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先生关于辽河文明之红山文化学术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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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明华
摘 要：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考古实践使苏秉琦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关键词：苏秉琦；学术思想；红山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06-03
苏秉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和考古教育的主要创办者，曾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先生1909年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的考古学专业任教授长达三十年，为培育考古人才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文博部门。
在苏秉琦先生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主持或参与了多个著名考古遗址的发掘，如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地、洛阳中州路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洛阳王湾遗址等[1]，并且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30年代对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中，苏秉琦先生较早地利用了由欧洲人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出土瓦鬲进行研究，提出了先周文化的渊源；主持在西安附近进行的考古调查期间首次发现了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存，判定了与当地仰韶文化和西周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在洛阳附近主持考古发掘，勘察东周“王城”遗址，建立了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同时也把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凡此种种，只是苏秉琦先生早期田野工作的一小部分，多年的、大量的考古实践使先生开始致力于理论研究，为不断加强考古学科的理论建设，提高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科学水平，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走向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是苏秉琦先生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总结的一个里程碑式成果，他将中国古文化丰富的区域分成六大块，就此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使得考古学工作者们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各个区系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多，更加印证了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就在此后不久，苏秉琦先生所划分的六大区系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有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辨识，朝阳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和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的重大发现，苏先生也自此把这片区域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多次在燕山南北、辽河流域进行考察实践，并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3]一文，进而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三模式学说和重建中国史前史的目标。可以说，对辽河文明特别是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促成了苏秉琦先生一生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华文明起源课题的诞生。
红山文化的发现始于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等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在那里发现了史前人类的居住址和一批陶器、石器；随后一些中外学者在赤峰左近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活动，丰富的文化遗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直到1954年尹达先生提出正式命名红山文化[4]，此后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赤峰地区考古的研究，逐渐理清了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特别是对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分布范围、年代等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是，红山文化得以被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关注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对喀左东山嘴等大型祭祀遗址的发现开始的[5]。东山嘴遗址位于辽宁大凌河西岸的喀左县，是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普查试点时发现的，1982年春天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继续发掘，这里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随后，考古人员在周围区域继续寻找，在距离此处约几十公里的建平、凌源交界的牛河梁村又发现女神庙、积石冢等建筑遗迹，经确定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这些考古发现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坛、庙、冢的建筑形式说明我国远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较高等级的社会组织。
时值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苏秉琦先生将自己的区、系、类型理论在考古期刊上公开发表[6]，他当时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辽河流域在史前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列入六大区系之首，而且非常注重通过北方与中原这两大区系的关系来探索华夏文明的源流问题。得知东山嘴考古发现的消息，苏先生于1983年7月25日～8月1日率19位专家前往考察，并在朝阳召开的考古座谈会上提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的新课题，强调这一地区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指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三种遗迹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自此，辽河流域及红山文化成为苏秉琦先生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他研究国家、文明的起源，以及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的基础。
辽西之古文化古城古国：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及其支流为主体的辽西地区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城址，如何对这些遗存进行保护和文化上的界定，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促成了苏秉琦先生“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的提出。1985年10月在辽宁兴城的座谈会上，苏先生指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者联系起来看，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地点已找到了线索”；从而明确了今后对古文化古城古国工作的重点，这是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课题，“目的是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国古城古国联系起来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7]。1987年9月，苏先生来到牛河梁考古工地连续进行了多日的考察、分析与研究，看到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字排列的五座规模宏大的积石冢墓和由多室营造、对称布局的女神庙后，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红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与此同时代的中原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和成批成套玉礼器相匹敌的文明遗迹，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8]。由此可见，作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红山文化不仅是本区域文化发展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展先驱。 苏秉琦先生对辽河文明的研究不仅是侧重于早期的红山文化，他把辽西地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概括为三个时期，分别为：第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的红山诸文化，包括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北岸的富河文化、分布于老哈河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教来河与孟克河流域的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第二个时期是以早期青铜时代文化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第三个时期是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燕文化。三个时期的中间有着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被称为“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第二个转折点发现有晚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魏营子类型。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诸文化到早期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发展到了社会发达、文明昌盛的阶段，一直到距今两三千年的燕文化，辽河流域的发展历程对揭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国家的起源和具体形成过程都有着重要作用[9]。
