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史学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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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瑶
[摘要]唐时，佛教在天竺已渐趋衰微，但在中国的发展却达到了巅峰。而唐人对佛学的研究，更有极高的成就，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佛教与史学之间互相影响。佛教充实了历史撰述的内容， 影响了史家的思想，尤其在历史笔记中有丰富的反映。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相继出现了关于佛教记载的史书，这些史籍既使传统文学得以发展，更使得佛教文化得以传承，并对传统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反之，传统史学也影响了佛教史书的观念。
[关键词] 唐代；佛教；传统史学；佛教史学
一、唐代佛教的宗派兴衰
在南北朝时代，佛教虽已有若干宗派，但大都在始创阶段，仅具雏形其成实、净土、三论、律、禅、天台六宗到唐朝才开始盛行。此外，又有不少新宗派兴起，重要的有法相、华严、密（即真言宗）、俱舍诸宗，前三者为大乘教义，俱舍则为小乘。
唐代佛教各宗派的盛衰，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由唐初至玄宗，后期始于“安史之乱”。前期佛教盛于北方。唐初，京师盛行法相、华严二宗。法相宗又名唯识宗，其宗师为玄奘。贞观元年（627），他赴天竺游学，贯穿西域的伊吾、高昌和北道诸国，越葱岭至西突厥国境，再南下经西域西部诸国，终抵天竺。他游学17年，历56国，于贞观十九年（645）返国，其后译经说法，创立法相宗。法相宗着重心理学（唯识）及论理学（因明）的研究，认为宇宙万有皆是识的表现；它以因明的方法，分析心理，多至660法，可以说是纯学理的探讨，全无宗教的意味。这派思想，在天竺渊源甚久，玄奘则受教于天竺的戒贤大师。
华严宗以研究《华严经》得名，始创于天竺佛徒龙树。华严宗隋时传入中国，初祖杜顺（即法顺），颇受炀帝及唐高祖的敬重，并赐号“帝心尊者”。二祖智俨居于长安城南的终南山，努力弘扬师说。至三组法藏（即贤首大师，与玄奘同时），华严宗趋于极盛。此宗以研究心理学为主但持论与法相不同，认为客观的世界可以脱离主观而存在。
法相、华严二宗盛行时，其他宗派均为之失色，只有天台宗流行于南方，但声势仍不能相抗。武后以后，法相、华严渐衰。继之而起的有北派禅宗和密宗。禅宗的始祖为菩提达摩，到武后时，分为南北派。北派的宗师为神秀，南派的宗师为慧能。密宗以秘密“真言”（即咒语）立宗，故又名真言宗。至唐中叶，密宗由日本弘法大师空海传入日本，世称“东密”。此外律宗自唐太宗时，道宣大师依四分律树立佛徒生活规范后，基础渐固（佛教经典分经、律、论三部，统名“三藏”。佛的佛法曰经，佛的教诫曰律，弟子学者研习经律而有所著述曰论）。此宗虽未极盛但持续时间较长，它的理论于玄宗时由扬州的鉴真大师传入日本。
后期佛教的中心在南方。“安史之乱”后，北禅衰微，而南派禅宗大盛于江南。天台宗受其侵逼，日趋没落。神秀和慧能都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而慧能又是弘忍衣钵的继承者，佛徒尊之为六祖。南禅的宗义，以顿悟为本，北禅则主渐悟，但两派思想的主旨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禅宗思想与天竺佛教的出世思想颇为不同，与法相宗的科学思辨更不相类。禅宗思想的光大，可以说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它使佛教从繁文缛节、烦琐的思辨和天竺的形式中解放出来，加以简易化和中国化。前期的法相宗因宗派渊源于天竺而又崇尚细密的思辨，所以其工作着重于留学和佛经的翻译。到禅宗昌盛，佛徒们大规模的译经和留学都终止了，继之而起的是对心性的讲求和对生活的体验。唐武宗灭佛后，各宗衰微，唯有禅宗以秉守简朴的宗风而受祸较轻，仍为士大夫所普遍崇信。此外净土宗也因宗义简单得以在民间流传。
二、唐代佛教史籍的体裁
中国佛教史籍的体裁丰富，众多的史书编纂体裁反映了中国佛教史学的繁荣。主要的佛教史籍体裁有以下几种。
其一，传记体。中国佛教史学中绝大部分是记载历代僧人活动的传记著作。历代为佛门高僧树碑立传的事业绵延不绝，正是这些僧传构成了中国佛教史学的主体。这些僧传虽以写人物为主，但人物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活动，因而僧人传记必然涉及一切有关佛教的大事，如佛教的兴衰、经典的译注、宗派的建立以及典章制度、寺院建筑、国际佛教交流等。传记体佛教史籍分为专传、类传和总传三种类型。
其二，志乘体。佛教志乘体史书包括一地之志、一山之志和一寺之志。现存最早的佛教地志是北魏杨街之所撰《洛阳伽蓝记》5卷。洛阳自东汉明帝建白马寺始，到晋永嘉年间有佛寺42所。北魏迁都到洛阳后，佛寺陡然大增，最盛时达1367所。后来孝静帝迁都邺城，洛阳残破，还余寺421所。该书所录主要是规模较大的寺庙，从城内开始，次及城外东、南、西、北，分为5卷，很有条理。所记内容包括寺庙地理位置、寺庙兴废、寺内布局、经像文物以及与寺宙有关的人物事迹。佛教山志早期的有唐《古清凉传》，作者是慧祥，全书5卷。
