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贵粟疏》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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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玉桂
摘 要：《论贵粟疏》是晁错给汉文帝的奏疏，文章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对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新审视它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其中蕴含的的经济思想，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
关键词：晁错；《论贵粟疏》；经济思想；启示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6（a）-0000-00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汉文、景两朝的智囊人物。年轻时，跟随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在此期间，被派到济南伏生那里学习儒家经典《尚书》，深受文帝的赏识。历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后又上书，称“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 ，建议文帝“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文帝又升任他为太子家令（即太子老师）。晁错也因自身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尊为“智囊”。吴、楚等七国叛乱时，他被景帝错杀，腰斩于东市。
晁错生活的年代正值“文景之治”，然当时也充满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北方匈奴，一直是大汉王朝的心腹大患，对西汉的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是很大的外部威胁；各王国的势力日渐增强，对中央王权造成极大威胁；因汉兴几十年的修养生息刺激了农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而导致的谷贱弄伤、大地主商人对农民的侵夺，也导致了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关系百姓生活命运的农业问题是重中之重，“农病则草不辟矣” ，因此晁错首先从此问题着手，上奏了《论贵粟疏》。
1 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困境
我国历来是农业为主的国家，两千年前的西汉政更是如此。经过秦朝的奴役和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影响的天下，百废待兴，于是高祖与民休息，首先从轻徭薄赋，稳定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的生活入手，“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到晁错时，西汉已开国近半个世纪，经过几十年的修养生息和三代帝王“无为而治”，从“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到“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 ，封建政权得到稳固，国家经济也基本恢复，各方面的情况已有了相当大的改观，整个国家基本上恢复了元气。
伴随着国家元气的恢复，西汉初期很多尚未解决的隐藏的矛盾渐渐凸显出来，成为了新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领域，主要体现在，农业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产问题，如人多地少，生产生活条件艰苦；在商业的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去农趋商，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此时国家元气的恢复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百姓有食有穿，安居乐业是一切的前提。因此，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一旦农业方面出现问题，广大下层百姓生活收到影响，势必成为一切危机的根源。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社会的弊病在于“畜积未及”。这里的“蓄积”，主要是指粮食、粟米、布帛等之类的基本财物，只要这些才是满足百姓需求最重要的东西，“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西汉政府虽已建立三、四十年，百姓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中央政府的蓄积是很不足的。一方面，西汉政府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上立国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基本荡然无存。虽然自高祖时就已经与民休息，以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只能够基本保障两千万左右的人口食用，社会总体的财富有限。另一方面，初期的西汉政府，赋税一直很低，“轻田租，十五而税一”，甚至“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这就导致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少。第三，晁错在《论贵粟疏》中也提出，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因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农业的生产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所有这些就必然导致西汉政府不可能有很充足的积蓄。而蓄积不足的恶果就导致商业的发展没有后劲，内不能安定各分封诸侯，外不能有抵御匈奴的物资。
那么蓄积不足又是怎么造成的呢？现今的农业生产状况是，随着三、四十年的农业发展，人口增多，越来越多的人的不到生产资料――土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加重农民家庭的负担；并且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日益艰苦，“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除此之外，粮食的价格并不高，统治者也没有把粮食的价值提到一个高度，普通农民终年在土地上劳作，最终仍免不了生活困苦，无法改变生活环境，严重挫伤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又重新造成了当时农业发展的困境。
