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记谱法发展中精确性特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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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20世纪以来，伴随着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的发展，记谱法理论也出现许多新的变化，主要存在精确性和模糊性两种发展趋势。二者作为不同思维状态下的理论，存在着不同的审美和目的。文章就记谱法体系的发展脉络，精确性与模糊性特征的不同变化，做简要论述。
　　【关键词】记谱法 精确性 模糊性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也是声音的艺术。在时间中的流逝和“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①的存在，正是其基本属性的反映。因此，人们不断尝试用各种手段来“固化”音乐，期望通过特定的方式记录音乐的各种要素，使之具象化，以达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中，传播、交流、学习、欣赏、分析和研究音乐的需要。记谱法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这一愿望而不断努力的过程。记谱法是认知和重复音乐的一种手段，使人能够间接感知音乐。自1887年爱迪生发明录音技术以来，人类能够直接感知所记录的音乐，录音技术也被看作是另一意义的“记谱法”。但时至今日，数字音乐与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并不能取代记谱法的功能和作用，各类记谱法仍在音乐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任何一种记谱法都不能详尽地记录音乐，但1000多年来的不断实践和变革，记谱法的系统性、规范性、科学性以及普适性和简明性等方面得到极大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音乐的基因和命运。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克雷格·莱特（Craig Wright）所说的“西方古典音乐是在世界各种音乐中唯一一种几乎完全依赖记谱系统的音乐”。②因此，研究记谱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记谱法体系中精确性与模糊性特征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记谱法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不断渐进的过程，走过了一条与大多数方法体系相类似的曲折历程：从无到有，从模糊到精确，从单一到多样性。并且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记谱法，都是与当时的音乐实践相适应的，也是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音乐实践服务的。如我们熟知的五线谱，从17世纪基本定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它所提供的“信息量”可满足当时音乐家们的需求，成为“共同写法时期”最理想的记谱体系。以五线谱记谱法为基础，构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丰富的音乐资料，极大地促进了欧洲音乐和世界音乐的发展和交流。同样，伴随着20世纪以来现代音乐对于以统一和共性为特征的传统音乐的探索与突破，和声、节奏关系的日趋复杂、自由，作曲家对音高与节奏两个要素之外的力度、音色、奏法等难以测定其精确“数据”的日益重视，出现了许多新的符号体系和记谱法体系。其中一些记谱法体系突破了传统记谱法音高、时值的严格限定，向着多维及模糊发展，甚至在某些流派的作品走向了记谱法的自我否定。这些新符号和记谱法体系记录了新风格的音乐，同时也是新的音乐风格的写照。记谱法的变革充分体现了音乐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进程。
　　一、记谱法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
　　我们的音乐生活中不仅存在着有乐谱的音乐，同时还有无乐谱音乐。口头音乐和即兴音乐都是没有乐谱或不依赖乐谱而存在的音乐。无乐谱的音乐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纵观世界各地的音乐及记谱法的起源，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限制，早期的音乐形式结构简单，数量较少。如无文字时代的史前人类音乐、印度古老的吠陀音乐、非洲帕巫尔族的音乐、中国某些民间吹打乐等。其中大多是以声乐为主的单声音乐，如古希腊音乐、我国的《诗经》，都是以诗歌格律为依据的声乐作品。欧洲音乐中，格里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歌唱都是完全靠记忆，到了查理大帝时期，为了有利于推广格里高利圣咏的发展而促成了记谱法的发展。口耳相传、口传心授的形式是这一时期音乐传播传承的特征，也是能够满足和适应此类音乐传播传承需要的方式。
　　其次，由于人们对音乐的不同认识和追求。演奏、演唱者无须通过乐谱中介，而直接将赋予审美意义的音响从心中宣泄出来，成为即兴音乐。这种情况从古到今，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如欧洲巴洛克时期的即兴演奏的音乐、美国的乡村爵士乐、世界各地的民歌等。即兴音乐的存在表达了人与音乐最直接的关系，“聆听者所感受的音乐也是生命信息毫无散失的真正原声”。③
