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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青花瓷器兴起原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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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3874465.htm
  有关青花瓷器的起源,历来争论颇多。或有观点认为青花瓷器起源于唐代,或有观点反对这一判断。而人们对于青花瓷器成型和初兴于元代,则是没有异议的。
  二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而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始于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在征服土蕃一部时,曾对藏教喇嘛表示信奉,由此他顺利地征服了土蕃较大一片区域,此举奠定了蒙古贵族与藏地贵族的密切联系,也奠定了蒙古贵族信奉藏传佛教的基础。
  继成吉思汗之后,阔瑞王子实行宗教统管西藏的策略。他写信邀请萨迦派法王萨班到凉州会晤。“萨班遂并以当时藏传佛教各派中实力最强大的萨迦派为联系对象。率其侄八思巴与恰那多吉前往。在这次会晤中,萨班代表西藏地方势力与蒙古王室达成协议。从此西藏归顺了蒙古。”忽必烈继位以后,不仅主持佛道辩论,还封八思巴为国师。
  《元史·释老传》载:“帝师八思巴者,土蕃萨斯嘉人。……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宇。”至元元年(1264年)八思巴领总制院事,管理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至元七年(1271年)受封“大宝法王”。
  在藏传佛教修习活动的法器中,无论是佛身还是曼荼罗,本身是饰有颜色的,而且这种颜色对于佛身和曼荼罗的境界有直接的意义。法器的制作需要工艺制作的功夫,这种功夫就是要使工艺形象以及上面的色调为藏传佛教的精神境界服务,这样颜色本身的含义就是深刻的。
  如法王周加苍所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的诗文说:“未经多日,有一天他明显地真实看见有一座面积适中的曼荼罗,中心的颜色如用上好的靛青涂抹而出的那样鲜艳,而且极为莹彻,久看不厌!坛体为圆形,周边有如五彩虹光构成光网,在其面积适合的青色中心点上,明显现出一尊结跏跌坐的至尊文殊(胸间现有)色如红花的‘阿惹巴扎那’咒文,久看亦不厌足。”
  在元代,藏传佛教的佛像和供器出现瓷制品,反映出蒙古族统治者为了统治汉族地区而尊重汉地文化,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统治而尊崇藏传佛教。尊重汉地文化的表现之一,就是用瓷器这种汉族地区的传统工艺作为宗教祭祀的供器;而瓷器作为供器所服务的宗教不是别的,是藏传佛教。这样藏传佛教和瓷器就结合在一起。
  青花瓷器的色调是蓝色,而蓝色在藏传佛教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善妙莲华《西藏佛教图像学》(以下简称图像学)中说:“中国人用红、金以示喜庆,西方倒以红表愤怒、危险、和勇气,又以绿表示嫉妒等。同理西藏佛教本尊之颜色变非偶定,而代表其内在本质。”关于藏传佛教五方佛之系统,《图像学》说:
  “部刚金色蓝央中
  智性体界法:嗔
  佛动不:蕴色
  母佛在自:天空”
  熊寥《元代青花瓷器装饰》中说:“元代青花瓷器与同时代各个部类艺术相比,显得更加不可遏制地从蒙、藏喇嘛教文化吸收营养,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元代中前期烧造的青花瓷器,主要是为佛道供器或殉葬明器而制作的,笔者所持的这个看法,可从出土实物得以佐证,出土的元代中前期青花瓷,如元代延祜己未(公元1319年)墓出土的元青花牡丹塔盖罐,杭州前至元13年(公元1276)墓元青花观音塑像,江西省博物馆收藏的“至元戊寅”(公元1338)款的塔四灵盖罐和青花釉里红楼阁式谷仓,均属佛道器物或殉葬明器。正因为元代中前期的青花瓷的制作,大都供佛道或殉葬之用,所以它就不能作为生活用瓷和陈设用瓷投放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于元代中期至顺年间(公元1331——1332年)沉没于南朝鲜海域的中国元代沉船内打捞出一万八千多件瓷器,内中有元代全国各大窑口,唯独不见一件青花瓷,成书于元代至冶——泰定年间的蒋祈《陶记》内,也不见青花瓷生产和销售的记载。而元代虽然对各种教派均不歧视,但蒙藏奉行的喇嘛教却受到极大推崇。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尊土蕃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并命其创制蒙古文字。八思巴之后,喇嘛相继为帝师。嗣后,历代皇帝即位时,俱受其戒,而且后妃公主无不膜拜顶礼。既然元代中前期的青花瓷的生产,主要服务于当时的佛道及其礼仪,而元代佛道又以喇嘛教最为隆盛,那么元代青花瓷器的装饰艺术深受喇嘛文化的影响,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元代青花瓷器中服务于佛道及其礼仪的器物,其装饰也必然服务于佛道及其礼仪的需要。我们在这些器物上看到带有藏族文化色彩的八吉祥纹、串珠纹、垂云纹、方形莲瓣纹等。如至正年(1276年)制作的青花观音像胸部饰以垂云纹,河北省保定出土的青花釉里红镂雕大盖罐上以串珠组成开光形式元延右己未墓出土的青花塔盖罐上饰莲瓣纹、上海博物馆藏青花莲瓣纹盘上的莲瓣纹中饰八吉祥纹。云彩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吉祥意义,如“云彩为衣裳发辫为佛珠”“佛陀在世上聚起教法的祥云……。”即为此意。串珠纹又称缨络纹,亦具有吉祥的意义,如“师之善名如美璎,美女项饰增光荣……。”莲瓣纹元代以前即已出现,元代时,瓷器上的莲瓣纹开始模仿藏地佛塔须弥座上的莲瓣纹,变形成规矩的形式。八吉祥纹,有法螺、法轮、宝伞、钟、花、瓶、鱼、盘肠组成,其形象来自藏传佛教的法器。
  上述《西藏图像学》中鲜明地反映出五方佛系统的中央饰以蓝色。蓝色反映的是天空,而元代时以瓷器为祭器,以其上面的蓝色装饰来反映天空的境界,也反映的是蒙古族对于天空的观念。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共同的自然崇拜是对于天的崇拜。如《史记》载:“其明年(孝文六年,前174年),单于遗汉书月:‘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倨傲其辞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反映出天授予单于统治人间的权力的观念。
