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近代报刊史》谈新闻史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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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海涛
《中国近代报刊史》的价值与特点
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这被公认为我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标志着我国新闻史研究由零碎的探索阶段走上了系统化研究的道路，成为在很长时间里无人超越的高峰。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问世，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攀上了新的高峰。
1978年夏，方汉奇开始了《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写作，到1981年该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历时三年时间。
《中国近代报刊史》煌煌六十余万言，概括了1815年到1915年百年间的中国新闻报刊史。全书共分七章，作者先就“中国早期的报纸”为题，对我国自唐代以来的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而简略的阐述，随后将上自1815年下迄1919年100年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状况进行整体描述。全书共分七章：1.中国早期的报纸；2.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3.中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萌芽和资产阶改良派的办报活动；4.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报刊；5.民主革命高涨时期的报刊；6.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7.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报刊。概括了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以及军阀混战时代的中国报刊活动。此书一出，“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曾经引起一定影响，也受到了国外新闻学界的注意”，被公认为是自戈著之后“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
首先，从史料的拥有上，方著大量吸收了50多年来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就的，不仅对戈公振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予以纠正，还纠正了50多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谬之处。此外书中还大量补充了新的史料。考订之精良，单从注释中就能看出。
其次，自戈公振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总是粗线条的，材料准备不足，总体把握不够，方著则对这两方面都实现了突破。方汉奇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不仅有对重大事件与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描述，还有对新闻业务点点滴滴的发展状况的描述。既使人看到了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总趋势，又使人对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与重要的细节有深入的把握。基于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了解，方著中按我国新闻事业在各个时期发展的总体内容以及特点的不同进行了规范而又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对此阶段新闻事业发展的了解清晰明了。从而在体例上确定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以时间为经，按新闻事业自身发展中所显示的主题不同，分别列出各个时期，按严格的历史分期依次进行陈述。这是在戈著和此前的其他新闻史专著中所不曾确定的。
最后，方著充分尊重事实，不轻易褒贬人、事。真正做到了论必有据，“论从史出”，无一字空谈。方著中对新闻史的分析与论证一般都是拿事实来说话的，持论公允、客观，有说服力，使人能了解到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中国近代报刊史》也有一些不足。1.以政治视角研究报刊，有助于理解报刊的宏观背景，但政治色彩太浓；2.以政治运动时间来划分报刊分期也值得商榷；3.从宏观层面上研究报刊，面全但点不深。
当前新闻史的研究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近代新闻史的研究，大陆新闻史学界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于传播者的传播观念和行为、报刊呈现的内容以及作用进行把握，形成以阶级分析法为主导的思考路径。它集中体现于通史、断代史、个案研究和地方新闻志研究之中。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路径，以阶级分析为基本视角获得对近代新闻史的总体把握，视野开阔。阶级定位较为鲜明；在史料收集与处理、研究的完备性和系统性以及结论达成与评价上，都具有较高的水准。对近代新闻史上的报刊、报人的个案研究和地方新闻志研究，也成为阶级分析法指导下的重要内容。这类研究以阶级定位为基本前提，将具体的报刊和报人的传播活动置于时代背景下，以把握其新闻传播形态和新闻传播的历史作用，在史料发掘与梳理、个体价值突破以及对整体印证的作用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另一个向度是将近代新闻传播的相关分支作为主要对象。如报刊编辑史、报刊文体发展史、近代新闻评论史、近代新闻思想史、近代新闻法制史和副刊史等。这类研究主要针对新闻史的具体分支进行系统梳理，形成对新闻自身发展规律性的历史分析。它们总体上也处于阶级分析的宏观视野之下。
简而言之，近代新闻史研究主要存在三个视角，一是阶级分析视角。它突出强调报刊的阶级范畴，遵循阶级主线，在史料处理和结论达成上与阶级观念力求一致。二是本体研究。它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前提之上，主要集中于对新闻自身发展规律的梳理与历史分析，以实现阶级分析与新闻传播自身规律研究的统一。三是现代化视角。它主要将近代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阶段，突出大众传播的现代化本质，研究集中于近代报刊的现代化功能。
三种视角各有侧重，但并非完全分离。现代化视角并不排除阶级分析。尽管在现代化的话语背景下，“告别革命”的呼声汹涌一时。但如果考察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一个客观事实是，现代化总在一定的阶级背景下或“革命”话语下展开。而现代化视角下，一定的阶级话语总可以纳入到现代化话语的背景之中。反之亦然。本体研究建立在阶级分析框架基础上，并显示出相对独立性。从阶级分析视角看，本体研究是阶级分析的重要内容和具体实施。而就本质而言，阶级分析也是一种本体研究。因为在阶级分析视角之下，阶级属性本身就是新闻传播的本质属性之一。
而《中国近代报刊史》则是本体研究。过去中国新闻史研究与教学过分强调媒介的阶级性、党性及其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失之片面是显然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前后风格稍异，后半部分展开得充分而精彩。方先生在后序中提到：“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当时乍暖还寒，左的思想和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还没有完全解除，思想解放的程度前后不一……前紧后松，很多地方没有充分展开。”
