇太极亦在当时的首都盛京之南仿效北京的规制修筑了圜丘。顺治帝入关后，自然继承了天坛的最高祭司职位。并进行了一定的修缮与扩建。到了好大喜功、且熟稔汉文化的乾隆帝时，则对天坛建筑群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例如圜丘坛扩大面积，将琉璃砖更换为艾叶青石；大享殿改名祈年殿，殿下祈谷坛坛面改铺金砖；建筑群内所有殿宇的屋檐全部统一为青色琉璃瓦……而建筑群内的许多细节处，也加强了各种神圣的暗示。例如圜丘直径九丈、坛面砖石每圈皆为九的倍数等，皆因九为极数，可以配天。
　　乾隆帝还让明朝时充当祭天典礼乐舞生的神乐观道士们全都还了俗，并重新梳理了很多祭天仪式前后的细节，以加强严肃性。
　　这一点，可以从圜丘郊祀之前的准备步骤看出：祀前三个月，由礼部和太常寺官员挑选牲品；祀前四十天，乐舞生、执事生在天坛神乐署排练；祀前五日，由钦定亲王到牺牲所察看祭牲；祀前三日，搭幄次、设供案；祀前二日，由神厨准备各种祭品。祭祀器皿有正位、配位、从位之分，置爵、登、簋等36至43件之多，分别盛以酒、羹、肉、菜、粮、果实及全牲牛、羊、猪等。正位供的是皇天上帝牌位，配位供的是皇帝的祖先牌位，从位供的是大明、夜明、星辰和云、雨、风、雷等牌位。祀前一日，皇帝亲至，行省牲礼……
　　不光是制订了严格的祭祀程序，乾隆也是这些程序最称职的执行人。他在位60年，除了最后一年因身体原因改派他人代行之外，年年都要亲自进行圜丘郊祀。上世纪末，青年画家李大成根据史料创作的《乾隆大驾卤簿图》，记录了乾隆十三年亲祭圜丘时的仪仗，可以看到阵容之庞大、礼仪之庄严，都是非常撼动人心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文献中发现，乾隆同时对另外一项祭天仪式也有很强烈的责任感，那就是满洲萨满教中的祭天仪式。乾隆在位时，对这套充满原始渔猎生活色彩的宗教活动也专门进行了整理，并积极参与之。在相关的诏书中，他字里行间充满担忧，提醒满洲人应该坚守民族的文化与传统，避免被彻底同化。此外，乾隆帝对藏传佛教也是尊崇异常，不但对寺院、僧众大加供养，而且个人也积极修行。可在北京的皇家寺院雍和宫内，保留着一块乾隆御制石碑，上铭《喇嘛说》一篇，乾隆在其中公开阐述了自己推崇藏传佛教的根本原因——“安藏辑蕃，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
　　同样有理由相信，乾隆帝对萨满教祭祀、天坛祭祀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应该同样也是出于类似的心理。历代帝王，多有利用宗教辅助国家统治者，但大多无法找到一个既利用、并襄赞、且尊重、又防范的平衡点，还出现了许多过度沉迷于宗教，以至于丧命失国的帝王。所以乾隆帝能够将国家与宗教之关系想得如此明白、说得如此清楚，无遗是非常了不起的统治者。
　　一百多年后，袁世凯在天坛也举行了一次著名的祭祀。他的这次祭祀，无遗承载了以上提到的有关祭天的所有心理期许。并且，由于希望能够让经历了革命之后的共和国上下，怀念起昔日君主政治时代的威严与“强大”，为自己的复辟事业在文化上加分，袁世凯的这次祭天策划得比较细致。尤其那绣着金花的交领大袖礼服，以及头上所戴平天冠，颇有秦汉神韵。这让历经数百年剃发易服的中国人，体味到了一丝悠远之汉族传统文化的美好。但作为硬伤的是，袁世凯本人正是中国的传统时代的直接终结者。由终结者来复辟被他所终结的时代，无遗是不合逻辑的。而且当时无论是国内各方势力，还是外国列强，关注的焦点都不是王道与否、礼仪存否，而是谁更有实力、谁更能有效统治中国、谁最能平衡各方利益。所以曾经理智的袁世凯，自在祭天和此后的复辟努力中，步步惊心，而且根本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更不要说企及乾隆帝的祭天心得了。
　　这一次，天坛没能将神性赐予它的祭祀者，而其实此前，授受天命早已仅仅是这座辉煌建筑群的美好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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