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的原因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俊勇

　　[摘要]1964年,在美国大学校园史上代表着转折的一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生的“自由言论运动”标志着长达数年的、具有反叛意味的美国大学生运动的新开端。伯克利大学具有的反叛特征是这次运动爆发的潜在因素,富裕社会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是其爆发的社会背景,学生的异化是其爆发的重要因素,而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旧金山政治气候的改变与伯克利校园自由传统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自由言论运动 学生反叛
　　
　　1964年被称之为“美国大学生运动史上富有转变意义的一年”。这是因为当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这场全美大学生反叛运动坚持了数年之久,直到1974年“越战”结束才真正拉下帷幕。由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运动具有“导火索”意义,因此,本文在此专门探讨这场全美大学生反叛会首先发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原因。
　　
　　一、具备反叛特征的大学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莱拉•范•戴克(Nella Van Dyke)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生抗议运动一般容易出现在具有下列特征的美国大学校园里:
　　1.挑选教师与大学生更严格的大学。这样的学校一般拥有最优秀的师资和最好的生源。因这里的教授和学生个人更为优秀,部分学生家庭背景更为优越,故他们往往比挑选师资与生源不太严格的学校的教授和学生更易卷入政治运动。因此,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的存在能够在校园里造就一种政治文化氛围,并能够保持一种校园政治文化:把政治积极参与主义看作表达不满和追求变化的方法。
　　2.在校生规模庞大的学校。因为学校越大,学生来源就越是呈现多样化,与社会上的联系就越是密切和广泛,因而也就越是有可能在校园中形成一个个“批判群体”,具有相似思想的个人也就越是容易达到足够数量,并聚集在一起进行反叛。
　　3.具有反叛历史传统的学校。这样的学校,由于“拥有抗议的文化传统并长时期存在着行动主义组织,因而容易走向反叛。”
　　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情况来看,它是符合以上三个条件的。它不仅拥有众多高水平的教授,生源质量好,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其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26,000人,成为当时美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就连伯克利著名的社会学家西蒙•M.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教授和著名的政治理论学家谢登•S.沃林(Shedon S. Wolin)教授都将此时的伯克利称之为“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学术中心”。
　　由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精英汇集在一起,各色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因而使伯克利分校具有了一种反叛的传统。根据西蒙•M.李普塞特的研究,在“自由言论运动”爆发以前,伯克利作为激进主义的中心已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伯克利就存在着众多的学生团体,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青年社会主义联盟”、“激进学生政党”和“杜伊波思俱乐部”等。当1964年“自由言论运动”爆发时,这些早已存在的学生团体马上加入进来。而且在“自由言论运动”爆发前,一半以上的学生至少以前参加过一次游行示威,其中的15%竟然参加过七次以上。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伯克利大学本身具有反叛的特征,一旦条件具备,就有可能发生爆炸,引发学生反叛运动。
　　
　　二、“富裕社会”与民权运动
　　
　　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生“自由言论运动”的爆发是与当时的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相联系的。这些问题对于追求“公正”、“平等”为理想的二战后出生的新一代青年大学生来说,当然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也使他们在这个倍受压抑的社会李积聚着反叛的能量。
　　总体看来,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处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从收入上讲,近60%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仅从40年代后期起,平均家庭收入已由3083美元提高到了5657美元,增长了48%。按经济学家阿道夫?伯利的说法,那时的美国是‘奔驰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更是将美国称之为“富裕社会”。
　　然而,就在这个富裕社会还存在着大量贫困者,而且这个时代的贫困具有某种新时代的特征。由于科技革命和现代化生产的影响,这些贫困者中的许多人往往不能适应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要求,因而不仅被排除出产业大军之外,而且被排除出产业大军后备军之外。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就业的机会,而且还有就业的能力和资格。由此产生的贫困,是美国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的新问题。
