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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艺术的传播功能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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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类的发展史,从传播学的视野来看,也就是人类信息传播与利用的历史。中国自古就有以绘画作为信息传播媒介的传统,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绘画都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媒介,发挥着重要的传播功能和作用,它与 “文以载道”的传统同步,共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传播学的视野探讨中国绘画艺术的传播功能属性,从新的角度解读中国绘画艺术的内涵与价值。
  关键词:中国绘画传播媒介功能
  
   中国绘画艺术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的属性,也就是说中国绘画艺术能被纳入传播系统,首先在于中国绘画艺术的传播媒介性。传播媒介的三个基本要素即物质、符号和信息,而在中国绘画艺术中表现为特殊的物质、符号和信息。所谓中国绘画艺术的物质,是指承载和构成绘画的材料和工具。在中国绘画史上先后出现的绘画材料和工具,无论是石头、龟甲、墙壁、木竹、缣帛、纸张,还是毛笔、墨和特殊的中国画颜料,它们呈现的都是可见可触的物质形态,即使最后创作出的绘画作品也是具有物质实体性的。
  作为传播媒介,中国绘画艺术的符号是指构成绘画形象的点、线、面、色、笔触等基本元素以及有它们所组成的图像。包括中国绘画艺术在内的所有绘画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视觉形象性”,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符号是一种可视的“图像符号”。正是这些“图像符号”,经过画家的妙手按照一定的法则和构图,组织和构成了一幅幅绘画作品。中国绘画艺术是一个符号的世界,了解和掌握一定符号元素,不仅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创作和欣赏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中国绘画艺术的传播媒介性也是必要的。
  任何传播现象或活动都是围绕着信息而进行的。具有物质性的实物,正是承载了信息才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实物,而成为了传播媒介。同样中国绘画艺术之所以能成为传播媒介从而具有传播功能,原因也是其能承载和传达信息。正如著名画家陈丹青说绘画是“人类的‘记忆装置’与‘认知途径’”,在这里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绘画就是人类的传播媒介,只不过这“记忆装置”与“认知途径”都必须依附于信息才能得以存在。中国绘画艺术是中国人的“记忆装置”与“认知途径”, 而且“记忆”和“认知”都指向信息。没有信息,所谓“记忆”和“认知”都没了对象,也就没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中国绘画艺术饱含了丰富宏大的信息资源。从一幅幅绘画作品中,我们不仅能获得审美性信息,而且能索取到有关社会、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的信息。可以说蕴藏于中国绘画艺术中的信息,“对于以往的人类意识来讲,是一种延续,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种表达,对于后来的接受者来说,则是一种文化遗产,起到再延续与教导的双重作用。”(张强 《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21页)这些信息以中国绘画艺术为媒介,在国人的“记忆”与“认知”之间进行着传播。
  中国绘画艺术,不仅具有材料和工具的物质性,而且也具有了建构艺术形象的“图像符号”和丰富宏大的信息资源,由此可见,它具有媒介性,是一种具有传播功能属性的传播媒介。
  另一方面,从人类的传播史视野对中国绘画艺术进行考证,不仅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可以说在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绘画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传播作用,并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
  从我国现存的古代绘画作品来看,绘画很早是被用来作为一种具有“巫术交感”性质的媒介,通过沟通人与神的交流来表达自己对自然的原始认识。即便是文明社会的早期阶段,绘画仍继续扮演着这种传播媒介的角色。礼教时期的夏、商、周和秦汉几个时代,在绘画内容日渐丰富、绘画形式也开始多样化背景下,中国绘画艺术的传播功能在各方面得以彰显。夏商周三代,“礼教殊隆”,绘画开始应用于礼教的传播,此一时期,主要绘画门类是壁画、帛画和青铜器装饰画等,而题材多以人物为主,内容传播着兴衰鉴戒、褒功挞过的图像信息,为维护礼教服务。秦朝时期,绘画进入正式发展时期,不仅帛画、装饰画等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壁画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此时的宫殿府衙普遍绘制壁画,或以精美的图案和阔绰的画面,显示封建统治的威严,或绘制历史故事,作为成败得失的鉴戒。到了汉朝,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绘画的传播礼教的功能更甚。虽然此时绘画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如经史故事、神怪祥瑞、颂德记功、宣扬威德,但主题意义多在传播“成人论、助教化”的礼教思想。在汉代,绘画除了主要传播礼教,另外在描绘世俗风情方面也多有涉猎,如独具特色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传播和表达的更多的是当时有关收获、渔猎、乐舞、戈射、攻伐等世俗风情方面的信息。
