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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磁州窑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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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白地黑花”是古代磁州窑器物最典型的标识,换句话说是它的独有特色。那么,近代磁州窑器物的特色是什么?青花和五彩瓷器替代了“白地黑花”,成为这个时期新的亮点。本文结合有关资料对磁州窑青花瓷器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做一番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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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州窑兴起于北朝,宋金元时期发展成为北方地区民窑最杰出的代表,到元末漳河流域的观台窑与滏阳河流域的临水窑均因自然灾害而断烧。而滏阳河右岸的彭城窑地处滏阳河上游,它创烧于北宋时期,金元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考古出土的“滏源王家造”瓷器便是这一时期彭城窑烧造器物的代表。(图1)自明代肇始彭城窑继承了磁州窑的“香火”,成为磁州窑的唯一烧造中心,所以明代以后的磁州窑就等同于彭城窑,享“南有景德,北有彭城”、“千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美誉。清末、民国时期的彭城窑,因受景德镇等地的影响,一改往日的装饰风格,开始烧造青花瓷器,并大行于世,很快就得到了北方地区普通民众的认可,千年的炉火再燃烈焰,古老的磁州窑艺术又吐出艳丽的新蕊。在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彭城镇及周边一带,至今还保留有分散多处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烧造瓷器的大量馒头窑遗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磁州窑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图2)
  磁州窑白地黑花装饰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瓷器由胎装饰向彩装饰过渡的完成,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彩绘瓷器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图3)虽然近代磁州窑的发展只有短短的百年时间,但随着时代的俱进与发展,它的装饰技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清道光年间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彭城窑青花装饰技法被广泛运用,一下子就改变了数百年来白地黑花的装饰艺术风格,形成了青花“一枝独秀”的新格调。(图4)自上世纪20年代后期到新中国建立初期,彭城窑的装饰艺术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广泛采用了釉下五彩和釉上五彩装饰的新方法,其装饰风格又从青花的“一技独秀”演变成为青花、五彩瓷器“满园春色”的崭新天地。(图5)
  彭城窑青花瓷器的装饰技法,是绘瓷工匠用毛笔蘸一种钴的颜料在晾干的器胎上直接绘出各种图案,而后上釉再入窑一次性高温烧成的制瓷工艺。根据考古发现,我国青花瓷器出现在唐代,到元代的景德镇青花技法已经非常成熟,明清两代一直是皇家官窑御用瓷器的重要品种。古代的“白地黑花”与近代的青花瓷器同样是釉下彩,宋代磁州窑成熟的釉下绘画技艺曾经开启了我国瓷器绘画的先河,为近代彭城窑青花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所以说清末时期彭城窑开始烧造青花装饰的瓷器有着极其深厚的根基和渊源。宋代磁州窑成功地烧出白地黑花瓷器,采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绘画艺术,将山水、人物、花卉、鸟兽、虫鱼等纹饰绘制到在瓷器上,形成了一种绘画与制瓷的综合艺术成就。因此,彭城窑釉下彩绘技艺,可以说是青花瓷器装饰技艺的直接祖先,两者的区别只是使用不同的呈色颜料而已,可以说景德镇青花瓷器不仅受到了磁州窑釉下彩绘传统技法的影响,而且在器物的造型方面也借鉴了许多古代磁州窑的艺术形式。可见,古代磁州窑对我国后代的制瓷艺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广泛的。
