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世界遗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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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对世界遗产权威性质疑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世界遗产是各国遗产的代表作，但未必是“精华中的精华”。考虑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功能和品牌效应，文章呼吁各个国家和地区积极申报世界遗产，但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凯恩斯决议》严重抑制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遗产大国的申报进程。面对苛刻的申报政策，我们要走联合申报、项目扩展、精品战略的路子，确保申报项目马到成功；面对严格限制的申报数目，我们不能一味等待，在保护好已有遗产和申报项目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有意识地去孕育未来世界遗产，把当代的文明足迹留给后人。
　　[关键词]世界遗产；凯恩斯决议；质疑；出路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09―0086―06
　　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而又无法替代的、为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财富，它包括亿万年地球史上、人类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自然奇观、人造工程、人与自然的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地带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关于世界遗产的报道，说世界遗产是“全球最珍贵的地方”、是“最好中的最好”。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王献溥先生也认为，“世界遗产地是指具有世界遗产性质和世界价值的独一无二的自然和文化区域，是各个国家精华中的精华”。截至2005年7月17日，全球只有812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回顾亿万年的地球史和几百万年的人类发展史，难道“全球最珍贵的地方”仅此812处吗?难道世界遗产的权威性真的不容质疑吗?
　　
　　一、世界遗产权威性的质疑
　　
　　1．世界遗产的发展
　　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17届大会出台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目的是要保护那些逐渐遭到破坏和威胁的具有特殊价值的自然和文化区域。而要真正成为世界遗产，还要严格依照该公约规定的标准、程序进行审查、批准，被批准的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根据公约，1976年11月设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在不同的国家举行一次世界遗产大会，主要决定当年的人选项目，并对已人选项目的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1977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首届世界遗产大会，就遗产申报的具体事宜进行协商。1978年9月在华盛顿召开了第2届遗产大会，公布了首批12项世界遗产，其中包括8项文化遗产和4项自然遗产。截至2005年7月的第29届遗产大会，已有18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缔约国，并在137个国家范围内建立了812处世界遗产地，拥有从人类历史发展所遗留的独特的文化遗迹到受人类强烈影响但仍保持自然价值的区域乃至大面积未受或少受人类干扰的保护区。
　　
　　2．世界范围的质疑
　　在812处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628处，占77．34％；自然遗产160处，占19．70％；文化与自然双遗产24处，占2．96％。文化遗产远超过自然遗产，这是遗产类别的不平衡。当然这与文化遗产多是一处单体遗址、遗迹，而自然遗产多是大范围的原生景观有关，遗产类别决定了申请的难度不同。从地区分布来看，欧洲的世界遗产最多，达355处，占遗产总数的43．72％；其次亚洲191处，占总数的23．52％；南北美洲总共143处，占总数的17．61％；另外，非洲103处，大洋洲20处，南极洲没有分布。目前，世界遗产超过20项的国家有10个，其中欧洲的意大利40处、西班牙38处、法国和德国各30处、英国26处、俄罗斯22处；亚洲的中国31处、印度26处；美洲的墨西哥25处、美国20处。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人类起源于非洲，按说非洲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地区；“四大文明古国”除了古埃及属于非洲外都在亚洲地区，按说亚洲也应该是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地区，但目前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地区在欧洲，有319处，是亚洲的2．06倍，是非洲的4．91倍，这一结果令人质疑。再说欧洲的自然遗产的原生性、真实性，哪里能比得上南极洲呢?但是南极洲却一处也没有。目前的世界自然遗产真的是“最好中的最好”吗?遗产之旅真能让人“观止矣”吗?
　　
　　3．中国范围的质疑
　　中国目前有21项世界遗产，应该说这些都是我国“精华中的精华”了。但是，2005年10月，由《中国国家地理》主办，全国34家媒体协办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历时8个月，最终评出“专家学会组”、“媒体大众组”与“网络手机人气组”三类奖项。在专家学会组产生的115项“中国最美的地方”中只有黄山、泰山、武夷山和澳门历史城区4项世界遗产；在媒体大众组产生的12项“中国最美的地方：中只有故宫、九寨沟、黄山、苏州园林、庐山5项世界遗产；在网络人气组产生的12项“中国最美的地方”中只有九寨沟、泰山和黄山3项世界遗产。可以看出，我国美丽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在广大的西部地区，许多鲜为人知的自然奇观随着探险旅游的深入，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世界遗产是顶级的品牌旅游资源，是旅游的金字招牌，但是中国的世界遗产之旅，真能代表中国的旅游形象吗?真是“中国最美的地方”吗?
