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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游”教育传统下的古代书院师生关系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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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游”文化是在春秋战国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伴随着士人阶层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教育传统。“从游”的主要价值在于弟子们通常以主动求学为动力,追随教师,不离左右,与老师朝夕相处中感润教师的德惠,濡染观摩之效不为而成。古代书院继承了这种文化传统,师生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以道相交、合志同方,师严弟恭、以爱相济,教学相长、亦师亦友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师生关系的文化渊源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继承和汲取积极因素,对于重建师生和谐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9/view-5900516.htm
  关键词: “从游”;书院;师生关系;共同生活
  中图分类号: G4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3-0027-06
  书院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大特色,它开创了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在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发展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历史重要性正如胡适所说:“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1]作为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成功典范,书院不仅在讲学自由、学术开放、因材施教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其融洽和谐、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更是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体现。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师生关系的文化渊源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继承和汲取积极因素,对于改善当前高校中淡漠、疏离的师生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 “从游”:中国古代书院师生关系的文化渊源
  “从游”文化是在春秋战国历史大变革的背景下,伴随着士人阶层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教育传统,多见于私人讲学活动。在当时教无定所的情况下,“从游”的主要价值在于弟子们通常以主动求学为动力,跟随在老师左右,与老师朝夕相处中感受教师的气息和个性,从而在老师的耳濡目染、德惠感润下,承接智慧、修身悟道,逐渐完成生命的转化和境界的提升。对于这种师生关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形象地比喻道:“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2]
  荀子曰:“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径莫速乎好其人。”[3]为学之道,再没有比接近良师本人更便捷的途径了。师生关系不仅是教育领域中一项很重要的人际关系,更是教育过程中一种很宝贵的教育资源。在整个教育活动中,教育者除了以言传的形式传授知识,其自身的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教育者。而“从游”的教育传统恰好满足了这一点。在“从游”过程中,师生同饮同眠、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学生在共同体验中分享教师的治学经验和人格风范。相处时间越久,学生所受的影响就越深。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路、冉有、子贡、颜回跟随左右,创立了古代“从游”教育的典范。
  “从游”的教育传统虽然经历了自秦代以来官方“禁游宦之民”等严厉措施的多次打压,但作为民间一种宝贵的为学传统被后人以不同的形式传承了下来。如曾为汉高祖刘邦制朝仪的叔孙通,本是秦博士,在降汉时,“从弟子百余人”(《汉书・叔孙通传》)。这种教育传统至宋明则演变为书院的一种重要教学形式。如陆象山在应天山结庐造屋,创建象山精舍(此即之后的象山书院)时,学者辐辏而来。《年谱》记载:“每诣城邑,环坐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徙寺观。县官为设讲席于学官,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在行都,诸贤从游。先生朝夕应酬问答,学者踵至,至不得寝者余四十日。”[4]487《明儒学案》称湛若水“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到了清代,这种教育传统仍得到了发扬。如清代学者王余佑,“国变后,往来苏门,相从讲学。后从定兴杜紫峰游,学以明体达用为宗,闲邪存诚为要。究心经史,教授生徒,务实学,兼文武才,远近从游数百人”[5]。
  二、 “从游”教育传统下的古代书院师生关系
  在“从游”教育传统下,古代书院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教师不仅从学业上,同时也从生活上、人格上对学生进行培养,道义价值常常会透过教育关系,藉师生之间的生活互动,融入到学生的心灵意识中,从而浑化为学生德性人格的核心部分。这样一种“从游”关系,使教学活动成为一个美妙的生命互动过程。
  (一) 以道相交合志同方
