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写理论看《阿Q正传》四个英译本对比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俞庆

　　[摘要]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自面世之日起，以其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赞扬和喜爱，而其英译本的研究更是长期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成果屡见不鲜。本文运用改写理论，通过对《阿Q正传》四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关键词]改写理论 《阿Q正传》英译本 意识形态 诗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5-0018-02
　　引言
　　《阿Q正传》作为鲁迅先生得意作品之一，它的叙事方式、人物刻画手法丰富多样，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广受好评，因此而享誉国内外文坛。学术界对该部小说及其英译本的研究从未中断。到目前为止，对它原文本和英译本的研究有戈宝权的《阿Q正传在国外》（1981），刘家思的《打开<阿Q正传>的新窗口——论邹七嫂形象》（2008），汪卫东的《<阿Q正传>：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2011），以及汪宝荣的《评〈阿Q正传〉中方言双关的英译》（2010）和《鲁迅小说英译历程综述》（2010），等等。国内利用各种理论对《阿Q正传》及其译本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有不足。本文借助改写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对《阿Q正传》的四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本文中这种对比分别集中在词汇和句法方面。
　　一、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或称操纵理论，在多元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操纵”（Manipulation）一词由Theo Hermans（赫曼斯）首次提出。持该理论的主要学者有Andre Lefevere（勒菲弗尔）和Susan Bassnett（巴斯内特）。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和名声的操控》（1992）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翻译就是对原文本的改写”的概念。他还提出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问题，认为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本身，而应把翻译看做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从而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它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勒菲弗尔，2004）在文学系统和其他社会系统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文学系统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即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前两个为内部因素，主要是指文学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比如教师、评论家、翻译家等，他们关心文学是怎样的以及社会是怎样的；而后一个为外部因素，主要是赞助人的力量（patronage），它指的是宗教组织、政党、出版社、媒体及政府等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作品产生和传播的个人或机构。
　　二、从改写理论看《阿Q正传》四个英译本的对比
　　（一）四个英译本及其译者介绍
　　迄今为止，《阿Q正传》有多种英译本，分布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这些译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对《阿Q正传》做了不同的解读，为更好地理解和传播鲁迅的作品和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对其中最有影响的四个译本进行对比和分析：第一个为梁社乾译本（The True Story of Ah Q），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译本为小说最早的英译本。第二个为王际真译本（Our Story of Ah Q）于1935年在纽约的《今日中国》月刊上连载，后被收录在他的译文集《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中，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41年出版。第三个为杨宪益、戴乃迭在1952年翻译的“The True Story of Ah Q”，由外文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后被收录在《鲁迅短篇小说集》。该译本被认为国内最权威的译本。第四个为美国学者威廉·莱尔翻译的“Ah Q——The Real Story”，收录在鲁迅小说集《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1990年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梁社乾是一位美籍华人，1925年5月起，他与鲁迅一直保持书信联系，直到次年年底，内容涉及请求作者同意其翻译《阿Q正传》、释疑解难、校阅译稿等。可见译者尊重鲁迅，“态度认真”。（林万菁，1985：3）王际真是美国的华裔学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为当时译介鲁迅作品的主要译者。杨宪益和戴乃迭是20世纪40～90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的翻译界泰斗，更是一对惊才绝艳、绝无仅有的夫妻翻译大家。杨本人年轻时曾去牛津大学深造，学习古罗马文学、中古法国英国文学等，获得希腊拉丁文及英国文学荣誉学士和硕士学位，这些背景为他的中英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夫人戴乃迭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后又回英国学习，精通两国语言，熟知两国文化，同时典型的英国英语为他们的翻译增添了鲜明的色彩。莱尔是一位美国学者、翻译家，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并从事汉学研究。对鲁迅的热爱使他在翻译其小说时更具有目的性，即希望美国的广大读者能够读到一个语言简单、通俗易懂、行文流畅的译本，从而提高鲁迅及中国文化在欧美的受欢迎度。
　　（二）意识形态与四个英译本
　　译作的形象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一种是译者自身的思想意识，另一个则是当时在接受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论域有关的问题。在勒菲弗尔看来，翻译并非是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Lefevere，2004b：14）本部分将从词汇方面对四译本进行对比。
　　例：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鲁迅，2000：6）