  《蒙古秘史》中说:“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在蒙古人的思想观念中,“长生天”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原始社会中。蒙古人的“天”是被人格化了的自然事物,并不具有社会内容。到了12世纪前后,蒙古社会向封建的宗法社会过渡,“长生天”意即“永恒的天”的观念开始深入到社会的机制中去。如“但是,当我们细心翻阅早期蒙古史料时,就会有这样的感觉:13世纪前后的蒙古阶级社会有一种极温和的色彩,封建主同牧奴之间的关系比较缓和,乃至以兄弟,父子相称。家中幼子继承父亲的葛尔朵,社会组织以血缘部落为单位,成吉斯汗建国后,依旧以孛儿只斤氏家族为中心(包括一些外姓勋臣),进行了领土分封,整个社会呈一金字塔形:血缘各部落——千户——万户,最后达到顶端一一无上的君主,完全是家天下。事实证明,当时的蒙古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天’思想在这种新形势下,不仅未被淘汰,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升华到鼎盛阶段。”这样,“长生天”可以支配人间的尊卑和富贵,这种支配力量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而在另一面,当蒙古社会动荡,人民迫切希望统一的时候,他们便把希望寄托于某一统治者。由于统治者代表着上天的意志,因而治乱理政,处理社会尊卑富贵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成吉斯汗得以起家,成就统一蒙古的霸业。   忽必烈即汗位后,提出“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莫如实惠”的理论。其“……用‘至诚’一语来表达自己世界观的核心内容,这不论是从他多年接触汉族文化的经历和任用众多汉族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来看,尤其是从相似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内容来看,都可以断定,‘至诚’一语是他从子思的《中庸》篇中引为自用的。”而《中庸》中讲: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这样,藏传佛教五方佛中心的天,与蒙古族思想观念的“长生天”,汉地儒家文化中的“天之道”,就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融合在一起。
  如“比如,忽必烈在政治上‘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民’; 定法律,审刑狱”,‘妆生杀之权于朝’,使‘诸侯不得而专’;‘设监司,明黜陟’,使‘善良奸窳可得而举剌’;‘务一万方’,严禁‘不随我朝’的现象存在,把全国领土完全置于中央集权制统治下加以治理,从而使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大统一的多民族同生共存的大元王朝……。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忽必烈的‘拯民’‘实惠’的救世主思想,是他的‘应天’‘至诚’观在历史观上的具体反映。因此,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拯民’‘实惠’思想及其实践,是他‘应天’‘至诚’观的既实在又具体的‘至诚’内容。所以,‘拯民’‘实惠’的救世主思想及其实践的结果,当然不是其拯救民众和给人民带来的‘实惠’本身,而是忽必烈‘钦应上天之命’而成为‘实可为天下主’——个统治压迫各民族人民的封建皇帝。
  如果把思想观念和现实的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就可以明确地显示出所谓的“天”,实际上反映的是皇权本身和中央集权的统治,而“天”的色调蓝色则不过是体现这一意义的物化符号。在这一层次上讲,元代青花的兴起,是由于其蓝色体现了皇权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因而使青花瓷器成为元、明、清时期瓷器的最重要品种。
  从工艺上讲,景德镇青花瓷器受宋代吉州窑釉下彩工艺的启发而成。如冯先铭讲:“江西省宋代名窑有景德镇和吉州两窑,产品行销国内各省,景德镇晶莹如玉的青白瓷博得假玉器的美称。宋代两窑产品也行销海外,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都出土有一些景德镇青白瓷和吉州窑玳瑁釉、剪纸贴花、剔花等黑釉瓷器及釉下彩绘瓷器。”另如清代朱琰《陶说》中说:“《矩斋杂记》:相传陶工作器,入窑变成玉,工惧事闻于上,封穴逃之饶。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
  三
  总体上讲,青花瓷器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皇权统治的产物,是多民族文化交汇整合的产物,是中国古代造物方式得到升华的产物。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封建社会早已尘埃落定,但是青花瓷器却依然流行于社会,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而得到多方推崇,这说明它已经脱去了自身的精神意味,而保留了审美意趣。
  参考文献:
  (1)《西藏风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
  (2)法王周加苍所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青海人民出版社
  (3)善妙莲华《西藏佛教图像学》
  (4)熊寥《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5)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民族出版社。
  (6)《史记·匈奴列传》。
  (7)《蒙古秘史》开篇。
  (8)乌恩《浅论蒙古族“长生天”思想产生及演变的根源》,巴干、赵智奎、陈红艳编《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民族出版社。
  (9)巴千《忽必烈“应天”“至诚”观及其体系简论》,巴干、赵智奎、陈红艳编《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民族出版社。
  (10)冯先铭《中国陶瓷考古概论》《中国古窑址瓷片展览》,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出版。
  (11)清代朱琰《陶说》卷二《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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