不但辽西地区遵循着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模式，经过对考古材料的深入分析显示，其他区域如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和山西地区的晋文化也具备类似的演化特点，因此，“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是对“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进一步提高，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模式构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与红山文化：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从发现之初就存在着，但是缺少成长和积累阶段的证据，这一切都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辽河流域红山诸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文明起源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红山文化进入了发展的全盛阶段，也就是牛河梁遗址所呈现的“坛、庙、冢”阶段，这类遗址群的功能应该是作为某个社会团体的宗教活动中心，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阶级、阶层的分化以及专门组织祭祀活动神职人员，墓葬中随葬的大量精美玉器还表明存着专业的工匠；如此规模宏大的活动和生产，需要有组织的协调和分工，直接促进了社会分工和社会的分化。当社会分工与分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导致“城”的出现，像牛河梁遗址这样大面积的宗教活动场所的存在，显示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了氏族公社的水平，这就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曙光[10]。这是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社会发展性质的大胆判断，他将红山文化界定为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
通过对红山文化各遗址的深入研究，苏秉琦先生将之分为两个类型，一种类型主要分布在老哈河流域，另一种类型则主要分布在大凌河流域。苏秉琦先生把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中华文明起源》一书中总结到：辽西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方面是时代之早，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年代相当，关键是在仰韶文化遗址还没有发现类似规格的遗迹，而在长城以外的北方却率先进入了高一级的社会阶段；另一方面是遗迹的独立性，它们都是建在特地选择的岗丘上，用来埋葬一些特殊的人物，但是在祭祀遗址周围还没有发现同期的聚落或者埋葬普通死者的墓地；第三点是红山文化的这些祭祀遗址中出有大量雕刻精美的玉器，最具代表性的是龙形物，龙的造型在这个区域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在此之前的赵宝沟文化中即已发现带有游龙图案的陶器；第四点是燕山南北的考古发现具有时代的连续性，这片区域一直到商周时期都还可能是原始宗教的社会活动场所；第五方面，在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女神泥塑像有可能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11]。
苏秉琦先生针对辽西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坛、庙、冢”遗存提出的这里是中华文明新曙光的看法在社会上引起空前的轰动，并于1986年8月正式以《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为题刊文发表，也成为了他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转折点。
红山文化与早期的古文化交融：辽河文明之红山文化发现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苏秉琦先生提出，如果把它放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也就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和以晋南、关中、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两大古文化区系联系起来，进行时间与空间的横纵向比较，可以发现不同区域的古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2]。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存在着大量带有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可以说这是仰韶文化的象征，也是它向周围扩散影响的证据。其中就有一支向东北传播，与辽西的红山文化相遇，玫瑰花图案与龙形图案汇合，已经发现的考古学证据有：一是在赤峰蜘蛛山早期红山文化遗址发现有鳞纹彩陶罐，并且一直延续到了红山文化后期的赤峰水泉遗址；二是在辽宁朝阳建平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与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都共出玉猪龙与带简化玫瑰花图案的彩陶盆。这一切现象表明在文化发展的某个阶段，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发生了碰撞，碰撞的结果是新的文化特征出现在了对方的分布区域内。
苏秉琦先生还提出，辽西地区的北方古文化不能仅仅看作是中原古文化衍生的支系，不能低估它们在“中华古文化”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连晋文化都与红山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最终，中原仰韶文化的玫瑰花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也包括江南的古文化相聚到晋南一带，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史前时期的晋文化在当时担当着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之间的纽带，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主体通过山西境内，在河北省的西北角与源于辽西红山文化的一支汇合。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之一是红山文化典型的“之”字纹发展而成的“类篮纹”，圆麻点和细泥条堆纹发展成的“类方格纹”，在中原的古文化中没有找到这种制陶工艺的传统，就有可能是通过以山西为中心的太行山上下和晋陕之间的黄河东西两侧传播至中原古文化区。
苏秉琦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方法的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提出的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形成这类对国家、民族的历史地位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的课题奠定了他在考古界、甚至整个学术界的地位。而这些问题的提出首先是来自于辽河流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启示，体现了红山诸文化在早期文明发生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作为中国考古界的重要奠基者和指导者，苏秉琦先生将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他六十几年的考古生涯中，深入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到晋陕高原、黄河两岸，从江汉流域、太湖地区到岭南地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丰富的考古实践，不倦的探究思索，最终形成指导我们考古研究的诸多理论。仅仅细数苏秉琦先生一生为考古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总结他的学术思想，就已经使我们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无比的向往，将会有更多的人追随苏秉琦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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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2〕苏秉琦先生治丧办公室.沉痛悼念苏秉琦先生[J].考古，1997（8）.
〔3〕〔7〕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
〔4〕尹达.新石器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79.
〔5〕郭大顺，张克举.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4（11）.
〔6〕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文物，1981（5）.
〔8〕孙守道.情钟红山，魂驻渤海[J].辽海文物学刊，1997（2）.
〔9〕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J].辽海文物学刊，1986（创刊号）.
〔10〕邵望平，俞伟超.百万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化――苏秉琦谈考古学的中国梦[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2）.
〔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2〕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J].东南文化，1988（5）.
〔13〕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A].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张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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