20世纪90年代初，有些新编新闻事业史教材试图摆脱类似中国革命史的历史分期框架，侧重探讨媒体自身及其演变的历史轨迹，应该说这是对中国革命史历史分期框架强行嫁接到新闻史做法的一个恰当的反动，这对新闻史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富有理性意义的。但新闻史教育与研究中对过去历史分期理论框架的清算不能有过于强劲的势头，将新闻传播史研究对象定位在对媒体自身演变轨迹的研究，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必须排斥社会通讯系统作为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两者互动关系的分析。现代化视角也尊重关于新闻传播自身规律的本体研究。因为，新闻传播的现代化功能的历史实现，必须遵循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本体研究是为了发现这种规律、推进这种规律的更好实施而展开的。这注定了现代化视角的研究无法脱离本体方面的分析，必须以本体分析为基础。
这三种研究各具个性，并有联系的一面，但其缺点也不容忽视。就阶级分析视角而言，它将报刊的阶级性质与报人的阶级定位视为研究的基本前提，虽然把握了近代新闻史的本质意义，却易于忽略近代报刊阶级性产生和演变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特别是其中的一些过渡形态、中间状态易为人遗漏，丰富多彩的新闻史由此可能被简化处理。并且，目前研究者将阶级分析法运用于近代新闻史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对新闻史的政治经济分析，往往忽视了传播者（个体和群体）的主观意识与新闻传播活动的关系，如对于政治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功能缺乏积极的认识和评价，有的研究即使对这些主观因素之于新闻史的作用有所考虑，又易于忽略传播者的人格特征、政治心理特征等因素与近代新闻史的关系，其原因在于研究者为了给新闻史“预定”某种阶级属性而忽略了传播者政治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具体性与多样性。这不仅容易导致历史描述的简单化，也易导致历史评介的模式化。如在分析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的局限性时，往往只能简单地归结为它的“软弱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
方汉奇先生在他那本被公认为“中国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后记中，提议要补充解放前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的不足。后来，方先生等人专门撰写、订正戈著多至二百余处。然而学术研究的水平不断提高，方先生认为他10多年前写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一书中有不少结论与时代有所脱节，借着写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机会，方先生对过去的东西几乎是推倒再建，重写了一部近代报刊史，许多结论既恰如其分又焕然一新，而在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具有同样学术参考价值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方汉奇先生领导编写者，通过细致认真的梳理和考订，纠正此前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中的错误超过了2000处。敢于推翻自我，鼓励学术争鸣，是方汉奇先生尊重事实的一贯表现，比如在《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中，方先生如实地提到自己“在以往写的《谈邸报》文中，曾经把唐朝的‘邸报’笼统地称为封建王朝的宫廷官报，现在看来，是不够准确的。”方先生提出的观点“《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报纸”现在也有人反对。但方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很明确地说出了他的看法，他鼓励新闻史的编写工作者要“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成果的集大成者。它对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述，从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到电子报刊；从新闻摄影、新闻图片、新闻纪录电影、新闻事业经营管理、新闻法、新闻社团、新闻界人物到新闻教育；从编辑、采访、出版、印刷、发行等一般新闻业务活动到新闻教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篇幅之宏大，材料之厚实，内容之丰富，方面之细致，建构之完整，在同类著作中达到顶级水平，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新重大突破。
报刊史研究涉及到历史学、大众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因此，在报刊史研究领域，历史学、大众传播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兼而有之，侧重点各有不同。从事历史学的学者侧重于从报刊中还原时代背景及梳理各种思潮；从事大众传播学的学者侧重于介绍报人的新闻思想及追溯报刊业务发展；从事社会学的学者侧重于从中搜寻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及分析社会变迁。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但目前研究的规模和水平与其地位和价值尚不相称。
首先，研究方法有待多样化。目前大多数采取的是按报刊的产生、发展和演进的脉络，描述报刊发展历程。这种研究方法比较直接和单一，以时间为线索，纲目清楚，但往往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或本质缺乏探究。这就需要引进更多的其他社会学科的先进方法来加强报刊史研究的多样性与立体性。
其次，研究视角有待拓宽。从新闻史层面上研究的多，而从思想史层面上研究的少。新闻通史著作较多，而关于近代报刊的断代史著作偏少。从近十多年发表的论文来看，从思想史角度研究报刊的有深度的论文不多，发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杂志上的论文寥若晨星。
第三，研究范围有待展开。(1)总体研究的多，专题研究的少。有些领域，如洋务派与近代报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近代报刊等的专题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2)对大城市出版的报刊重视的多，对中小城市出版的报刊注意的少。如对天津《大公报》的研究，已有多部有分量的专著问世，而对近代湖南地区历史最长的民营报纸《大公报》至今尚未有系统研究。中小城市出版的报刊作为构成报刊史整体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不可忽略，因此，大力挖掘地方报刊的史料价值势在必行。(3)对中国近代外报外刊的研究严重不足。外报外刊占中国近代报刊总数的近80％之多，通过外人的视角看中国，可以更全面地恢复历史原貌。这是一块不可忽视的领地。然而，鉴于语言方面的障碍，涉足这方面的学者少之又少，因此，急需补上这块空白。我们期待着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工作更加深人，取得更多的成果。
（作者单位：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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