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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职业教育政策理论之转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卢洁莹

  摘 要 近十年来,OECD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开始出现重大转向。为“经济发展”服务之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倍受人们诟病。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职业教育本质、目标及选择直接关涉个人发展。为“个人发展”服务职业教育政策理论,是基于人权、可行能力和整体人发展的理论。“个人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开始取代为“经济发展”服务之职业教育政策理论。
  关键词 职业教育;政策;经济发展;个人发展;经合组织
  中图分类号 G7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6-0088-0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美国和加拿大等34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其宗旨是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帮助各成员国政府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扩大就业,促进成员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近1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职业教育(VET)政策中,个人发展论受到青睐,“为经济服务”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倍受诟病。职业教育的目的、本质和价值在于其是个人发展的一种手段。个人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开始取代为经济发展服务之职业教育政策理论[1]。
  一、为“经济发展”服务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及其局限
  为经济发展服务职业教育政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生产力”论。吉登斯(Giddens)最早提出职业教育是“生产力”的观点[2]。他认为,现代性将劳动和生活隔离,并将经济发展作为社会之终极目的。安德森(Anderson)认为,这种“发展观”建基于“生产力”论的两个假设中,认为培训即可提高生产力;技术能提高就业能力,有技术就能找到工作[3]。在“生产力”论和新自由主义境域中,职业教育机构建立在严格的工具性生活世界观之中;生活世界将人和环境分别定格于“服务于经济的人”和自然资源。该理论无视人之复杂性和内在独立性,无视资源和手段与社会、文化实践及自然物质条件不可分离的关系。然而,受过职业教育的人有多种需要,并参与公共生活:在工作之外,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圈和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有精神需求和个人兴趣爱好;在家庭和地方社区,他们生活于公民共同体和地球环境之中;在个人生活中,他们要生儿育女和养活家庭,他们需要消费商品和接受服务,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但在职业教育中,他们仅仅只学习如何工作和生产商品。
  “生产力”论源于1960年代的发展观。当时,发展观席卷整个西方世界,推动了工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刺激了就业。职业教育因受发展经济学家亲睐,成为调节经济发展政策的工具。为“经济发展”服务职业教育政策理论推动了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比如,世界银行1991年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职业教育政策的依据,刺激了私人职业教育与培训市场的发展。
  在“生产力”论指导下,世界各国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主要原则有五方面:第一,推进系统的(或局部的)管理改革。主要是要突破一些科层制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允许制定更多有利于雇主的政策,使职业教育和社会密切联系。第二,实行资格框架。其目标是使质量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更透明,鼓励学习者在现行的教育制度范围内垂直和水平流动,促进正规或非正规教育更大范围的发展。第三,建立质量保障体系。确保职业教育机构提供高质量教育,持续提高办学能力。第四,构建新的拨款机制。从对公共教育提供者拨款的形式转向建立一种拨款机制的形式,使拨款以结果为取向,以保证慈善机构中立。第五,推动公共教育提供者进行自主管理。建立新的治理结构,使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工业界发出声音;使制定决策者有更大的自主权;要求回应国家政策指向,通过拨款、报告和监督机制推进目标逐步提升。该职业教育政策理论的优点在于其关注人“工作”的经济效益。以就业能力为主要目标,着眼于短期效应,将目标集中在即时之就业能力而不在于人之一生;过于关注作为雇佣工作之特定模式,并带有严重的性别倾向;过于关注国家公共机构提供职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提供形式和职业教育需求之复杂性。在教育机构中,过于关注正规教育,忽视非正规教育;过于忽视为美好生活作准备之问题,忽视应变能力。实践证明,在应对全球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的挑战时,“生产力”论不具有可持续性。
  近年来,为“经济发展”服务职业教育政策理论遭到OECD成员国职教界的广泛批评。其不仅是简单的如何透彻理解职业教育理论的问题,更是一种发展范式问题。因为这种范式本身是基于一种有局限性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范式。用吉登斯的话说,即职业教育基于一种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仅仅是经济学家之发展观。对经济学家来说,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人均收入、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该种发展观将“发展”理解为国民生产总值(GDP)之增长速度。在一些非民主国家,该发展观导致职业教育目标偏移:使“为经济发展服务”演变成“为少数企业服务”,普通劳动者个人成为少数人赚钱的工具;盲目追求GDP,造成社会环境污染和大量资源浪费。该种发展观使人之生活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人们应反思现行职业教育政策理论,重构新的职业教育发展观。
  二、为“个人发展”服务职业教育政策理论及其特点
  基于“个人发展”的职业教育政策理论有三种形态,即“人权”论、“可行能力”论和“整体人发展”(相对于“单向度的人”)论。三种理论分别从接受职业教育之机会平等、个人能力发展和人之幸福与尊严三个视角思考职业教育政策之理论基点。
  (一)“人权”论
  人权论重视个人作为“人”之权利,关心社会弱者和贫困者的基本需要和能力。基于人权“发展”的职业教育政策论源于联合国之历史。现代人权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项成果,联合国《人权宣言》[4] 是继《联合国宪章》(1945年)之后的第一个主要文件。联合国的基本宗旨是用人道之力量维护人之权利[5]。教育的人权视角源于托马舍夫斯基(Katerina Tomasevski)所作的《联合国关于受教育权的专题报告》(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Education)。她认为,应该从四方面争取受教育权[6]:第一,制度上之机会平等。职业教育政策需要保证所有人都能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至少让更多的人都能接受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承诺具体特定的人群,如年轻人、妇女或残疾人接受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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