  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以道自任”是士阶层的特性。孔子曾毫不迟疑地指出“士”是“道”的承担者。他的弟子曾参更把对“士”的道德要求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儒家文化对士人的人格要求、价值体现和实践这种价值的方式方法,都体现为对“道”即儒家的道德理想追求上来[6]。孔门师生就是为了共同的志向――求“道”而聚合在一起的非血缘性群体,“道”是孔门师生关系建立的基础和维系的手段[7]。以“传道”、“明道”为目标,正是儒家学者创办书院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理学家们对于教育目标、教育的社会作用的基本观点。北宋泰山先生孙复创办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是为了“以其道授弟子”,这是北宋书院教育出现的新现象。南宋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张�主持岳麓书院期间,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校成为科举应试的附庸,提出了“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宗旨。这一宗旨体现在他所作的《岳麓书院记》中:“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8]
  宋代书院一般由名师大儒创办或由德高望重的理学家主持,生徒多为慕名求学。生徒主动地选择就表明了自己求道的志向,“道不同,不相为谋”。书院成为师生追求共同理想的阵地。对于由目的论成就的亲密而友爱的师生关系,布卢姆曾写道:“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人类真正的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是全体渴望求知的共同体。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9]为了实现共同的信仰,他们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孜孜不倦于追求和推行他们的思想主张。即使是身陷危境,也不会背师叛道。如朱熹的弟子黄�。黄�前后从学朱熹达25年之久。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南康知军,黄�随行,在朱熹任所帮助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务。淳熙十年(1183年)正月,朱熹在武夷山五曲隐屏峰下建武夷精舍,黄�亦在这里从学。庆元年间,朝廷禁道学,朱熹学说被诬为“伪学”,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黄�和大部分的门人依然不为强势所迫,追随朱熹至精舍之地。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被谪贬至贵州龙场,诸弟子仍不改门庭,围伺左右。他写的一首诗:“谪居淡虚寂,眇然怀同游。……分席夜堂坐,绛蜡清樽浮。鸣琴复散帙,壶矢交觥筹。夜弄溪上月,晚陟林间丘。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10]699从侧面彰显了   师生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
  (二) 师严弟恭以爱相济
  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直是师生关系理念的主旋律。“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11]143古往今来,师道之尊严,就在于其内在有着无可替代的尊贵和庄严,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训诫,“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正是所然。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学生守则的《弟子职》就对尊师的礼数,弟子如何伺候先生进食、就寝、盥洗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魏晋以后,佛道兴盛,儒学式微,师弟子之礼等一度遭到了破坏,至唐代甚至出现了凌忽长者,耻于为师的境况。经过唐末五代十国干戈兴、学校废、礼仪衰、风俗败坏的社会动荡之后,宋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振兴儒学,掀起了一场重振师道的运动。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是通过对孙复严师弟子之礼而树立了师道尊严。孙复立泰山学院,石介是京东一带素有声望的学者,但是其对孙复执弟子礼。孙复每次讲学,“介执屦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时始识师弟子之礼”[12]。范仲淹掌教应天书院时,特别重视教师的示范作用,“公尝宿学中,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13]。陆九渊对门人在礼仪方面也要求甚严。“有一生饭次微交足,饭既,先生从容问之曰:‘汝适有过,知之乎?’生略思:‘已省。’先生曰:‘何过?’对曰:‘中食觉交足,虽即改正,即放逸也。’其严如此。”[4]389古代书院师生之礼虽严,但也有温馨和谐、其乐融融的一面。例如,程明道谓:“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意。”[14]573其弟子谢良佐曾云:“明道终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所谓‘望之严也,即之也温’。”[14]575黄�回忆他当初师从朱熹的情景时说:“�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垌。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15]朱熹谆谆教诲、和蔼可亲的形象跃然纸上。名儒王阳明53岁时宴门人于天泉桥下,在中秋月白如昼下,见诸生兴烈,乃作诗曰:“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10]707这些都是理学家与学生相处随和平易的融洽一面。王阳明的弟子在六安龙津书院聚徒讲学时,学者自远而至。据说他诚意恳笃,气象平易,善于论说,士以是日亲。
  在书院中,教师不仅对弟子传道、授业、解惑,在生活中对弟子也是关怀备至。《东轩笔录》记载,范仲淹掌学书院时,不仅在金钱上慷慨地资助家境穷困的孙复,还为其谋一学职,每月可得三千的供养,使其安心于学。清代刘熙载主持上海龙门书院期间,常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黜华崇实,祛惑存真,并经常在午夜巡视诸生寝室[16]。
