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新市民的城市化困境及对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贾陆和

　　摘要：城郊新市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客观上面临“低保障，忧未来；高支出，低收入；住远郊，缺认同”的限制。主体上由于文明素质堪忧，法制意识淡薄，公德意识不强，加之行为方式中的土办法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加剧这种难度。文章认为社区教育在社区发展中具有形成社区居民积极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道德规范，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建设良好的社区文化、培养社区角色等重要要功能。其在教育的连续性、社会的适应性、教育手段的多样性方面具有得天独犀的优势，在郊区农民城市化过程中也必能起到重要作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内容上，社区教育应该注重新市民角色意识的培养、思想观念的更新、行为模式的改变、社会权利的重视。以及就业力的提升；在模式上，可依托社会教育网络体系“就近培训，政府买单”，采用居民联谊会、家校联手、部门联动、典型推动、跟踪拉动等多种形式使城郊新市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关键词：城郊新市民；城市化；困境及对策；社区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5-024-04
　　随着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各种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教园区的增多，大量城郊土地被征用。城市规模的扩大直接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城郊新市民。城郊农民市民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要求，也是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必将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当大量城郊农民匆匆忙忙涌人城市化大潮时，一夜之间身份的转换使很多人难以适应。脱离故土，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面对全新、陌生但五彩缤纷的城市生活，新市民们尚未做好准备，一时间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充满困惑。而无论是生活习惯的形成，还是思维方式的转变，都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社区教育在社区发展中具有形成社区居民积极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道德规范，提高社区居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建设良好的社区文化、培养社区角色等重要要功能。社区教育在教育的连续性、社会的适应性、教育手段的多样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郊区农民城市化过程中也必能起到重要作用，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社区教育的优势和特点，能够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使新市民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融入城市文明之中。一、城郊新市民市民化的客观制约
　　1.低保障，忧未来
　　城郊失地农民就业能力差，文化水平较低，初中以下占绝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整体素质偏差，多以最简单的体力劳动为生，部分失地农民只能靠打短工维持生活，甚至有人没有任何的就业机会。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新市民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不完善成为很大的问题。城郊新市民理应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而事实上，新市民在养老、医疗等方面并未真正取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在一些省份，新市民在养老、医疗、失业等三项主要保险中，仅医疗保险加入率较高，达70%，拥有养老保险的不到20%，10%以上的人没有任何保障。从已经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地方看，保障方式千差万别，资金筹资模式不尽相同，标准高低不一，效果更是参差不齐，生活无着，令人担忧。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新市民的最低生活难以保证，必将影响社会稳定。另外，在城郊新市民子女孩择校入学的问题上，虽然户籍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新市民子女与其他城市中长大的孩子相比，教育基础差距明显，新群体的融入成为困扰家长的重要问题。生活无着落，未来陷入迷茫。
　　2.高支出，低收入