  磁州窑传统的白地黑花装饰技艺到清中期后已成强弩之末,由于冀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民间生活使用的大量瓷器制品是制作比较粗糙的黑釉或白釉器物,不仅生产工艺简单,产品粗糙,而且装饰釉色也非常单调,器皿呆板,致使彭城窑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图6-8)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提出振兴实业、奖励工商、改革学制等一系列新的措施。“新政”的曙光也同样照进了坐落在鼓山之下的彭城镇,随之在彭城窑开始了瓷业改良活动。在清末新政中设于天津的直隶工艺总局为推动彭城窑的瓷业改良,给直隶总督袁世凯并经袁批复的文件,即《工艺总局选派磁州工匠赴江西学习制磁详文并批》(简称《详文并批》),其中记载:“惟查江西景德镇瓷器,为中国出产大宗,其制法之精,非他省所能及,即外洋亦甚称羡。现在直隶磁州产有磁窑,前经该州解送各磁器来津,交考工所陈列试验,均系粗瓷,不堪入目,亟应改良,以辟利源而广销路。……一面致函磁州岳牧,传谕窑董选佣本地老手工匠,自制坯以至成器上等聪明勤敏者各一人,并带造磁之石料、土料等各一百斤,于明年正月来津,由职局派员带往江西学习,并将磁州质料与江西所产比较试验,一俟验有把握,即延雇江西良匠带回指授,仿造并拟。俟改匠将江西细磁考求得法,后再参访西式制法。”这份呈文的形成是在1901年之后,并且得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赞同,“批据详已悉。江西景德窑名闻中外,该局拟选派磁州工匠前往学习经验,系为改良直隶磁业起见,关系甚重。应准如议照行,仰即遵照缴。”应该说《详文并批》这份文件对彭城窑瓷业改良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直接促进了青花装饰技艺的全面实施。
  自此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彭城窑以实现粗瓷变细瓷为直接目的,重点从胎质、釉色、装饰及成型、烧造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瓷业改良活动,推动了清代后期彭城窑的迅速发展。由于彭城窑有生产釉下彩瓷的历史传统,再加上受到了景德镇青花装饰技艺的影响,所以到清代晚期彭城窑便开始烧造青花瓷器。笔者在邯郸旧货市场见过一个底足内有“道光通宝”钱币模印款的青花小盘,因为这是一件孤品,所以我认为:这件器物的模印款很可能是窑工随意使用的一枚道光通宝钱作印范,不能凭此把青花器创烧的年代定为清道光时期。但是,2013年邯郸市博物馆又征集到一件清末青花小盘,盘面绘青花船帆,底足内有“道光通宝”钱币模印款,结合原来见到的那件青花小盘,笔者感到很有可能彭城窑有的窑厂在清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始烧造青花器物。(图9)自此开始到清末时期,彭城窑烧造青花瓷器逐渐蔚然成风,并逐步形成了青花“一枝独秀”的局面,而且在学习景德镇青花瓷器装饰技法的同时,还继承了古代磁州窑的艺术风格,采用青花颜料将山水、人物、花卉、鸟兽、虫鱼等纹饰绘制到瓷器上,由此也出现了这个时期青花装饰新的艺术成就。(图10-12)
  彭城窑青花、五彩装饰技法的发展演变,一直是在瓷业改良过程中进行的。据黄希文等撰民国本增修《磁县县志》记载:“吾磁瓷土之质虽佳,而以式样彩之不精良,故遭排斥,是应改进之方,以谋挽救之术也。”彭城窑早期青花的绘画材料为国产钴料(俗称“土青”) ,“土青”因颜料成分的不纯而发色稳定性较差,经入窑火烧后画面晕散现象严重,直接影响了绘画图案艺术的效果。(图13)民国以后随着滏阳河航运的日渐重要,行销冀南一带的“洋货”就是通过滏阳河水道从天津运来的,彭城窑的氧化钴原料(俗称“洋蓝”)也是通过这个途径购进的。绘制青花瓷器的“洋蓝”发色比较稳定,层次比较分明,色彩清亮艳丽,而且没有晕散现象,效果明显好于土青。由于缺少明确的文献记载,仅从目前所见到的彭城窑青花器物资料来区分“土青”与“洋蓝”的使用时间一时还难于界定,推测可能是学习景德镇制瓷工艺后的一项改进。虽然彭城窑的艺术工匠为瓷器的改良而费尽心思,但由于当地出产的瓷土成分等原因,胎色多泛青灰色,不像景德镇青花瓷器那样青白鲜明,这一差别不仅直接影响了彭城窑瓷业改良的实际效果,同时也构成了彭城窑青花装饰技艺比较明显的自身特征,虽然笨拙但显得古朴厚重。   起初,由于彭城窑绘画工匠对进口氧化钴原料的应用缺乏准确的把握,稀释程度或轻或重,所用色料多数超量,造成大量器物的装饰画面色彩过于浓重或轻描淡写,纹饰缺少应有的色阶变化,影响了瓷器的装饰效果。(图14)随着绘画工匠绘瓷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对进口氧化钴原料的准确应用,使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变,所以到民国中期以后彭城窑的青花装饰出现了浓淡相宜,发色清脆艳丽,令人赏心悦目的效果,并且生产了一批青花装饰的精致产品。但好景不长,由于日寇的入侵和自然灾荒等原因所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城窑的瓷业改良随即中断,瓷业生产便日渐衰落,广大窑主为了克服经营的困难,千方百计降低瓷器生产成本,开始大大减少了氧化钴材料的使用数量,结果造成青花装饰发色过于浅淡,且装饰图案由繁变简,多数器物的装饰图案只有聊聊几笔的花草枝叶,极大地降低了它的艺术价值,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瓷器装饰的艺术效果。(图15)
