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视角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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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康
摘 要：农民工是备受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农民工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直接影响其融入城市的程度。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复杂而多样进而导致该问题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本文根据经典社会学理论，将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视角分为五类：制度依赖理论、文化融合理论、社会适应理论、社会排斥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并概述相关研究现状。
关键词：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理论视角；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9-0025-02
一、基于制度依赖理论
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的身份制度[1]是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和其特殊社会阶层的最主要的原因，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的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的不平等，是城乡差距巨大的最根本原因，其进而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在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对于这种不平等的感知深深地影响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部分学者认为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而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体都没有改变现行制度的激励。农民工也就慢慢地放弃了其改变身份的努力[2]；也有学者认为是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农民工现在的特殊地位[2]。
针对城乡二元分割的现状而导致的影响，李强教授提出了“三元社会结构”，在传统的城市居民和农民身份外的一种新的身份群体——城市农民工，这类群体与农民相比是一个占有一定社会资源的群体，但同时也是被排斥于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周大鸣教授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他从分配制度、职业分布、消费娱乐、聚集方式和社会心理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导致了城市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系统。
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改革的逐步推进，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渐的消弱，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在经济上的身份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但是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消失，它们的存在使得进入城市的农民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困境，可以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是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
二、基于文化融合理论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学者帕克（R.E.Park）通过研究美国著名移民城市芝加哥发现，移民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在刚进入迁入地时，由于不懂或不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因而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通道，他们只能在边缘地区暂居，通过从事廉价的体力劳动求生。后来他们逐渐地接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认同于主流社会族群，进而实现城市的融入。
帕克对于移民身份和文化强调的是与主流文化的融合与同化，也有学者主张“文化多元论”，与“同化论”强调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对原有社会习惯和传统的抛弃不同，“文化多元论”强调不同群体有保留自己独特的社会习惯和传统习俗的权利[4]。
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同样存在“同化”还是“多元”两种情况。进城农民工如果在社会交往方面非常积极、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活跃，以大众传媒接触或者其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城里人”为参照群体，从生活方式到消费习惯上对参照群体进行模仿，其最终可能是实现了与城市文化的同化融合。而“多元”的情况其实更为突出，部分进城农民工在进城之后依然保留着家乡的生活习惯，交往对象也大都是同乡，这种行为就是在城市里重建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5]。农民工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其同乡，主要的社会交往对象也是同乡，虽然在城市里工作，但是与城市人有限的交往使得他们选择保留着家乡的各种习俗和生活习惯。
三、基于社会适应理论
进城农民工要适应城市社会的生活，可以归纳为经济、社会文化、自身心理这三个方面的适应。目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仅仅停留在经济方面，由于农民工特殊的身份、有限的受教育程度等自身特点，他们无法在社会文化和自身心理方面进一步的适应城市社会，因此逐渐形成的过客心理，使得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从而在主观上更加认同自己的“农村人”的身份[6]。
有学者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工仅仅是完成了社会角色（从农民到工人）、资源获取方式（从依赖土地到不依赖土地）和空间位置（从农村到城市）的改变，而并没有实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社会文化和自身心理层面上的转变，因此他们尚未完全融入城市[5]。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从事二三产业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相比，他们在资源获取方式上更加地脱离农村依赖土地的方式，与此同时，他们更多地接触到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更多地接触到媒体提供的各种社会文化方面的资讯，他们对于城市的主流社会文化有了更明晰的理解，对于城市现代性有了更多的向往，或许这也会促使他们从自身心理方面去改变，进而适应整个社会，但同时乡土世界、农民工脑海中的想象世界、真实的城市世界和具体的工作生活的实践世界交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四个世界的巨大差别，新生代农民工能否有效的适应，抑或是这四个世界的巨大差别，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有学者认为，乡土性在他们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较大的路径依赖作用，获得一些现代性特征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适应、融入城市[7]。
四、基于社会排斥理论
社会排斥是一些个体因为地位、能力、社会资源占有的缺乏或只是因为歧视而无法公正平等地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活动、处于社会边缘的过程。社会排斥的种类多种多样，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排斥，同时也包括个人、群体和空间的排斥。
在农民工研究方面，农民工赖以生存的就业情况是研究的热点，因为农民工不具备定居城市的身份、缺乏合法的就业资质，往往被阻挡在正规部门劳动力需求的门槛之外[8]。“次级劳动力市场”这个概念就是来阐释农民工在就业市场方面的社会排斥，中国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隔绝，形成了一个以城市农民工为主体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这是一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 此外，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以往大部分研究都认为农民工和市民的关系紧张，农民工受到市民的歧视，这也是他们和市民起冲突时非常重要的原因[9]。随着越来越多的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出台，加之大众传媒的宣传，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紧张关系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除了在就业市场和与城市人交往方面感受到的社会排斥外，部分有孩子的农民工还会感受到子女在受教育问题上的社会排斥。新生代农民工掌握的知识更多，维权意识更强，他们更能感受到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受教育权利、劳工权利等方面的社会排斥，这对于他们对城市市民身份认同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和障碍。
五、基于社会建构理论
“‘社会建构’一词最早是由Berger和Luckmann提出，他们的研究致力于探索社会现实与社会现象被建构或者被创造的方式。现实的社会建构被看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谓的‘现实’是根据人们的解释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认知行为再生产出来的。[10]”
人的身份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是一个动态的建构的过程，人的身份认同受各种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共同建构起主体的身份认同，正如霍尔所说，“社会学中的身份认同是人、机制和实践之间交互作用的建构和结果；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做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
农民工进入城市，意味着生活的物理空间和场域发生了变化，也就意味着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面临着一个重建的过程，杨嫚通过对武汉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新的信息技术，来极力使自己摆脱传统“农民”的形象，并尝试着建构自我“新生代”的形象[11]。
有学者从“市民权”概念入手，探讨城乡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作者认为，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城乡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12]。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从消费方式与身份建构方面开展研究，有学者通过研究DM杂志《头等舱》，发现此类杂志通过各种消费时代内容的呈现，实现受众的自我身份想象性的认同[13]。
参考文献：
[1] 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 徐林清.我国农民工现象的制度分析[J].岭南学刊，2002（3）.
[3] 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J].中山大学学报，2000（2）.
[4]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5] 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J].社会科学研究，2003（5）
[6]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J].江海学刊，2002（6）.
[7] 符平.青年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践社会学研究的发现[J].社会，2006（2）.
[8] 潘泽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市场排斥与边缘化研究[J].天府新论，2008（4）.
[9] 李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J].社会学研究，1995（4）.
[10] 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J].社会，2007（6）.
[11] 杨嫚.消费与身份构建——一项关于武汉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6）.
[12]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
[13] 贺艳.DM杂志：消费时代进行的身份建构——以成都DM杂志《头等舱》为例[J].新闻大学，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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