  (三) 教学相长亦师亦友
  教学相长出自《礼记・学记》:“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11]425意为教和学两方面互相影响和促进,都得到提高。教学相长不仅很好地揭示了教与学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亦揭示了教师与学生之间共生共进的关系。教学相长蕴含了师生平等的思想,这种师生关系并不止步于平等,更包含了师生交往关系中的教育性。
  《吕氏春秋・诬徒》:“善教者,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则师徒同体。”[17]这种“视徒如己”的古代传统师生观为书院平等友爱、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积淀了文化底蕴。如朱熹与门人蔡元定之间交往频繁,二人兼师友,在朱熹文集中存有的二人书信往来就有140多封。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朱熹与蔡元定的关系:元定师事熹,而熹顾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与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闻者,必与元定商榷之。尝辑其讲论之辞曰《翁季录》者,盖引以自匹也。”[18]陆九渊亦看重师友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他说:“亲师友,去己之不美也。人资质有美恶,得师友琢磨,知己之不美而改之。”[4]470王守仁则提倡教师通过纳谏来提升自己,他将“谏师”看作实现“教学相长”的途径。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说:“人谓事师我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10]976“谏师”也正说明了师生之间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共同进步的关系。
  三、 重建师生“从游”关系
  师生关系的加强,有赖于教师和学生同时“在场”,实现面对面的互动。“从游”使教育场合多样化,教育维度多元化,教育影响深化。“从游”,使师生在相处之时,气息相染,文脉相传。“从游”,就是用知识去开启学生,用道德去感召学生,用学术去吸引学生,用人格去塑造学生。总而言之,就是在模式上有时间保证,在甘苦共尝中达到精神的沟通,感情的融洽,这是“从游”传统最主要的当下价值之一[19]。
  当前,由于高校扩张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高校师生间情感淡薄,关系疏远的现象十分严重,师生关系甚至出现了反向“游离”。在一项关于高校师生关系现状的调查中发现,公办高校的学生有机会与教师交流的只占9.45%,民办高校学生在课余时间与教师交流的占20.60%。即使有较多的时间和机会能与老师交流,仍有近半数的学生很少与教师交流。师生关系的疏离严重影响了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借鉴古代书院教学模式,创设“从游”教育环境对于改善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书院师生不仅在课堂上、讲台前解疑问难,在课堂之外的饭桌上、田埂间、山巅上他们同样会当机问道、切磋砥砺。《朱子语类》记载: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节饮食’三字,人不曾行得。”朱子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场景来提醒学生“节饮食”。次早,才卿以右手拽凉衫,左袖口偏于一边。先生曰:“公昨夜说‘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为己之学有忘耶?向徐节孝见胡安定,退,头容少偏,安定忽厉声云:‘头容直!’节孝自思:‘不独头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无邪心。学者须是如此始得。”[20](象山)先生一日出游禹穴,顾田间禾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21]观山,(象山)云:“佳处草木皆异,无俗物,观此亦可知学。”[4]463温德尔班认为:“师生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只应基于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共勉,力求向善,彼此促进,实现理想。”[22]上述书院师生之间深厚的感情,和谐的关系正在这种前导后随,朝薰夕炙的日常相处中建立起来的。   现代大学若想打破师生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就应突破班级授课制单一的教学模式,恢复生活的整体性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整体性的生活中进行生命对生命的关照,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早在20世纪之初,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洛厄尔就认为,一个年轻人的大学教育,不应仅仅局限在课堂中进行,而且也应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大学为年轻人创造一个优良环境至关重要。他在任期间,不仅为学生打造一所男女共同生活和学习的学院,还完善了导师制,初步形成了“学院式的学习方式”[23]。由上可知,不论是我国古代的书院教育,还是哈佛大学的“学院式的学习方式”都很值得借鉴。当前高校的住宿制为共同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应该进一步完善宿舍管理制,拓展师生互动的空间,丰富师生交往活动。若教师常能与学子相聚一堂,或答疑解惑,或谈心论学,或茶点小饮,学子则可就近观摩取益,不觉品德与学问俱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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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东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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