  在彭城窑青花装饰中,还有一种贴花装饰,将设计好的绘画图案制成花纸,采用人工操作将花纸贴在器胎之上,施透明釉后低温烘烤而成。据《彭城旧式陶业之情况》介绍,“最近河北省立工业试验所仅唐山启新洋灰公司,俱用新发制磁,予彭城陶业不少维新影响。如‘印花’一法,即于前年一九二九年仿行矣。”可见,彭城窑采用贴花装饰技法大概是在1929年前后,到日伪时期得到较为广泛的推广。这种装饰方法虽然失去了手工绘画灵活多变的艺术价值,但极大地提高了瓷器装饰的生产效率。(图16)
  彭城窑经过多年瓷业改良,日益受到江西景德镇等窑口瓷器生产的影响,不仅在器物的装饰风格上,而且在造型艺术上还大量仿制了景德镇窑几乎所有的器物种类,并按照当地的民风习俗,对有些器物的造型进行了改进,因此所产器物的种类较明清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近代彭城窑器物的造型,在经过模仿外地窑口之后,虽然初步改变了清代粗厚笨拙的风气,但由于器物线条缺少力度而显得有些呆板和拘泥,开始逐步失去了宋元时期磁州窑的那种敦重古朴、个性涨溢的风格。根据笔者多年搜集的大量器物资料,可以将彭城窑生产的青花器物大致分为日常生活瓷、陈设瓷、文房瓷、供奉瓷、玩具瓷等几大类别。日用生活瓷器有炊具、餐具、盛器、茶酒具、灯具、卧具等品种,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器皿,成为这一时期彭城窑的主导产品,其中还有部分黑白釉的单色装饰。(图17)陈设瓷器主要以瓷瓶、帽筒、花觚、花盆、将军罐、瓷塑动物、摆件等器物最为常见,即所谓的“巧货”,除部分器物为家庭摆设所用外,绝大部分器物还是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且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彭城瓷器生产的一大特色。(图21-22)文房瓷器是一个重要的门类,主要有画缸、笔筒、笔架、笔洗、瓷砚、水盂、印盒、镇尺等品种,虽然大部分器物制作比较粗糙,但确是人们学习生活所大量使用的器皿,其中也不乏精品,深受民间文人雅士所喜爱,它的盛行是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因素所致。(图10)供奉瓷器主要是为了满足民间各种庙宇、神龛以及家庭信仰而生产的器物,这类器物不仅种类较多,而且造型各异,大小不一,高低不等,装饰风格也各有异同,尤其是其中的瓷塑器物,其装饰手法多数是在黑白釉中间又施以青花点彩,形成了一种黑白与青花混合装饰的艺术效果。(图23-24)玩具瓷的品种也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造型的生肖动物及哨子,还有大量的各种童子人物等等,存世量也相当可观,它形象地反映了冀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这对我们从中了解冀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大众艺术以及社会风貌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资料价值。可以说这一时期彭城窑青花器物种类的不断增多,不仅是彭城瓷业发展的一个突出方面,也是进一步丰富繁荣磁州窑艺术的重要成就。
  彭城窑生产青花瓷器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更是不断满足了冀南地区甚至更广地域城乡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据《解放前的彭城陶瓷业》介绍,在1930年前后,彭城镇有大小窑主100余家,拥有窑场300家,以每家窑场平均拥有3座瓷窑计算,这个时期彭城一带应该有烧造各种器物的瓷窑近千座,每年生产的瓷器有数以亿计之多,除了大量生产的黑釉缸、盆、罐等器物之外,其中大宗产品是各种门类的青花器物。地方志书所描述中的彭城瓷器市场,“市廛连亘,磁店林列,每日送瓷……之人力者首尾接,鱼贯串插,市无隙地”。所产瓷器除在当地开店销售之外,其大量的产品主要还是通过陆路和漳河、滏阳河等水路运往华北各地,还有经陆路运至马头再转运京汉铁路运销南北各地,或由水运销往沿河城乡的广袤地域。
  民国二十年以后,由于受湖南醴陵、河北唐山等地五彩瓷器的影响,广大城乡市场对瓷器的需求随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间开始盛行五彩装饰的瓷器。彭城窑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又开始大量生产五彩装饰的瓷器,并且还出现了青花与五彩兼绘装饰风格的瓷器,尤以瓷枕最为明显,由青花的一枝独秀很快便发展成为五彩满园春色的新生面。(图25-30)
  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发展的百年时间内,彭城窑的装饰技艺不仅发生了由传统的白地黑花到青花,再由青花到五彩的两次重要变化,而且是洗心革面的变化。近代彭城窑经过前后30余年的瓷业改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彭城窑的振兴与发展,它生产的各种青花、五彩瓷器,为古老磁州窑艺术的发展、传承与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邯郸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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