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开放和包容的现代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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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但文化层面的建构相对滞后，物质条件的发达与精神生活的缺失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掀起了新一轮的“国学热”。人们开始将目光由外转向内，寻找内心的精神的家园，希望能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中找回心灵的坐标。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在逐步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点和发展趋向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另一方面，在21世纪之初，“文化多样性”、“文明对话”等概念几乎成了全世界的通用话语，多元并存、和平共赢逐步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这打破了工业时代的文化霸权主义，使人类现代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儒学也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参与到全球文明对话的进程中。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学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儒学不仅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而且越来越趋国际化，成为“文明对话”的重要角色，在“文化中国”及“全球伦理”的构建中发挥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为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提供可供吸纳的智慧。可以说，儒学不但没有“博物馆化”，而且充满着顽强不息的生机和活力。
　　这一时期，大陆新儒学研究呈现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新儒学研究影响了从民间到高层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成。在民间，各地纷纷出现了以传授儒家经典，普及儒家文化为目的的书院、私塾、读经班。如吉林的长白山书院、珠海的平和书院、苏州的菊斋私塾、宜宾的中华经典读书班等。这些“现代私塾”的创办和发展使儒学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和推广，让更多的人甚至幼儿园的孩子都来了解儒学，在社会上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在高层，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从多个人文社会学科探讨了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和能够向世界传达的文化信息。70位高层人士签署并发表了旨在发展中华文化、促进文明对话、捍卫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甲申文化宣言》。同年，在山东曲阜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由政府主持的公祭孔子大典。2005年，包括国内、台港和国外在内的28个城市的文庙在孔子诞辰日同时举行祭孔活动，首次实现了“世界文庙同祭孔”的盛况。2006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出现了一些关注传统文化的提案。有的议案建议将四书五经列入公务员考试内容，有的则主张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为教师节。近几年，此类提案在呈逐步增加的趋势。
　　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告诉我们，从民间到高层，已经形成一股以尊孔崇儒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国人心中的传统底蕴和文化自觉已被渐渐唤醒。这一思潮的形成与现代新儒家在接续传统，重树中华文化主体性上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现代新儒家几代人物对儒家精神的抉发、阐扬和贴近现实的积极推扩，以及近20年现代新儒家研究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则无疑是催生这一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6]大陆现代新儒家不仅在研究论著的创作上逐步丰富和成熟，而且社会影响日益深广，在培养中华民族尊重传统的社会心理上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日益觉醒和文化自主的社会心理的逐步形成，无疑也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提供了有利的、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可以说，目前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正在形成一种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学术研究以其厚重的理论成果和相关学术活动为社会思潮的形成积累社会资本；社会思潮则不仅通过推扩和普及方式实现学术研究成果的现实转化，而且以其日新又新的面相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资料。”[7]
　　第二，与前一时期的以学理为主的儒学研究相比，这一时期人们将重点转向儒学与现实的结合，不局限于从理论上探讨儒学的现代价值，而是要从根本上回答儒学如何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儒学作为一个学术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从来都是非常的有机紧密。她关注生活世界，同时又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求精神的超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都被视为人的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一些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儒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上，希望以儒学来拯救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的缺失。比如，蒋庆阐扬关于儒家政体之合理性的“政治儒学”的观点，主张用儒家意识形态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蔡德贵提出了“实用儒学”，主张用儒学来促进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郭齐勇将儒学视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标举作为生存之道的“生活方式儒学”。黄玉顺则明确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将生活本源、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囊括其中。这些有创发性的思想和论说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其目的和要旨都在于使儒学走出书斋，回归生活，面向社会大众，使儒家思想和理念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推广和实践。
　　第三，现代新儒学逐步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论域。正如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刘述先在《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超越内省》一文中所说：“当代新儒家的重心逐渐由道统的担负转移到学统的开拓、政统的关怀。”新儒家们已不再拘泥于“道统”意识，以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而是以更广阔、更开放的视野探讨儒学与现代化、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阐释儒学在参与文明对话、参与文化中国以及全球伦理的建构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的提出引起了大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家纷纷站出来，共同讨论儒学的当今意义和它发展的可能性。研究与争鸣的论题包括：儒学的发展前景、儒学与21世纪人类文明、儒家思想与世界和平、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儒学与道德建设、儒学与和谐社会建设、儒学与现代企业管理、儒学与生活世界等等。几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和儒学联系在了一起。大陆学者正在努力架构起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种种桥梁。可以说，与海外和港台的新儒家相比，“中国大陆学人更重视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在内的多种精神资源的开发及对于时代课题、制度建构、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和世界现实多重问题的回应。”[8]新儒学研究正在逐步走向包容和开放。
　　2005年9月召开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正体现了儒学发展的这一特点。这次会议汇集了国内、港台、海外的140多位知名学者参加，其中包括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现代新儒家领军人物，以及台湾“鹅湖”、香港“法住”的新儒家群体。会议论题涉及原始儒家、宋明儒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儒学与西方哲学、与文明对话、与当代各种思潮，以及道德儒教、知识儒学、生命儒学、草根儒学、生态伦理、后新儒学等命题。这些论题的广泛性和丰富性表明新儒学在当代和未来仍然不会失去它的生命力，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开放、文明的文化论域中有所发展，有所丰富。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前景必将非常广阔。
　　结语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进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演进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但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这一种模式。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事实性地证明西方的现代性并非普世化的典范，现代化允许有多种模式的出现。在经济奇迹的背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强大的文化支撑作用。她已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融入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任何人都无法抹煞，也无法抛弃。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有责任、有必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与现代社会的融和获得重生。
　　现代社会是一个平等、多元、包容的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多样并存，百花齐放。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通过与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和谐共存，才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儒学作为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不具有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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