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时代作家文学理想的缺失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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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更加需要文学这一心灵的给养。然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优秀的作品越来越少了，诸多作家迷失了自我，本文浅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客观原因，呼吁作家文学理想的重塑。
　　【关键词】功利时代；作家；文学理想；缺失；重塑
　　
　　文学是心灵的倾诉，是民族情感的表达。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的思想能够通过艺术形象这一包裹装饰而直达阅读者的内心。因此,我们也将作家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当今时代，经济飞速发展，
　　我们更加需要文学这一心灵的给养，滋润这个民族的文化。
　　然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诸多作家迷失了自我，他们的功利心太强，创作时头脑中杂念太多,创作的过程中世俗的、商业化的、媒体的等很复杂的因素都掺杂了进去。有一些作家还利用很多非文学的因素，如包装自己，伪造家史(宣称自己是大人物的私生子女)等，使自己成名。在他们的作品中，一切污浊龌龊的生活反被视为正常,一切机诈圆滑世故都被视为理所当然, 其内心生活苍白而贫瘠,自私而昏暗,其情感冷漠而残忍。这样的作家同他们笔下的人物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做着同样的思考，他们的内心充满着贪婪和冷酷，没有悲悯、没有同情、没有仁爱。读者在这样的作品里，只能见到肮脏卑污、变态扭曲,见到对人性之丑的精巧展示,对人性之恶的欣赏性描写,见到阴险狡诈和权谋厮杀。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堪称经典、伟大的作品几乎没有。现在要找写作匠容易,但是找真正的文学大师却不容易。”这是我国莫言教授于2002年10月在山东大学为研究生讲课时所总结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外部环境来说,有其必然性。
　　（1）过去，作家们面临着巨大的想象空间。那时候的作家就会充当起引领人们去周游世界的导游的角色，他的作品也就成为人们去认知世界的金钥匙。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所居住的地球的认识，从地理意义到文化意义都已经不存在未知数，已经没有任何神秘感，这对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就是没有故事。以真情实感为基石的散文创作，在古人的文学创作中是最具人情味的部分，比如离别，比如乡愁，比如爱情。但科技的发展，让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彻底颠覆，今人的哪怕是洲际旅行，都轻松得如同上一趟街，时空感全然消失殆尽。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让绘画艺术黯然失色。乡愁变成了无病呻吟，小说写不出故事，诗歌的质被抽空，只剩下了机械的“键盘制作”。
　　（2）西方作家是业余的,而中国的作家大多是职业化的作家,一般具有很高的行政级别,物质上养尊处优,几十年不写作,照样可以周游列国,分房子、加工资等都不会落下。这样的结果使中国作家大部分成为精神贵族,他们被现行的体制惯懒惯娇气了，写不出来作品也不紧张。一些曾经的大腕级作家虽然不时有新作问世，但却不深入生活，不深入群众，所写的作品全然是他自己臆想中的东西，离现实太远，胡编乱造之风盛行，一些作品对农民的态度有问题，丑化、异化、调侃，缺少悲悯心和恻隐之心。当然，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惯性使然，有部分作家，由于受历史的原因的影响，不敢说真话，不敢秉笔直书，自然不能铁肩担道义。
　　“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而现在则卖给了市场！”这是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近日在南京发出的“高论”。
　　这位爱喝白酒的汉学家，因三年前那句“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而闻名，三年后的今天，他受聘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在受聘会上，顾彬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与中国学者探讨文学学术问题，在学术会上，顾教授又对中国当代的文坛进行了“炮轰”。面对顾彬的“炮轰”，我们能无动于衷吗？能不深思吗？ 是啊，中国当代作家怎么了？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作家的法则,作家所以成为作家,作家能够与政治家分庭抗礼,或者比政治家还要杰出的法则,就是由于他对人类事务的某种抉择,由于他对一些原则的绝对忠诚。”他认为作家应该永远坚守的东西,作家须要绝对忠诚面对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永恒的真和善，它构成了作家精神生存的基石。
　　真和善是作家精神生存的基石，那么我们作家的精神状况怎么了？写到这里，我似乎豁然开朗了起来，眼前突然一亮。看看功利时代，商品经济下的我们的作家吧：在这种全球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功利心突然变得很强，名誉、地位、金钱产生了无穷的魅力，在他们的诱惑之下，众多纯洁的灵魂惨遭强烈腐蚀 。一些作家对理想主义“放弃”了，内心中不再有道德上的优越坚定,没有了虔敬,没有了高贵,于是就没有了力量,只剩下了卑污。一个内心连道德底线都没有的作家,如何能写出像样的作品?一个内心世界在善恶上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作家,又如何能引导人们走向大道?如何为阅读者带来生命的亮光?
　　面对这种“理想缺失”的现象，我们在现实社会中要怎么样做，才能让理想主义的圣火继续传递下去呢？
　　（1）对人本身的大悲悯,对人类处境的深刻了解同情,是所有伟大作家的共性。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解决作家的社会良知问题。作家要充分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人类工程师”角色,意识到整个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在商业化的时代里,不仅自己要有拒斥金钱力量的诱惑能力,更要具有鞭笞朽恶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现象的义愤,成为整个社会的良知。
　　（2）作为作家，要真正地意识到文学作品在引导国民灵魂方面的重要性,要理解鲁迅先生所说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的真谛。在这一基础上, 形成理想主义情怀,时时高擎着那盏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给人以向上的精神鼓动,不要鄙视理想与崇高,“一个作家不管怎样时髦和深刻”,也不要“见到理想、崇高就吓得满地打滚”(张炜语)。
　　（3）作家要在平常的普通俗众的日常忙碌和生活压力下,发现美、创造美,使自己的作品发散出幽幽的诗意美的芳香。在这方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已经给作家们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朱苏进曾经说过:“一个文化人应当追求的,是个人的心灵与大众心灵的沟通。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表达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创作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而不是被商业市场所左右,跟风不是一个文化人的态度。”(舒坦摘编)在功利主义时潮的背景之下，作家们必须坚守文学的理想主义园地，用向上的精神鼓舞人,用优美的艺术陶冶人，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出对对人类审美品格的执著坚守，对人类文化高度的坚韧追求。
　　
　　
　　【参考文献】
　　［1］王习耕：《作家，时代的良知》，《学莲》，2005年第6期
　　［2］张 敏：《文学创作不能放弃理想主义》.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8日
　　［3］ 莫言：《作家和他的文学创作》，文史哲，2003年第2期
　　［4］ 景颢：《中国当代文学：现状与出路》，平凉日报，2008年8月4日
　　［5］仵埂：《论作家的内心生活》，小说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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