另一方面，当农业发展繁荣的同时，必然要求物品的流通，因此，商业势必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汉初，刘邦推行抑商的政策，在经济、政治领域内打压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 ，然而到了晁错时，却出现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现象，上下相反，好恶颠倒。政治上的抑制已经很难遏制商业经济的繁荣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农民与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是商业发展的必然，商业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商不出则三宝绝” 。 可就在商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时，对农业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首先是农民与商人的生产生活的巨大反差。商人积累财富的方法很容易，“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这样与农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形成强烈对比；而商人的生活是“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比之农民“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这对农民来说的的确确是很大的冲击。法律的规定是鄙视商人的，限制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一旦商人富贵，则实际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各自的生活质量如何是很明显的事。第二，因为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并且，由于农业的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的潜力未完全开发出来，“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这些势必导致粮食产量的不足，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积蓄未及”的原因。第三，农业发展遭重挫，蓄积不足，人口又增多，只能导致“民困”，而政府又没有充足的蓄积，他们只能背景离乡，另谋出路，“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而此时商业的发展，商人富裕后实质上的生活、社会地位的改善，对很对破产的农民来说是很大的诱惑，那么就会演化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口去农趋商，“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更进一步使农业受挫。第四，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的农业，农业是一切的物质来源。商人积累财富的方法就是囤积居奇，贱卖贵买，自然造成谷贱伤农的局面。
商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生活运转的枢纽，是必须要有的，但如今，不论是农业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还是商业的发展带来对农业的冲击，都导致了新时期农业发展的困境，最终导致蓄积不足。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同样，一个国家“饿”了，必然民心不稳，统治无力。比之此时内外交困的西汉王朝，更是很大的危机。
2 贵粟贱玉的救时良策
时弊的关键在于“蓄积未及”，“蓄积未及”在于农民不愿务农，因此，“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而要使百姓务农，西汉政府必须通过政策加以引导和调控，于是晁错提出了“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的经济思想。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提高粮食价格，这是最直接的刺激农民生产；二是要提高粮价，就得通过提高粮食的价值来刺激粮价。政府虽然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来强制提高粮价，但并不符合商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即便一时勉强通行，不是长久之计。提高粮食的价值，就在于提高粮食的附加值，即增加粮食的经济、政治色彩，这就是“使民以粟为赏罚”。具体方法是，“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即纳粮可以封爵、减罪。
这样的措施都符合社会经济的几个方的需求。对于广大百姓而言，提高粮价，就意味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困境，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从经济上，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这些农业生产的潜力也可以得到发挥，增加粮帛的产量，增加家庭的收入；另一方面，农民也可通过纳粮来改善他们的政治地位，如纳粮免除一些徭役、兵役。对于商人而言，他们是很大的受益者。商人所充足的是粮食财物，所缺乏的是法律规定的政治地位的地下，“重税租以困辱之……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纳粮便可得到爵位，这正是经济地位提高后，政治地位地下的商人们的需要。另外，商人的粮食储备多，愿望也迫切，因此他们交纳的粮食也多，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减轻了农民的压力，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会越高。对于西汉中央政府而言，一者增加了国家的粮食储备，不论是出现水旱灾害，加强统治，还是招募军队，移民实边，抵御外敌，中央政府都有强有力的实力，粮足则人心安。二者，农民的压力减轻，生产的积极性提高，则社会的总财富自然会增加，无形当中给国家培养了丰厚稳定的粮食后备。而对社会经济而言，粮食货物等在社会上流通起来，就会加速商业的发展，满足各方面人们的物资需求，使经济得到良性发展。
晁错提出的另一个辅助性的经济思想是“贱珠玉”。珠玉金银是社会财富的象征，然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并不是好的。首先，整个社会缺乏的是粮食物资。对于西汉政府而言，即便有了再多的钱财，不能解决政治问题，“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次，珠玉金银“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这样的后果是一旦有了这些财物，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只会增加社会人口的流动，不能将大量的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必然使粮食储备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这是对“贵粟”政策的一个补充和保障。
晁错的这些经济主张，对当时的西汉而言起到的很大的作用。鼓励了百姓的生产，增加了社会物资和国家的粮食储备，也解除了对商人的禁锢，使经济得到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实力增强，无论是对付分封诸侯的反叛，还是移民实边，陈兵备武抵御匈奴都有了强有力的保障。对西汉“文景之治”做出了很的贡献。甚至之后到武帝时，得以出击匈奴，开疆扩土，都离不开此时积累下的粮食物资储备。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薛振凯.晁错（贵粟疏）重农而不抑商[J].史学史研究，1996，（6）.
[3] 赖华明.论晁错《论贵粟疏》的重农惠商性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10）.
[4] 张守军.中国古代商业思想史──晁错的贵粟论[J].商业研究，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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