　　
　　4．保护功能的质疑
　　世界遗产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那些逐渐遭到破坏和威胁的具有特殊价值的项目，因此世界遗产的评选一定要以遗产保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绝不能仅仅为了遗产的区域平衡、类别平衡而诸多限制亟需保护项目的申报。2000年在澳大利亚凯恩斯召开的第24届遗产委员会大会上通过了《凯恩斯决议》，即限制已有较多遗产项目的国家申报，一国一年只能申报一项；对没有世界遗产项目的缔约国的申报给予特别支持，可以申请3项。从2002年开始，世界遗产委员会又将申报总额限定在每年30处，而且申报被淘汰的项目原则上不能再次申报，世界遗产委员会甚至建议遗产项目超过20个的国家和地区少报或暂停申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专家都认为，这一决定并不能有效解决世界遗产战略所期望的代表性和平衡性，更不利于更多的遗产保护。以中国为例，目前已列入遗产申报清单的项目已经100多项，如果按每年一个项目的速度进行申报，至少要排到下个世纪，但是在未获得世界遗产身份之前，这些遗产都享受不到高规格的保护和重视。类似情况许多国家都存在，这有违《世界遗产公约》保护人类遗产的初衷。2004年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对《凯恩斯决议》进行了修订，可以容许一个国家提名两项世界遗产，但其中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每年审议的总数不能超过45个，同时包括原不受限制的扩展、推迟、跨国、紧急列入项目和补充材料等在内。新修订案于2006年开始试行，2007年将再次进行过渡期评估。我们认为，遗产委员会考虑项目全球代表性与平衡 性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措施不妥。世界遗产是世界的，不是遗产地国家或地区的，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遗产保护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不应该向没有遗产项目的缔约国政策倾斜，更不应该一再抑制亟需保护的具有“世界”意义项目的申报请求，而应该扩大遗产保护的力度和保护的范围，主动向具有特殊价值的亟需保护的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积极把这些项目纳入《世界遗产公约》保护的范畴，即使是非缔约国也有对其项目保护的必要。
　　
　　二、世界遗产的出路
　　
　　1．世界遗产的“世界”意识
　　我们首先要端正遗产的“世界”意识，也就是保护意识，不能把世界遗产当作旅游的金字招牌，当作旅游区的“摇钱树”，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置遗产的保护于不顾，遗产的破坏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损失，更是全世界的损失。2001年3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赴阿富汗特使确认，古老的巴米扬大佛已经被塔利班武装摧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专门就此事发表声明：“我们不得不怀着极为遗憾和沉痛的心情来面对一个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巴米扬大佛已经被毁掉了，这不仅仅是阿富汗人民的损失，更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此刻的事实让我们警醒：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避免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但是，类似的悲剧还是不断重演，譬如中国的水洗“三孔”、武当山遇真宫大火、泰山炸山劈峰等等。《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已人选的遗产项目进行检查后认为没有得到合理保护而进行的警告性行为，如不能进一步改进该项目的保护状况，最终将取消其世界遗产称号，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2005年第2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公布了最新的33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目前还没有项目列入其中，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遗产保护工作做得很好。在中国，大多数的遗产地是旅游胜地，大量游客给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敦煌莫高窟，大量的游人涌进本该关闭的洞窟，使得洞窟中的壁画遭到破坏，而承德避暑山庄内修建的动物园以及乐山大佛后山仿刻的巴米扬大佛更是对遗产原生态的极大破坏。
　　
　　2．世界遗产的内涵拓展
　　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只确定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3种遗产类型。在此公约实行了20年之后，新的遗产类别不断涌现，这充分体现了世界遗产的开放性和发展性。
　　第一，世界文化景观。文化景观作为一个全新的遗产类型，是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遗产委员会大会上提出的，主要包括3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会议做出的吸纳具有世界意义的杰出文化景观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决定，为遗产概念内涵的发展开创了新时代。它主要体现的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标志着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1993年12月产生了第一个文化景观――新西兰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事实上，该公园1990年就人选为世界文化遗产，1993年人们重新认识了公园自然方面的价值以及公园与毛利人的对应关系，认为比较符合关联性文化景观的标准，从而成为第一个文化景观遗产。出于同样的原因，1994年又把1987年就人选的澳大利亚乌卢鲁・卡塔・楚塔国家公园纳为第二个文化景观遗产。随后每年都有新的文化景观诞生，截至2004年7月，全球共有文化景观44处，其中亚洲11处、欧洲26处、非洲5处、美洲2处。中国只有1996年加入的庐山1处。