  魏晋“清谈玄学”之风盛行,绘画开始偏离传播礼教的航道,走向了艺术“自觉”的道路。随着内容、形式以及创作观念上明显的变化,魏晋以后的中国绘画,不仅先后出现和完善了人物、山水、花鸟等分科,绘画的功用也发生了变化。唐代著名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对于绘画的功能,不仅强调“成教化,助人伦”的教化作用,又重视“指事绘形,可验时代”的认识作用,并开始认识到“怡情悦性”的审美怡情之作用。张彦远对绘画功能的认识和总结可谓是集大成者,他之前和以后的绘画理论家对绘画功能的认识,大多都没能超出其教化、认识、审美怡情的范围。但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绘画的功能,无论是绘画的教化功能,还是绘画的认识和审美怡情功能,都是以绘画作为传播媒介为前提的。绘画作为传播媒介,承载和传播信息内容的侧重和区别,体现在绘画功能上就有了教化、认识和审美怡情的作用。
  中国绘画走向艺术“自觉”的重要标志,就是其不再仅仅圄于“教化”和“认识”的功用,而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也就是说自此之后,古往今来的人们,不再仅仅关注绘画所承载和传播的伦理教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信息,而转为更加关注绘画所蕴含的丰富的审美性信息。绘画是人类审美认识和审美创造的产物,也是人们交流审美信息的媒介。千百年来,传统文化滋养下的中国绘画艺术,成为了文人墨客、寻常百姓寻求精神慰籍和体悟自然、人生之美的重要媒介。特别是文人介入之后,中国绘画艺术与诗、书和印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怡情悦性”的审美价值更加得到张扬。因此,宋朝以来,文人与绘画的情愫成为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大书特书的亮点, “中国绘画史发展到后期,“文人画”不仅成为了绘画史的主流,实质上已成为中国画的‘一统天下’了”( 徐书城《中国画之美》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87页),文人画也在众星捧月中成为了承载和传播审美信息的最重要的媒介。在审美信息贫乏的时代,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中国绘画艺术所承载和传播的审美信息,不仅与本民族的艺术精神是契合的,而且在满足人们精神的审美需求方面是其它种类艺术代替不了的。总之,中国绘画艺术以视觉图像的独特方式,承载和传播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文化,浩如烟海的绘画遗作也证明了中国绘画艺术在承载和传播审美信息方面所具有的悠久历史和传统。
  有关中国绘画的传播功能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谢赫《古画品录》);“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吴道玄作此画 《地狱变相图》,视今寺刹所图殊不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旁之像,而变壮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因之迁善远罪者众矣。孰谓丹青为末技哉!”(黄伯思《东关余论》);“古者图史彰治乱,名德垂丹青。后之绘事,虽不逮古,然昔人所谓贤哲寄兴,殆非庸俗能辨。古图画意在劝诫,故美恶之状毕彰,危坦之景动色也。后世惟供珍玩,古格渐亡,然画人物不于此用意,未得其道耳。云霞荡胸襟,花竹怡性情,物本无心,何与人事,其所以相感者,必大有妙理。画家一丘一壑,一草一花,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乃为极构。”(方薰《山静居画论》)……仅仅从这些代表性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对于绘画传播功能认识古人早就有所洞察和体悟。虽然古人与今人对绘画传播功能的表述不同,但这也仅仅表现在专业术语上的差异,两者表述的意思是没实质的差别的。
  近代一些学者对绘画的传播功能也有所论述,如鲁迅在其《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就谈到了包括中国绘画艺术在内的美术的传播功能。 “播布云者,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载《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49页)在这里“播布”就是现在的“传播”之意。从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出他对美术的传播功能的认识,即是接受者通过解读美术作品的信息,来陶冶性灵和培养造就美术家。那么中国绘画艺术作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鲁迅先生对美术的传播功能的认识,同样适用于中国绘画艺术。在一定“语境”中,鲁迅先生所言“美术”实际上指向包括中国绘画的绘画艺术。
  综上所述,无论从人类的传播史以及传播现象,还是从中国绘画史都可以说明,中国绘画艺术具有传播功能的属性,它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传播作用。这也就是说,中国绘画艺术能被纳入传播系统之内,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来对其分析考量也具有了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工艺美术学院视觉传达系)
   责任编辑:刘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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