　　在土地被征用以前，城郊农民大多靠种田或打工为生，收益虽然不多，但收入基本稳定，生活无忧；拆迁之后，他们虽然获得一笔补偿金，但随着安居房的建设，补偿款所剩无几，逐渐失去经济来源。对多数家庭而言，失地之后收入没有增加，而花费开销却增加不少。大部分生活用品包括粮食都需要购买，生活成本骤增。城市的消费水平和生活开支越来越大，物业费、水电费、煤气费、社保费、医保费、子女就学费、生活费等越来越成为不能承受之重。表面上看，新市民住进了高楼，成了社区居民，居住条件甚至优于一些城市居民。但是，很多新市民安适房的房产证短时间内很难拿到，对眼前拥有的一切，缺少安全感。另外，大多数新市民由于缺乏相关劳动技能，或者在城市中难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或者工作环境比较差，待遇比较低。没有稳定的就业，进城就意味着吃老本。虽然生活环境改善了，但这样高支出、低收入的现实环境却着实让城郊新市民心理压力比以前增大了。
　　3.住远郊，缺认同
　　大多数新市民居住的小区地处偏远，配套服务较差。与其他城市社区相比，这些新市民小区的商业、教育、卫生等配套设施层次不高，明显的差距让新市民感觉与城市存在看不见的鸿沟。由于配套设施差，商店或超市档次低，前来消费的仅为本社区居民，几乎没有周围居民。由于缺少交流和互动，新市民难以真正融入整个城市生活圈。不少新市民进城后，仍习惯于过往的乡村社会及熟人交往模式，其交往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轴心的。新市民在短时间内难以融入城市的半陌生人社会，更像是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另类群体。他们感觉自身既非城里人，也非农村人，而是城市的边缘人，没有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边缘化使得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新市民与城市社会相隔离，仍然生活在和自己类似的群体当中，过着“村落化”生活。新市民与城市社会很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使他们缺乏认同，从而在心理上备受折磨。
　　二、新市民城市化的主体局限
　　新市民城市化过程中的客观制约需要外生力量不断赋能。只要行政部门足够重视，并持续投入，情况很快就会得到很大改善。但是，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生活习惯以及由此固化的风俗文化，改变起来却实属不易，非一早一夕能取得成效。新市民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主体局限决定了这一过程是长期而缓慢的。
　　1.文明素质堪忧
　　新市民在公共场合、公共出行中的不文明习惯令人担忧。在小区里圈养鸡鸭，随意遛狗，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乱喊乱叫，购票或参观时不讲秩序，随意插队，公共场所乱扔垃圾、烟头、随地吐痰，过马路不走斑马线，横冲直撞，坐公交车推搡抢座，不爱护公共设施等，被广为诟病。如此种种城市建设中的不和谐现象，让管理者非常头痛。虽然这些现象不能完全归咎于新市民，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市民是这些不文明现象的多发群体。而由于晕轮效应和刻板效应，来自周围人的责难和负面评价，使新市民本来就脆弱而自卑的心灵更加孤立，更边缘化，更难以融入城市之中。 　　2.办事方式沿袭土办法
　　生活环境改变了，但大多数新市民仍沿用老办法办事，办事方式并未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中，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在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了枝枝蔓蔓、网络复杂的人情社会。以契约、理性、功利、民主为代表的现代化，逐渐解构了传统人情社会的网络化结构，而这种结构是同步于城市化进程的。由于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和离散性，城市成为影响最大，改变最大，告别也最彻底的区域。相对而言，在农村宗族、地域关系依旧维系，人情依然浓厚，认为在城市里事情的解决仍然要依靠关系，靠人情，靠潜规则，看病需要递红包、择校需要请客吃饭，等等。办事方式中土办法之所以存在，主要原因是遵守游戏规则的意识不强，短时间难以适应契约化的城市生活。
　　3.法制意识淡薄
　　中国几千年人治社会的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人治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无诉的历史传统。儒家思想深入人心，等级观念深重，造成人们对权力的盲目崇拜，使得法律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同时由于法制不健全，宣传的力度不够，大众法制观念淡薄。新市民法律意识淡薄，主要有三方面表现：一是在人职时往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就业合同的习惯，导致在发生事故损害到自身利益时难以追责。二是新市民无论在劳动关系中还是在生活中，不清楚自身享有哪些权益。作为劳资关系中的弱势的一方，其权益往往是最容易被侵犯和损害的，而这些受到损害的权益也根本谈不上保护。三是新市民在工作中迫于压力往往选择忍气吞声，或者选择私下解决。忍气吞声、私下解决，往往剪不断理还乱，给不法分子留有可乘之机。
　　4.公德意识不强
　　社会公德意识是规范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公共生活交往领域中行为的规则意识。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人们的公共交往领域在不断扩展，人际交往半径大大突破了以往的地域限制。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复杂。与之相应，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的规范也日益丰富，有的被纳入强制的法律规范之中，有的则以社会公德的形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时下公共交往领域的急剧扩张决定了，在法律法规之外调整人们社会交往活动的社会公德，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越来越举足轻重。新市民在告别了独栋独院之后，其交往领域已经开始向半熟人社会或陌生人社会关系转变。在城郊新社区这一人群高密度集中的地方，大家共享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共享蓝天绿地，一个人的行为往往会影响很多人。然而，新社区中公共绿地的破坏，公园石凳的打烂，门卫处爱心伞的有去无回，高空抛掷垃圾的屡禁不止，凸显了新市民公德意识的缺乏，凸显了新市民城市化之路的艰辛与漫长。