　　第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通过之后，由于其不适用于非物质遗产，部分会员国提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制定有关民间传统文化非物质遗产各个方面的国际标准文件。因此在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建议。基于同样的思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11月在第29次会议上通过了“鉴别人类口头遗产优秀作品”的决议。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第154次会议指出“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的，要求在“口头遗产”后面加上“非物质”的限定。可以说，“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是教科文组织在广泛征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自2001年5月18日公布第一批19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后每两年评选一次，每个国家每次只限申报1项；2003年11月27日公布了第二批28项(其中包括中国的古琴)；2005年11月25日产生了第三批43项(其中包括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以及与蒙古联合申请的蒙古族长调民歌)，目前总共90项。
　　第三，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工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发起的，它也是《世界遗产名录》项目的延伸。世界自然遗产与世界文化遗产关注的是自然和人工环境中珍贵的财富，而世界记忆工程关注的是文献遗产，主要包括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它旨在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人类记录进行抢救和保护，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1993年，教科文组织成立了一个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总体上负责世界记忆遗产的评审与注册。自1997年开始，至今已公布了5批世界记忆遗产，计121项，分别是1997年38项、1999年9项、2001年22项、2003年23项和2005年29项。其中，我国有4项，分别是1997年人选的中国近代传统音乐录音档案、1999年人选的清朝内阁秘本档、2003年人选的纳西东巴古籍和2005年人选的清朝金榜。
　　第四，世界农业遗产。为了对全球重要的、受到威胁的传统农业文化与技术遗产进行保护，建立一个全球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的动态保护系统，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从2003年开始，组织了对全球重要独特农业遗产保护项目的申报工作。按照FAO的解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属于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FAO希望该系统能在经济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加强农民及农业组织保护和持续管理农业遗产的能力，从而为全球农业遗产的保护提供知识共享的经验与平台。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将在全球10个国家挑选出10项保护项目，最终计划在全球设立100―150项。截至2005年5月16日，FAO已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首批中的5个保护项目，即突尼斯南部的传 统绿洲、中国青田的稻鱼共生项目、法属圭亚那的迁移性耕作、东非放牧和斯洛伐克的山区农作系统，其他5个项目仍在考察中。
　　第五，世界物种遗产。大型类人猿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独一无二的桥梁”，了解大型类人猿的生态和行为是了解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途径。目前世界上存活的大型类人猿有4种，包括分布在非洲21个国家的大猩猩、黑猩猩和矮黑猩猩，以及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东南亚大猩猩。目前，国际上对现存猿的统计数字是1．4万－2．5万之间，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特别是战争、偷猎贩卖、滥伐森林，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削减，大型类人猿有可能在今后50年内灭绝。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处猿类的栖息地点受到保护，即便在小人猿、黑猩猩聚集的非洲，也鲜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保护地点。为挽救这些濒于灭绝边缘的珍稀种类，教科文组织正考虑引进一个“世界物种遗产”的新概念，并努力推出有实用意义的、全球范围内通用的野生动物保护政策。人类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地球不仅仅是人类的，也是其他物种的。“世界物种遗产”计划是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两大全球性运动之后，又一旨在保护人类共同财富的计划，能否成为正式的概念还有待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间进一步讨论、相商。我们相信这个意义深远的概念肯定能够得到通过，而且大型类人猿会成为“世界物种遗产”计划首批项目。