其三，经传体。经传体是专门记载某一佛经传习源流的史书体裁。影响较大的有唐代慧禅的《弘赞法华传》、法藏的《华严经传记》和僧祥的《法华经传记》。由于《法华经》是天台宗的根本经典，《华严经》是华严宗的根本经典，故它们又是反映这些宗派历史的宗派史。
其四，类书体。中国史籍汗牛充栋不易寻检，故自魏文帝时编《皇览》始，出现了一种辑录历代史料、分门别类编排的类书。佛教史家也起而仿效，出现了一些佛教类书，如《法苑珠林》、《释氏要览》和《大藏一览》等。《法苑珠林》共100卷，唐代道世所撰。全书将佛教史实分类编排，共100篇。篇各有部，部又分目，共640余目，每目均以二字为题识。每篇前有述意部相当于序论，篇末或部末有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书中引证必注出典，与一般类书体例相同。凡引经论都以书名在前，引传记则书名或在前或在后。凡作者耳闻目睹之事也注明见闻来源，表明其说有证，而非虚构。
其五，目录体。目录体佛教史书以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为例，全书分为帝年、代录、人藏录三部分和序目1卷。帝年为年表，年下间注佛事时事，或所出佛经。代录则分述历代翻译佛经情况，考证译经年代、译场、部帙卷数、译出次第、诸家著录等，并附译者传记。人藏录即隋代现存之经目。后来的《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皆如目录体例。 三、唐代佛教史学对中国学术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是佛教经典的翻译。天竺的佛教思想借着这些翻译的经典在中国散播，使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变化。佛教徒的译经工作从两晋南北朝到唐朝从未间断过，而唐代的译经工作，其规模和成就远超前代。唐代第一位译经大师是玄奘，他于贞观十九年（645）自天竺返国，携回佛经657部，5200卷，多为大乘经典。同年，太宗在长安弘福寺设立译场，命他主持译经工作，并命宰相房玄龄等广召硕学沙门20余人相助。其后他虽因主持各寺院屡次移居，但译事始终不辍。玄奘从事译经，前后历19年，共译经律论75部，1330卷。唐代的译经事业在玄奘时代达到最高峰，之后译事渐少，但仍有不少成就。玄奘以后著名的译经者有义净、实叉难陀、不空等人。
除了经典的翻译，唐代僧侣在学术上尚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唐代佛教史学对中国唐代史学的另一贡献是丰富了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史料，填补了传统史学中的许多空白。唐代有不少僧侣曾把他们赴天竺求学所经历的国家和见闻记录成书，这类书籍不但对唐人的地理知识大有裨益，更成为后世研究当时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传》等著作除记载中国本国外，还记载了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情况，成为研究5世纪初到7世纪亚洲历史的重要史料。特别是《大唐西域记》保存的古印度史料更是弥足珍贵。
四、传统史学对唐代佛教的影响
佛教影响了唐代史学，中国传统史学也影响了唐代佛教，二者彼此交融。 有人说“唐代浮屠多通经史”，如京师西明寺慧琳以“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成《大藏音义》一百卷”。唐代僧人或在出家前接受过经史的熏陶，或在出家后博综内外典籍，丰富自身的文化素养。总之，俗世的史学是他们学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唐初的儒释道辩论中，史学往往还成为僧侣们强有力的论证工具。
佛教自汉末传至中国经历了一个传播、发展、繁荣、衰落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适应着在中国传布的需要而逐渐中国化并影响着中国学术特别是唐代史学，一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连续性、完整性以及记载形式的多样性都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的佛教徒在这一悠久史学传统的影响下也陆续把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积累成了卷帙浩繁、内容广博的佛教史籍。自魏晋以来，佛教几乎涉及到历史问题的各个领域，研究中国历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同样，研究中国史学史也离不开对佛教史学的研究。
[参考书目]
[1]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玄奘，辨机.大唐西域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严耀中.试论佛教史学[J].史学理论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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