　　三、新市民社区教育的内容
　　1.角色意识的培养
　　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不仅要求市民化的制度安排，更要求主体主观上对市民身份的归属、认同。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旧身份不断分裂、新身份不断形成的去中心过程。霍尔认为，身份认同“建立在对人的这样一种理解基础之上，即人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统一个体……自我的根本中心是人的身份认同”。由此可见，自我认同是个人身份认同中最核心的部分。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围绕征地农民的社会认同展开（如对社会保障、二元结构体制的认同），而较少涉及自我认同。对于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研究也更强调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忽略研究对象的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积极情绪、自尊、相对剥夺感等个人主观因素，对身份认同和角色转换的影响。城市化之所以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新市民对自身城市人身份的不自信、不认可。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对自身角色意识的模糊。对自身角色意识模糊和不自信，缺少荣耀感，也就少了市民应该的担当。社区教育必须从各种角度、利用多种手段，向新市民介绍城市的历史、人文，风俗、名胜古迹，增加其对所居城市的感情。新市民有了城市荣誉感和归属感，主人翁的角色意识也就建立起来了，对城市有了感情，对自己的要求就会高起来，就会以一种主人翁的意识自觉爱护城市形象。
　　2.思想观念的更新
　　新市民以前长期生活在封闭而边远的城郊结合部，思想观念陈旧，剐洗脚上楼，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旧的习俗、旧的观念、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城市意识缺乏，存在安于现状、小富即安的思想，眼界不高，胸襟不宽，气魄不大，“小家子气”重，开放意识、竞争意识不强，新市民身上陈规陋习较多，大多数属于人进城，思想没进城，思想观念更新不快。城郊新市民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旧有的观念难以转化，并约束着大部分人。城市化初期，不愿意离开祖祖辈辈为之奉献一生的土地，农村的生活习惯、方式比较自由，规章制度比较少，市民化之后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加之城市市民的排斥，让农民没有归属感，让农民不愿去重新适应新的环境。
　　3.行为模式的改变
　　新市民居住地的边缘化，让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相隔离，仍然只生活在和自己类似的群体中，过着与其在家乡相似的“村落化”生活，并沿用着过去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城市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英格尔斯认为，进入陌生的环境不戒备是现代化指标之一。新市民不具备这样的心理素养，新市民心中充满了不安全感。城市居民因对农村居民的刻板印象而不愿与农民交往。而买房进城的农民他们在农村社区属于社会上层，有着自身的骄傲，也难以放下自尊主动与城市居民交往，这之间并不含有太多的敌对情绪。现代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交往逐渐减少，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并不多，而他们与农民之间的交往则更少。受城乡文化差异的影响，新市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往往与城市居民“格格不入”，从而产生很多困扰和不和谐阻碍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4.生活方式的适应
　　田园化的农村生活文明体现出的是单个家庭的自给自足，与外界的交流主要限定在本村之内或是以亲戚关系联系起来的有限范围。这种交流比较自然，很少带有功利目的。而城市生活文明准则可以用商品化来形容，以家庭之间或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特征，相当一部分的交往建立在商品关系之上。进城农民要想尽快融入城市社区生活就要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适应这种商品化的生活方式。然而，农村与城市在生活方式、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让进城人员一时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快捷便利、人们的交往以交换为前提、人际关系淡漠，让进城的农民十分不习惯。他们习惯了平缓的生活方式，交往亲密又频繁，不习惯于像城市居民一样淡漠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城市生活带给他们许多的困惑，城市的理念只能以一种缓慢的方式进入他们的大脑。新市民身在城市，心在农村，其行为模式亟待改变。 　　5.社会权利的重视