　　无乐谱状态的音乐的传播和传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和随机性，受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生活多重因素的影响。这种传承的不确定性和音乐本身的模糊性的强化，促进了乐谱的产生和发展。当然，无乐谱音乐带来的人性的真实，形式的自由，即兴和个性化的表达对音乐诠释的魅力，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人追求的艺术理念之一，也是记谱法模糊性特征最早的思想来源。无乐谱音乐，在音乐整体中所占的比例较少，不是音乐发展和存在的主流。
　　有乐谱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的主流，因其适应了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需求和变化。我们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
　　记谱法作为一种备忘和记录音乐的工具，能够给予人们必要的提示。这种提示与备忘的需求在音乐教育和传承中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欧洲宗教音乐，还是我国古代文人音乐中，教育（或传承）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记谱法的产生和发展。如大约公元1025年，来自意大利阿莱佐的僧侣圭多所发明的一种六音体系以及我们熟知的唱名的原型Ut、Re、Mi、Fa、Sol、La六个唱名，都源自宗教的传承和教育。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和专业化教育的发展，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的统一和精确是现代教育广泛性和平等性的体现。记谱法及其精确性特征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精神实质与需求。
　　虽然不同的民族、地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哲学思想的引领下，记谱法的发展走向不同。但追求音乐记录手段的不断提高，音乐从模糊到清晰的这一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如我国西汉时期的“声曲折”到文字谱、欧洲中世纪的纽姆谱到五线谱的过程等。而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记谱法，有时也有惊人的相似。如相传14世纪出现的藏传佛教寺庙中使用的“央移谱”与11—12世纪的欧洲宗教音乐中使用的“纽姆谱”，均使用不同颜色的平行线条来表示不同的音高。这一相似现象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人类思维方式共性特征的体现。 　　二、记谱法的发展是音乐自身发展的体现
　　早期的音乐形式结构简单，数量较少，主要是以声乐为主的单声音乐。随着历史的发展，音乐本身的复杂性、音乐作品的数量在增加，依靠大脑记忆的口传心授式传播传承就显得非常困难了。于是各种类型的记谱法应运而生，并随着音乐复杂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发展。
　　音乐主要存在于两个维度中，即音高的轴和时间持续的轴。现代五线谱就是这两个轴的完美体现。在欧洲音乐中，音高体系与节奏体系的精确性发展有着清晰的历程。
　　音高体系的发展，促进了纽姆谱的符号的完善，11世纪，纽姆谱出现了具有革命性的第一条线，标志着纽姆谱从无音高体系到有音高体系的转变。随后圭多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四线谱，为五线谱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单声音乐向多声音乐的发展过程中，复调音乐的出现客观上推动了乐谱精确性的发展。复调在时间上的音高差别，必然要求记谱法在符号体系上做出相应改变。不同形状的纽姆谱符号的使用，体现了节奏体系开始由定性节奏向定量节奏的过渡。音高的标记比节奏的记谱早出现250年④，但节奏体系较之音高体系更显理性思维的光辉。“有量记谱法”（mensyral notation）开始了记谱法体系由模糊性向精确性的历史转变，即更注重定量法和逻辑思维。“有量记谱法”处于当时其他领域有关测量法和定量法发展的最前沿。以音高的轴和时间持续的轴，成为西方文化中的第一张图表。⑤因此，有人认为节奏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记谱法的发展史。到17世纪五线谱基本得以定性，记谱法的精确性达到一个高峰。
　　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些，中国古代使用最为广泛，且最为完整和系统的记谱法——工尺谱也到达了繁荣时期。“我国工尺谱是明清以来在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记谱工具，它的前身是宋代的俗字谱。”⑥我国明朝为14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公元1368—1644年）。
　　以上述表格可以使我们清晰看到，欧洲音乐的发展历程与记谱法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十二平均律和节拍器的使用将音高体系和节奏体系推向了精确化高峰，虽然节拍器的使用一直被人所争议，如贝多芬的部分速度标记。
　　三、记谱法的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体现
