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人格道德化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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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先 马文萍
摘要：忧患意识发轫于周初“以天为则”和“以史为鉴”，是摆脱了宗教神和造物主观念下的主体自觉和人文理性觉醒，它对我国传统道德特别是人格道德的培育起着积极的重要作用。周初时期的忧患意识引申出“明德敬德”，德与人的关系开始受到重视，开始了人格道德化的倾向。先秦忧患意识在根本上奠定了古代传统道德的根基和特质，培育了独具东方色彩的道德形态。
关键词：先秦；人格道德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2-0078-02
“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有此种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可以说，忧患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备患意识和行为催生了先秦道德的产生。周初时期的忧患意识引申出“明德敬德”，德与人的关系开始受到重视，开始了人格道德化的倾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进一步寻求人之为人、立人、成人的依据，发现道德是其根本。道德成为衡量人与非人、君子与小人，君王和匹夫的标准，也即产生了所谓人格道德的问题。诸子们分别从不同的理念和学说中提出不同类型的道德人格。
一、先秦时期的人格道德化
1.儒家的君子人格和士大夫。君子原义是贵族，与平民身份的小人相对，孔子通过其学说，将君子和小人从阶层概念上升为道德范畴。君子不再是贵族身份，而是一种高尚道德，虽然一开始这种道德是针对贵族而非平民阶层而言，但是逐渐地扩展到一种高尚道德人格。这就是要求在修养上能够躬身自省、主敬操守、存心养性等，在品质上具备仁爱精神、济世情怀和中庸中道等，其核心在于践行仁义。在《论语》中，多处刻画了君子之仁德，在《易传》中，还特别强调君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品德。这些德性，构成了儒家道德所推崇的君子人格范式。
士起源于周朝的等级制度，士大夫由于其特别的知识人身份而形成区别于其他身份阶层的道德人格。士大夫以“道”为道德操守，在志向上，“士志于道”；在求学上，“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在操行上，“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一旦“天下无道”，则“以身殉道”。因此，士大夫具有一种天下大道于己一身的道德人格的自我要求，做到直道而行。战国时孟子是士大夫精神最为积极的提倡者，他认为作为一个士大夫必须要有道德境界上的浩然正气，也即士大夫精神，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能超越眼前的个人自我利益而坚持道德理想，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为“士可杀，不可辱”以及“见大人则藐之”的“士林操守”。士大夫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成为影响后世士人阶层的道德标杆和圭臬。
2.道家的隐士人格。《周易》中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说，可见在先秦时期过隐居生活的隐士是受人尊重的。隐士多具才能学问而无意仕途归隐山野，对隐士最为推崇的无疑是强调自然无为的道家，他们厌恶政治纷争，主张致虚极、守静笃，追求与天道相通。隐士人格最突出之处在于追求自由和独立，保持自然本性，不为物欲蒙蔽，不为俗事牵累，“依德而行，循道而趋”，纵情于山水之间，逍遥于六合之外。这种“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返璞归真，在庄子看来，这是真人、至人、神人和圣人的人格境界，可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特别是在“邦无道”和“道不行”之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保持一定的精神独立，成为道德之士的自觉选择。
3.墨家的任侠人格。墨家是东周乱世民间自发形成的纪律严密的团体组织，他们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视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一方面，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勤俭节约，生活清苦，他们“以裘褐为衣，以趾屦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另一方面，墨者虽然反对战争，但是也不惧怕武力，墨子之门多勇士。以墨者为代表，在先秦形成了一批“任侠”之士。战国末期，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指责其“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到了秦汉专制统治，任侠更是成为帝国内部威胁而遭受严厉打压，几成绝唱。
4.法家的维新人格。法家关心国家政治，追求富国强兵。特别是在战争纷纭、群雄割据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王需要不断地集权专权，才能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法家应时而生寻求变法。由于变法处于君王极权要求，故难免得罪旧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先秦变法者诸如吴起、商鞅等在政治动荡当中往往命运多舛。这种不惜牺牲而变法维新以求富国强兵，也具有相当的道德色彩，虽然客观上推行了公正正义，能够做到法不阿贵，赏罚分明，但实质是为了强化君权。因此，历史上法家在权力专制和秉持公正的夹缝中，艰难地展示其道德积极性一面的同时，也暴露了其道德的阴暗性一面，所谓道德也不过是实现其功利的手段，将政治当作最残忍、最诡诈的权谋之术。
5.兵家的先知人格。古代中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战争史，以至史书又称“相斫书”。兵家是战争指挥家，对决定生死的军事活动富有重大责任。由于战争往往具有激烈对抗、变化难测和充满诡诈等特征，因此对军事首领的军事素质和指挥才能极为苛刻。春秋时期，以司马穰苴、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无不重视智谋，推崇谋攻，“多算胜，少算不胜，何况无算乎？”，因此，对战争一切变化不从教条出发，深思谋划，先知先觉，是兵家共有的特征，“先知”也就成为兵家的人格理性类型。同时，兵家还要求具备“勇敢”和“果断”，以及强调严明纪律等外在规范要求。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各种道德理想人格塑造的鼎盛时期，诸子们从各自立场和学说出发，提出并以身作则地倡导各种道德人格。除了以上所述，还有其他类型的道德人格，例如屈原倡导和力行的香草人格，它源于楚文化中的香草美人传统，强调在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乱世愚政之中，如何不随波逐流，不为污浊弄脏，这就需要香草美人洁身自好的道德坚守。
二、先秦人格道德化的当代启示
道德关键在于是否培育出具有理性和自由意识的人。对于当代道德建设而言，培育出遵循理性指引和充满自由意志的道德主体，使之成为优秀价值和高尚道德的创造者和奉行者，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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