　　梁译：On his particular occasion， the Venerable Mr.Chao's son had attained the rank of Hsiu-t'sai.The booming of gongs announced the arrival of the good news in the village.（梁社乾，1926：3） 　　王译：This was at the time when the gong-beating messengers brought news that the son of His Honor Chao had passed his examination.（王际真，1941：79）
　　杨译：This was after Mr.Zhao's son had passed the county examination and，to the sound of gongs， his success was announced in the village.（杨氏，2000：7）
　　莱译：That was the day Old Master Zhao's son passed the Budding Talent exam，with a clang-clang of gongs and all the usual pomp， the good news arrived in the village. （Lyell，1990：103）
　　在中文中，“太爷”一词一个意思指的封建社会时期仆人对男主人的尊称。在《阿Q正传》中，赵太爷是一位封建地主。梁社乾在翻译“赵太爷”时用了“venerable”一词来修饰。该词意为“可尊敬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形态，对地主充满畏惧和尊敬。梁用这个词更加贴切反映了当时的意识状况。王译中用了“his honor”，意识形态色彩偏淡，在欧美社会比较常用，符合读者的语言习惯，因此容易被接受。杨译本中直接用了“Mr.”一词，这是一个中性词，意为“先生、阁下”，失去了那种封建色彩。杨氏译本完成于新中国刚成立时期，国家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各种旧的或者带有封建意味的词都受到归化处理。莱尔作为一名美国学者，翻译该作的时候处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意识呈现多样性，更偏向自由包容，“old master”这个词很好地体现了当代美国人的口语特征。
　　同样地，“秀才”这个词在汉语里指“通过县级科举考试的学员”，是封建社会特有的词。梁译考虑到了该词的特殊性，为了不失去封建色彩，遂采用了音译，以保留中国特有文化。王译通俗地译成“通过考试”，语言简单明了。杨译把该词翻译成“passed the county examination”，做了释意处理；而莱尔则为了体现美国社会意识方面的自由，则用了“Budding Talent”意为“新秀”，虽然没有了那种“通过考试”的感觉，但是基本上意思传达了出来，并且很符合美国社会的文化和意识习惯。
　　（三）诗学与四个英译本
　　诗学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型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类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观念，即文学在社会系统中起了或应起什么作用。诗学反映了在文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的写作手段和“功能观点”。在翻译中，诗学往往影响着译者的改写方法及改写策略。本部分从句法层面分析，通过句子和句子之间的比较可以使译本对比更加直观。
　　例：……但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见面还胆怯，独有这回非常武勇了。
　　梁译：…still in dealing with ordinary folk， who were accustomed to fighting， he was humble and meek；but on this occasion he waxed exceeding bold.
　　王译：…If the challenge had come from one of the idlers in whose hands he had suffered ignominious defeat.…But he did not feel any need for caution on this occasion.
　　杨译：…he was rather timid when confronted by those loafers accustomed to fighting. But today he was feeling exceptionally pugnacious.
　　莱译：…all of whom would just as soon fight as have breakfast.In fac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he had dared to put on such a martial display before one of them.
　　从上例，可以看出莱尔译本和王际真译本在语言使用上比梁译和杨译更简单，更通俗易懂，更加口语化，基本没什么复杂词。梁译和杨译更侧重于忠实原文，这与当时的文学背景和诗学有关。梁社乾虽身处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但在翻译《阿Q正传》时仍然深受当时中国国内的文学形势和翻译风尚影响。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国内文学界渴望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以丰富本民族文化，同时希望翻译本国作品以传播中国文化，当时翻译的主流是以忠实于原文的翻译，而且梁氏为了把中国文化带向美国带向世界遂采用了忠实原文的方式。王氏非常注重读者的地位，翻译时偏向用口语化的语言，以使读者更容易接受。杨氏翻译该作的时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无产阶级文学占主导地位，翻译活动受到政治文化环境影响，也侧重于忠实原文。而莱尔翻译该作时为20世纪90年代，当时西方翻译界盛行描写性翻译研究，译者可自由选择翻译文本及翻译方法，同时为使自己译本得到广泛接受，莱尔采用美式口语语言进行翻译，例如“武勇”这个词莱尔将其翻成武术表演，而梁译和杨译都用了比较复杂的词，不利于一般读者的理解。四个不同译本把原句的语言特色通过不同的表达方法表达了出来。 　　三、结语
　　翻译就是一种改写，对译本的改写往往受到译者所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梁社乾虽出生在美国，但其翻译受到当时中国盛行的直译意译风尚和文学运动影响，并与当时的封建意识形态有关，因此译本更侧重忠实性，采用异化策略，译文生硬，欠通俗流畅。王际真时期，欧美左派意识形态和文学兴起，鲁迅的作品受到欢迎，同时王本人倾向口语化的语言，以读者为中心。杨氏夫妇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该作，深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影响，同时为了符合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审查需要，采用了直译异化的策略，译文优美，但用词复杂，带有明显英式英语色彩。莱尔身处20世纪90年代，采用欧美当时盛行的描写性研究，深受美国霸权文化的影响，对外国文学译入删改不少，译文侧重于归化，美式口语风格较明显，这也与译者自身的读者定位有关。笔者认为这四个译本没有优劣之分，每一种译本都是特定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有其时代局限性，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审视它们，而应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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