　　新市民社会权利贫困如下：一是知情权、参与权相对贫困；二是安全就业权和公共资源享受权相对贫困；三是社会保障权相对贫困。现行土地法规只规定了农民对土地承包期内的经营权，这让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相互勾结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按照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进行补偿，而不是按照改变性质之后的市场收益来补偿。土地置换过程中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缺失，让城郊新市民蒙受巨大损失。安全就业权利的相对贫困表现为新市民群体在就业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大多数人既无就业市场所要求的文化程度，又无所需的技能，只能从事些工种差、待遇低的工作，就业权利的贫困导致就业的边缘化。作为国民，不管是市民还是农民，在承担了相应义务的条件下，都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但在我国，由于一直以来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与城市居民相比，一直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新市民全体通过撤村建居改变了户籍上的二元结构，但在社会保障权利上，与城市老市民群体相比，得到的是“二等公民”的待遇。社会保障权利的贫困导致新市民群体在户籍身份与社会保障权利上的不对等，处于尴尬的边缘化境地。
　　四、新市民社区教育的方式
　　从世界范围看，社区教育经费的来源是多渠道的，主要包括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慈善组织及私人捐赠、教育项目服务收入等。2003—2004学年与2004—2005学年，美国四年制公立大学和两年制社区学院州政府拨款、地方政府拨款以及学员的学杂费三部分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分别为28。5%、18.7%和16.1%；29.6%、16%和16.7%。1997年和2002年日本社会教育经费的来源中，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的比例分别为1.86%、17.88%、80.28%和2.30%、16.98%、80.72%。从以上数据可知，在各国社区教育经费中，尽管中央和地方投资的比例不同，但主要还是来自各级政府。社区教育已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各级政府通过经费支持保证其健康发展。围绕提升新市民就业力这一中心工作，加快城郊新市民城市化进程，中国的社区教育也可采用“就近培训，政府买单”的方式，积极开展多种模式的培训。
　　1.新居民联谊会模式
　　迁居新市民由于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共同性，有着广泛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可成立“新居民联谊会”。理事成员由新居民自行推选和担任，实行自行组织和管理。“新居民联谊会”通过召开联谊会理事会议，以非正式组织的形式集中听取业主们的意见与建议，为社区的环境和亟须解决的各类问题出谋划策。理事会统一思想后，定下培训时间和内容，做好宣传，发动每个新居民积极参加。这样就弥补了新居民知情权、参与权不足的情况。
　　2.家校联手模式
　　新市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缓慢。社区教育部门可通过“小手牵大手”的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或可通过这种途径直接将“如何做一位好家长”等类似课程送到每一个家庭里。在新市民子女中宣传发动，通过学生影响家长，向家长传播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通过参加孩子们的家长会、亲子活动、夏令营、参观少年宫活动等形式，让他们走出相对狭窄封闭的生活空间和环境，提高接受教育的自觉性，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
　　3.部门联动模式
　　针对拆迁新市民文化水平低、无一技之长、就业能力低的特点，可以三级社区学院为培训基地，与部、委、办、局等有关部门合作，开展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的星级家政、保育员、汽车维修保养、保安、艺术插花、美容美发、面点制作、缝纫裁剪等培训项目，帮助新市民拿到专业上岗证书，使其在短时间内掌握一门技能。学员累积到一定课时并经考核合格后颁发各类证书，培训费用可由民政部门或当地政府承担，这样就能有效提升新市民的就业力。
　　4.典型推动模式
　　积极选树先进典型，在社区光荣榜上张贴先进事迹，发挥身边人、周边事的榜样示范作用，并邀请这些有信誉和有响力的人为大家做讲座。这样的形式贴近生活，亲切生动。通过典型帮带的联动效应，形成一个人带一帮人的引带效应，在社区内营造一种新风气，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城市文明，从而适应新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5.跟踪拉动模式
　　对有一技之长、参加过培训的新市民进行跟踪服务，重点了解他们培训后的生活就业状况、工资待遇变化、子女教育、文化知识、技能水平等状况，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后续培训工作，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定期组织区有关部门、街道和社区学院深入到新市民比较集中的街道、社区，走访用工单位和企业，及时开展跟踪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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