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自由观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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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陆思雨
摘 要：从远古时期起，人类就着眼于追寻自身以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自由是人的重要特性之一，古今中外对人的自由与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马克思自由观在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拟从理论渊源、本质内涵和理论价值三个方面，对马克思的自由观进行综述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人；自由观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65-02
一、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渊源
从远古时期起，人类就着眼于追寻自身以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据文献记载，德尔斐神庙门前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启发了无数哲人的思考。人的自由问题是在人自身众多问题中最有魅力的一个，它也将成为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斯宾诺莎与黑格尔有相似的自由观，都强调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斯宾诺莎认为：自由就是满足自身需求后的理性生活方式，是一种必然。自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是必然的，黑格尔对此加以肯定，他指出：自由是我们认识到的自身内在必然性。他们都强调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斯宾诺莎侧重于人自身，黑格尔则强调绝对观念。康德将自由概念引入哲学的核心的做法具有开创性。他认为，人的自由只有在道德领域中才能实现，“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据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而理性世界的法则是什么？是‘自律’，‘自律’的核心是人是目的。”[1]康德以人为目的，将人的自由理解成人摆脱物欲控制的能力，具有启迪意义。
二、马克思的自由观的本质内涵
（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的论述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有当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并且追求自身发展时，才会出现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劳动实际上是强制劳动，通过对工人的压榨，从而促进生产发展。在生产力极低的时期，人们没有可供支配的时间，但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人们除了工作还将剩余大部分时间，这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性。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只有在劳动终止的地方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自由实现的基础是物质需求得以满足与可供支配的时间增加。
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人的异化和人本质的探讨论述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分工使每个人有了被强加的特定范围，为了获得生活的物质基础他就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并且必须始终在该范围内活动。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可随自己的意愿发展。马克思对艺术家也有阐述，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会出现艺术家这个称呼了，只有把艺术作为多种活动中的一项。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有最高自由度的社会，每一个有才能的人能自由地发展。
3.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用自由时间概念来解释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作为人的发展空间的时间，实际上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自由时间。”[2]454自由时间是在生产力发展、劳动效率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剥削工人剩余劳动，并且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减少劳动时间，但是让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一方面它竭力缩短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将这些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当劳动效率提高，劳动时间减少到最少时，剩余劳动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也微乎其微，从而工人得以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边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程度的加深，而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剥削他人剩余劳动的基础之上。那些不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把自由时间用于发展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使他们的各方面的能力都能够得到发展，这些人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
（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形成全面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2]这段话表明：自由个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之上。但是如今全面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只能由得以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占有，其他人必须依旧进行物质生产，满足其对物的依赖性。在这里马克思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统一，这是具有开创性的一点。他指出：“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3]他超越了资产阶级，同时也成为该时期把自由推陈出新的第一人。
（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在对自由的理解上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立足点不同，资本主义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提出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其统治。而共产主义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是指改变人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人自身。改变外部环境通过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了解自然发展变化的趋势从而为人的生活提供物质基础；改变人自身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交往中加强人们之间的联系，创造更大的空间促使人们进行自由发展。这种差别使马克思超越了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建构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独特理论。
三、马克思自由观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的自由观对他之后的研究者也有很大影响，其中不乏对他自由观的后继者发展者，但同时也有人对他的自由观进行批判。其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影响上。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李孟国在《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的四种论述》一文中认为“自由并非人的属性，而人恰是自由的所有物。”海德格尔强调自由的重要性。他指出“抛入存在之真理中的那个抛者自身，为存在本身所居有”[4]。就存在本身而言，自由之境是主体性得以可能的前提。我们看到，由于哲学史上对自由的思考没有思及存在本身和“本有”，以致自由沦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的论题，从没涉及存在与真理。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例，虽然康德在理论理性中思及了“先验的自由”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被架空于现实之上，只有消极的意义，具有现实性的则是实践理性中“实践的自由”。黑格尔规定的是自我决定式的理念的自由，这种与必然处于辩证关系中并以必然性为前提的自由因绝对精神的展开而展开。海德格尔对自由与人的关系进行重新追问。虽然在根本上人与存在都归属于本有，但人只有首先置身自由之境中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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