　　
　　3．未来遗产的潜心孕育
　　2005年9月4日，首届“创造新的文化遗产”灵山论坛在无锡举行，魏小安在论坛上做了“创造未来文化遗产”的主题报告。报告称，当代人创造的、能够体现当代特色和创新能力、符合世界遗产委员，会所确定的评定标准并能作为人类文明延续实证符号的建筑物、城镇规划、景观设计和艺术形式等文明成果，完全能够以“未来遗产”的身份跻身《世界遗产名录》。
　　第一，现代遗产。世界遗产中的文化遗产以最高的人文价值见证人类的文明历程，而文明历程应当是不断线的，史前文明、农耕文明、宗教文明、城市文明、商业文明、产业文明、科技文明等等，都要以具体的遗产项作为文明见证的实体符号。因而，现代遗产是世界遗产中一个重要的类型，是文化遗产红线上的必然段落，见证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发展步伐。建于1940年的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于197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首个现代遗产。2004年将建于1948年的路易斯・巴拉干的住宅和工作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5年将重建于1945―1964年的法国勒阿弗尔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目前《世界遗产名录》中已有38项现代遗产。而我国的现代遗产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遗址遗迹、红色旅游圣地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重大工程，譬如南京长江大桥和林县红旗渠，这是周恩来一直引以为豪的新中国两大工程。
　　第二，世界工业遗产。工业社会时代的时间不长，至今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我们以前很重视农业社会的遗产，譬如古城保护，但是对工业社会的遗产不够重视。人们认为，工业时代留下的东西是丑陋的、污染的，于是采取“退二进三”政策，很多珍贵的工业遗产被拆掉，使得工业时代的历史很容易被人遗忘。但是，与农业遗产一样，工业遗产也是产业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对工业遗产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它是工业时代文明的一个体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技术水平和价值观。波兰的维利奇卡盐矿是欧洲最古老且目前仍在开采的盐矿之一，早在公元11世纪这里就出现了采盐业，197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第一个世界工业遗产。还有1994年列入的德国弗尔可林根的铁工厂，1996年的芬兰韦尔拉磨木纸板厂，1998年的荷兰沃达蒸汽泵站，2000年的英国布莱纳冯工业区景观，2001年的德国埃森矿业同盟工业区景观和英国德文特河谷工业区，2004年的瑞典南部的威堡广播站，2005年的智利亨伯斯通和圣劳拉硝石采石场等等都是典型的世界工业遗产。2005年，我国首批28座国家矿山公园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对工业遗产的认识开始起步。
　　第三，未来遗产的孕育。世界自然遗产是老天爷留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现代遗产是19世纪以后人类创造的，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创造的，那么在目前大规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呢?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我们应该致力于创造未来遗产，为中华文明复兴和世界文明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现代遗产被列人世界遗产，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具体遗产项目见证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一贯思想，保证了近两个世纪文明发展历程在实证符号上的连续性。不过，这仍然只是停留在“保护”的层面上，而没有站在“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世界遗产评价标准对未来建设的潜在影响，把具体的标准内化在建筑物、城镇规划、景观设计以及艺术形式的形成之中。目前中国的主题文化园区中已涌现出如深圳世界之窗、锦绣中华、上海新天地、海南南山佛教文化苑、无锡灵山景区、昆明世博园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当代创新文化景观，还出现了像西安唐乐宫歌舞表演、桂林《印象刘三姐》和《云南映象》等文化精品，它们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首批未来文化遗产。