　　种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更是这个富裕社会的突出问题,由此引发的民权运动也获得了青年学生的同情。不少伯克利的大学生加入到这场民权运动之中,有的学生甚至深入到黑人运动的主要活动地密西西比州,在那里他们熟悉了非暴力反抗斗争的技巧。并回到学校组织起“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同盟”、“青年社会主义联盟”、“激进学生政党”和“杜伊波思俱乐部”等。“自由言论运动”的学生领袖马里奥•萨维奥(Mario Savio)就曾到密西西比州参加过黑人民权运动。他认为,“这两个地方的斗争是一样的。在密西西比河,专制的有权力的少数人,通过有组织的暴力,压制实际无权的多数人。在加州,少数的特权阶层操纵大学的官僚压制学生的政治表达机制。”这样的思考也就将这个“富裕社会”中争取民权的运动与即将爆发的“自由言论运动”联系了起来。
　　
　　三、巨型的大学与学生的异化
　　
　　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生“自由言论运动”的爆发也是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这场改革固然使美国的大学获得了快速而巨大的发展,却导致了青年大学生的强烈异化。
　　二战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大规模的发展。这时,大学的职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二战前,美国的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能是进行以道德教育和专业训练为主的教学工作;二战后,尤其是60年代后,美国的大学经历了一场改革运动。随着大学不断从联邦获得大量的科研经费,一些大学从教学型大学变成研究型大学,从小型大学变成了“巨型大学”(Multiversity)。这类大学强调学校规模,强调学校构成和成员的多元化,强调大学是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最早从传统大学转变成“巨型大学”的高等学校是加州大学,而其下属的伯克利分校是转变中最为成功的典范。这个转变是由著名的教育家克拉克•克尔完成的。此间,伯克利分校也一跃而为全美大学实施大众化教育的榜样,并被首次评为“美国最佳大学”。
　　伯克利分校成为巨型大学的这一转变带来了两个突出的问题。首先,是本科生不被重视的问题。正是在这所巨型大学里,来自全国、全世界的大学本科生有一种普遍受压抑的窒息感。宿舍很大,像兵营一样;课堂拥挤,毫无生气;教授难于接近,无人关心自己。“丧失个性化”的结果,使学生们只有在出示印有照片、签名和社会保险号码的塑料学生证时才能证实自我。而更有象征性意义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由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制作的用来汇编学生成绩的穿孔卡。难道大学真的已变成通过千篇一律的机器接二连三地生产科研项目和文学士的工厂吗?甚至加州大学的校长克拉克?克尔也承认,巨型大学对本科生是灾难,伯克利大学把它的本科生抛入了不安全、丧失个性、被忽略的位置上。
　　其次,是“大学是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问题。二战后,特别是1957年受到苏联人造卫星的刺激后,美国通过了著名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8)。法案中指出,“国会在这里宣告,国家安全要求充分发展全国青年男女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目前的紧急状况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美国国防取决于掌握由复杂科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也取决于发展新原理、新技术和新知识”。此后,美国的联邦、州政府开始大幅度增加科研拨款,州、联邦政府对大学经费的注入必然带来对大学内部事务的干预,从而对学校内部的运作产生了影响。为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克拉克•克尔曾这样说道:“大学已经成了实现国家目的的主要工具。这是一种新的现象……知识产业在20世纪后半期可能要产生如同铁路在19世纪后半叶,汽车在本世纪上半叶所起的作用,即成为国家发展的焦点,而大学则是知识产业的中心。”伯克利分校成为了国家的工具,因此,在大学生们的眼里,学校的行政官员就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与政治、军事产业权力机构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大学生们甚至列出学校所接受的那些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合作赚钱的科研合同,并将这些政府机构斥之为“可恨的官僚机构”。由于大学生们对国家控制高校,以及缩小学术自由研究天地感到不满,因而他们对自己将沦入“知识产业雇佣大军”的地位感到十分不满。

　　这些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青年大学生,与从大萧条困境中走过来的父辈们不同,虽然他们生活在战后经济繁荣的时代,并有过“随心所欲的童年”,但他们不愿为物质上的富足而接受生活上的逆来顺受。儿科专家本杰明•斯波克的理论使他们的父母对子女格外放纵和溺爱。可是当他们长大成人,步入社会之时,他们感到“随心所欲的童年”正为“循规蹈矩的成年”所取代。一个充满资产阶级清规戒律的社会,不允许他们在童年时代形成的开放型天性继续得到充分的发展;一个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特别时种族歧视的社会,与他们在旧有教育中形成的“平等”、“正义”等道德观念格格不入。这种强烈的异化感,使他们产生了当代社会的强烈不满。由于伯克利的本科生遭到忽视的问题显得特别突出,故伯克利大学的青年学生产生的异化感也特别强烈。因而他们成为了反叛的先锋。
　　
　　四、政治气候的变化与校园传统的冲突
　　
　　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的爆发的直接原因则在于旧金山政治气候的变化与伯克利校园的自由传统发生了冲突。
　　在伯克利分校校门一侧有一条狭长大道,学生们在这儿建立他们的宣传站,用以展示他们的文学作品、发表政治言论、为他们的组织募捐、招收成员。通常校方容忍学生的这些举动,他们认为这是学生释放能量的阀门,是安全的。而且,喧闹的、多彩的、永远生气勃勃的狭长大道使伯克利获得了“美国最自由学校”的好名声。学生们也以此为骄傲。