　　科学技术发展对音乐的影响无处不在。科技的变革，促进了记谱法的发展。如现代音分值与十二平均律的计算依赖于对数的产生。记谱法中节奏因素的精确化，很显然与计时技术、工具的精确化密不可分。“有量记谱法”得益于当时其他领域有关测量法和定量法的发展。节拍器的使用带来音乐速度的精确化。1450年左右，“白色有量记谱法”（white mensural notation）取代了“黑色有量记谱法”，恰恰印证着15世纪中国造纸技术在欧洲的推广，即便宜的容易洇墨的纸张取代了昂贵羊皮纸。同样白符头到最终黑符头的转变，依赖于造纸技术的发展。微分音的使用离不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更不用论述电子音乐、随机音乐等20世纪音乐流派与科技的关系了。
　　四、记谱法的发展受多元文化发展的影响
　　人类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民族、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19世纪以来，特别是到了20世纪初，世界交流、开放和互融的程度不断加强，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沟通和交流变得日益普遍和快捷。但族群矛盾、族群身份、族群性、国家主义等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族群冲突成为许多地区动乱的根本原因。音乐文化也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无论是欧洲音乐解构，还是世界音乐观念的确立，都带来了新的思想理念和音乐形式的飞速发展。记谱法也由五线谱为主体的状态向着多元化发展。记谱法精确性的特征，受到多种思潮的挑战，向着多元化发展。
　　各种新的音乐流派、作曲手法以及记谱法、符号体系的出现到20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如大量微分音、各种极限的节奏、速度、力度和新音色的使用，有时甚至超越了人耳和思维的接受能力。而以电子音乐乐谱与图形化乐谱的使用为代表，则体现了记谱法精确性与模糊化的极致追求。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浪漫主义、新表现主义、新现实主义等流派的崛起，以及机遇音乐等“激进”流派的“淡出”，特别是电子音乐、电子乐谱的兴起，精确记谱法又呈现出更加鲜活的面容。这些理论方式的改变，带来了艺术创作空间的自由性与丰富的变异性，在特定的文化发展背景下，展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
　　同时，随着民族意识的崛起，世界民族音乐不断得到重视和繁荣。在不同的文化传统、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传统音乐文化也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如我国，在认识和学习传统音乐及记谱法的时候，精确性特征与模糊性特征的争论一直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以杜亚雄先生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学家，围绕中国乐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阐述，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争论。学术争论的主要焦点就是关于“中活西死”的辩论，即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模糊性与欧洲音乐中的精确性的差异和关系的辨别。这场辩论推动了民族音乐在文化思想层面的研究；促进了民族音乐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将民族音乐理论和欧洲音乐理论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记谱法的发展承载了社会、文化与音乐发展的历程。欧洲音乐记谱法的主体是精确化的充分体现。我们需要树立历史和多元文化的观念，了解认识音乐及记谱法的发展，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本质特征以及教育发展，才能有科学和理性的认识。
　　注释：
　　①于润洋.论音乐作品的二重存在方式[J].文艺研究，1996（5）.
　　②⑤⑦克雷格·莱特.早期记谱法和西方音乐的测量法[J].余志刚，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2）.
　　③臧艺兵.记谱法的变更对中国音乐传承传播的影响[J].中国音乐，2000（3）.
　　④“音高出现于公元 900 年前后，但是节奏的指示直到公元 1150 年才在西方音乐中第一次出现。”克雷格·莱特.早期记谱法和西方音乐的测量法[J].余志刚，译.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2）.
　　⑥陈泽民，编.曲广义，译.工尺谱入门[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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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武素霞.西方记谱法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14]武素霞.中世纪记谱法研究[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4）.
　　[15]王姝捷.中西记谱法比较浅析[J].音乐大观.2012（2）.
　　作者单位：吕梁学院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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