　　另外，对工业遗迹的保护和利用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不能不假思索地拆迁，我们也要为工业文明留下见证的符号。湖南省衡东县大浦712矿是开采铀矿的大型矿山，1958年始建，1962年投产，1986年元月停产，23年共开采铀矿石327万吨，是中国第一牧原子弹的原料产地，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此有历史意义的工业遗迹，能关闭了事吗?又如，北京东郊的“纺织城”是北京经济起步的先导，配套的纺织厂、印染厂、针织厂曾连成一片，十分壮观。这个外表朴实无华，却庄重大气的建筑群，见证了新中国解决人民衣着问题的决心和魄力，也记录了首都纺织工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的巨大无私的贡献。再如，首都钢铁公司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率先在全国工业企业中进行企业承包试点，10年共为国家贡献96亿元，相当于10年增值了9个首钢，轰动了国内外。显然，保护这些反映工业时代特征、承载真实和相对完整历史信息的工业遗迹，既是对民族历史完整性的尊重，也是对新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历史贡献的纪念和其崇高精神的传承。目前，上海市明确表示，140岁的江南造船厂原址将拆改留，用于2010年的世博会，这说明有远见的上海人已经走在了工业遗迹保护的前头。
　　
　　4．世界遗产的“投机”申报
　　我们暂且不管修订后的《凯恩斯决议》存在多大争议，既然2006年开始试行，我们就不得不按规定去做。在《中国国家地理》评选出的139项“中国最美的地方”中，自然奇观占了128项，所以每年1项的自然遗产肯定要申报，但是还有1个名额最好还 是留给文化遗产，这才无愧为文明古国。
　　首先，联合的路子。在812项《世界遗产名录》中，共有15项跨国遗产，其中2004年以前的14项都是2个国家或地区联合申报，2005年斯特鲁维测量地点以跨国遗产的身份申报成功，成为芬兰、挪威、瑞典、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10个国家共同拥有的一项世界遗产，这是首次有3个以上的国家共同申报一个项目成功人选的。目前，中国还没有跨国的物质遗产，只有一项跨国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2005年与蒙古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我们可以将一些分布在不同位置，但特征、内涵、时代等方面相关联、相一致的遗产组合成一个项目进行申报，如申报“江南水乡”类型，可以索性将浙江的南浔、乌镇、西塘与周庄、同里等捆绑在一起进行申报。事实上，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交流和对话”理念受到教科文组织的青睐。文化线路，也称遗产廊道，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是能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1993年入选的西班牙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2004年入选的日本纪伊山地的灵场及参拜道和2005年入选的以色列熏香之路――内盖夫的沙漠城镇都是典型的遗产廊道。在我国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同样拥有丰富的文化线路，长城、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玉石之路、茶马古道、剑门蜀道、太行古道、长征之路均举世闻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次，扩展的路子。在812项《世界遗产名录》中，共有37项拥有扩展项目，其中我国有4项，同里退思园是苏州园林的扩展项目，拉萨罗布林卡是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北京明十三陵、南京明孝陵、盛京清三陵是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沈阳故宫是北京故宫的扩展项目。一些申报项目，因世界遗产中同类项目已有很多，近于饱和，单独申报人选的概率很小；在外延扩张受阻的情况下，走内涵发展的路子在已有项目的基础上扩展，这样也可以达到人选的保护目的。譬如，北京颐和园可以拓展为皇家园林，苏州古典园林可以拓展为苏州古城，安徽的西递、宏村可以拓展为徽州古村落、明清古村落或者中国古村落，曲阜的“三孔”可以拓展为孔孟文化或者儒家文化项目等等。
　　再次，精品的路子。自2000年《凯恩斯决议》公布以来，我国2001年、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各申请到1个项目，但是2002年落空。面对苛刻的申报限制和庞大的待申队伍，我们必须走精品的路子，要稳扎稳打，不容申报落空，错失良机。因为世界遗产中心规定，一次“申遗”不成将不能进行第二次申报。因此，我们要严格重估申遗清单，将现有的百余项进一步筛选，只保留不超过50个，而且每年评估一次，优胜劣汰，为后来者让路。在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召开之前，我国已经制定了9条人选原则，并公布了4条申报和评审做法、步骤，规定只有进入《中国遗产名录》，才有世界遗产申报资格。目前，《中国遗产名录》即将出台。
　　
　　三、结语
　　
　　世界遗产是各国遗产的代表作，但它未必就是各国“精华中的精华”。考虑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功能和晶牌效应，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应积极地向世界遗产靠拢。但是《凯恩斯决议》严重抑制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遗产大国的遗产申报进程。面对苛刻的申报政策，我们要走联合申报的路子，走即定项目扩展的路子，走精品战略的路子，确保申报项目马到成功；同时，面对严格限制的申报数目，我们不能一味等待，在等待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要保护好老祖宗、老天爷留下的遗产，还要有意识地去孕育出未来的世界遗产，作为当代的文明足迹留给后人。可以说，世界遗产不仅是“历史留下的”，还应是“留给历史的”；不仅是“过去献给现在和未来的”，还应该是“现在献给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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