　　伯克利分校位于加州的旧金山。二战以后,共和党自由派一直控制着旧金山的政治,自由派也和加州大学保持着一种传统上的良好的关系。然而自60年代以来,加州的共和党开始远离自由主义。在1964年6月的全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会上,他们没有将选票投给自由派拥护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而是投给了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巴里?戈得华特(Barry Goldwater)手中。但是加州大学生的自由主义倾向以及狭长大道上的自由宣传活动,使他们认为大学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因而对大学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这一变化已令加州大学的行政官员们深感不安。
　　1064年9月,由极端保守派威廉?诺兰德(William Knowland)家族控制的刊物《奥克兰论坛》(Oakland Tribune)发表了一篇积极支持保守派文章,这篇文章中谈到“狭长大道不属于伯克利的地盘,学生没有权利在此发表自由言论,从事宣传活动。”这自然激怒了追求自由的伯克利的大学生们,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自由、平等的挑战。他们一方面在《论坛》所在地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另一方面,在狭长大道上继续他们的自由言论活动,并猛烈抨击《论坛》的做法。《论坛》也做出了反应,并给校方施加了压力:要求校方阻止学生在狭长大道上自由发表言论。由于校方清醒地知道,《论坛》是有能力对高等教育公债问题施加影响从而严重损害伯克利的利益的,因此,校方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了,并于9月14日宣布禁止学生在狭长大道上自由发表言论。而学生们感到自由的空气受到了压制,因而表示绝不屈服,伯克利的“自由言论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克尔在伯克利的学生反叛前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考虑到旧金山的政治气候和伯克利校园的传统,伯克利在某个时候将出现麻烦。”这个预言不幸言中。60年代早期,加州政治气候的向右转影响到旧金山,使旧金山的政治也右转,伯克利的行政官员们不得不考虑保守派的政治压力。这就破坏了伯克利分校和州、市政府的传统的良好的关系,并直接导致校方去破坏学校的另一传统,即学生在狭长大道上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因此,旧金山政治气候的改表和伯克利校园的冲突终于成为了引发“自由言论运动”的直接原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导致了整个学期的罢课,最后连教授们也通过罢教而加入进来,从而使整个伯克利教学与科研工作都陷入了瘫痪。这场长达数月的“自由言论运动”终于迫使校方屈服,同意收回禁令,并接受了“自由言论运动”提出的关于学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的要求,现任校长也被迫下台,学生们获得胜利。
　　
　　五、结束语
　　
　　青年学生的不满情绪在美国普遍存在,当伯克利的大学生们点燃了反叛之火时,各地的大学生便迅速行动起来。到1965年,大学生们将目光投向越战问题上,反叛也愈演愈烈。直到1974年越战结束,这场由伯克利的大学生们点燃的美国大学生的反叛才渐渐平息。在这场长达数年的反叛中,学生们勇敢地站出来,通过停课、示威游行乃至暴动,希望使可恨的越南战争停止;希望消灭种族主义和社会的贫困,实现社会正义;希望改革大学,使大学生获得更对参与式的民主权利。他们的斗争对于美国社会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高等教育的改革的贡献是卓著的;他们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上个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留给美国社会的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Donald E. Phillips, Student Protest,1960-1970:An Analysis of the Issues and Speeche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85.145.
　　[2]Nella Van Dyke. "The Location of Student Protest: Patterns of Activism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the 1960s" in Student Protest: the Sixties and After ed. Gerard J. Degroot, New York: Longman.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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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威廉•曼彻斯特.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6.1119.
　　[6]Milton Vioret, Fire in the Streets: America in the 1960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79.305.
　　[7]施晓光.美国大学思想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8.
　　[8]纳尔逊•曼弗雷德•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511.
　　[9]Milton Vioret. Fire in the Streets: America in the 1960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79.281.
　　[10]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Washington, D.C., 1958.
　　[11]美国通史(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2.310.
　　[12]Milton Vioret, Fire in the Streets: America in the 1960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79.284.
　　[13]Ibid.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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