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论”教育理念在西南联大的实践及当下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卢军
摘要：现代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提出了“从游论”教育理念。他认为，教师的“示范”对学生的教育起到关键作用，该理念在西南联大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南联大汇聚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高校师资阵容，大师们多为“从游论”理念的完美实践者，他们用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态度对待教书育人工作，倡导“通才教育”，教学时满怀严谨之心、真诚之心、欣悦之心，他们用行动告诉世人何谓高尚的师风师德。在人文精神遭受空前的内在威胁的当下，“从游论”更是一个需要所有教育工作者继续推崇的理论。
关键词：从游论；梅贻琦；西南联大；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1674-9324（2012）10-0161-03
“从游论”是现代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提出的教育理念。梅贻琦始终认为教师在大学教育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他认为，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他从孟子的“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得到灵感，对“游”的意义加以发挥，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梅贻琦在《教授的责任》一文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1]梅贻琦坚持“好教授”应“以善先人”，重品德，重身教。因此梅贻琦在选聘大学教师中坚持德识相统一的原则。
1937～1945年抗战时期，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校务，“从游论”理念在西南联大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南联合大学被称为“中国史上最强大学”，在极其艰苦的办学环境下，联大汇聚了中国最强大的高校师资阵容，坚守学术自由风气，将“刚毅坚卓”发扬光大，培养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精英人才，为中华民族保留了文化的火种。西南联大创造出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联大教师多为梅贻琦“从游论”教育理念的完美实践者，他们用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态度对待教书育人工作，教学时满怀严谨之心、真诚之心、欣悦之心，他们用行动告诉世人何谓高尚的师风师德。举例如下：
“通才”楷模。梅贻琦大力倡导“通才教育”，主张大学应培养德智体美劳群诸育并举，具有人文精神的学生。他认为在大学本科阶段应该是“通重于专”，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2]梅贻琦本人，就以自己的人格、精神为学生树立了楷模，如他对学生所期望的“通才”。20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美国学习电机工程专业的梅贻琦有着十分深厚的国学根基，他曾经说过“假如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典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以一个工科出身的教授，能对音乐、书画、诗词都有爱好和修养，又能通晓四书五经、史地、社会科学，洞悉人性隐微，在当时的联大，梅贻琦不是个别现象，一大批理工科教授人文修养深厚，表现在为人上，也表现在治学上，表现在他们对学生的要求上。”[3]
严谨之心。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的外文系教授吴宓学贯中西、精通文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通人。他教学素以严谨著称。在联大时期，每天晚上他“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第二天清晨早早就起床，拿出其昨夜预备的内容反复朗诵。吴宓讲课时认真严肃，不说一句题外的话。钱穆赞叹他“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对吴宓而言，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流寓之中，只要上课，他就要把“甜蜜和光明”带给他的学生们。1940年前后，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昆明，联大师生为避开空袭，改成早上七点至十点，下午三点至六点上课，也有些课排在晚上。1940年10月13日，27架日机飞入昆明大轰炸后，死伤惨重，联大教师居住比较集中的文化巷住宅全毁。15日晚，吴宓穿行在房屋毁圯、瓦砾堆积的劫墟，按原定教学计划照常上课，讲授《文学与人生理想》专题。虽然只到了五六个学生，吴宓还是纵横古今，从现实的空袭轰炸而启发学生对于生死这样终极命题的思考，由逃避警报而讲述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的观点看法。讲授欧洲文学史没有教材，吴宓就自编讲义，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把这门课讲得生动有趣，并将西方文学的发展同中国古典文学作恰当的比较，触类旁通，使学生受益匪浅。选修中西诗比较课的学生常将自己的习作交给吴宓批改，吴宓总是不厌其烦，耳提面命，详为指正。对吴宓来说，教学是神圣的工作，不论外在环境如何，不变的是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谨的教学态度。
真诚之心。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沈从文对学生随和而真诚，从不疾言厉色。沈从文教写作，对学生可谓倾尽心血，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沈从文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让学生在对比借鉴中学习，收效甚好。这些书都是沈从文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从文就作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有很大的鼓励。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沈从文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从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只要对学生有益，沈从文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沈从文有很多书，但他不当“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的书，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从文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从文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在沈从文看来，教师就是要传道、解惑，只要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进行学习，对于自己编写的教案、收集的资料等，都会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学生，欣悦之心。吴大猷是第一位将现代物理学引入中国的人，被尊称为“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平生最愉快的事，就是面对一群求知若渴的学生讲物理学。从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后，吴大猷自上世纪30年代中开始在北京大学教授物理学，把革命性的“量子力学”带到中国，吴大猷的学生有李政道、杨振宁、黄昆等人，后来在中国物理学界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有人评论说：吴大猷通过他的学生们影响了中国的物理界。1941年，吴大猷在西南联大教书，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空袭而迁居昆明市郊。因百物昂贵，为了维持生计而养猪贴补家用，但他却常在课后，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和一群学生讨论物理学问题，一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安贫乐道，不改其志。“不择地而教，不择地而学”的精神令学生们深为敬佩向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黄昆院士在西南联大时是吴大猷的研究生，他回忆说：“事隔整整半个世纪，先生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4]许多学生就是从吴大猷才华横溢的课堂传授中，迈上了从此影响他们一生的研究之道。 乐观坚忍的人生态度。西南联大时期，战火纷飞，物质生活极端匮乏，但联大的教师们大多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他们敢于正视人生的苦难，既有理性的面对、勇敢的担承，又有调适的聪慧，展现出足够的坚强和通脱之气。冯至、金岳霖、冯友兰、吴宓等早已把躲警报当作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接受，而生活和学术又完全融为一体，在躲警报的时候也仍然在读书写诗、探讨学术。在那一代学人看来，人生的乐趣正在于苦与乐的纠结中，既能承受其苦还能体验苦中之乐，才能见出人的生命力量。这可以说是一种生存美学。他们乐天安命、在任何时候都保持自尊，那种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的人生态度，让学生看到了在风浪中可以怎样经历自己的人生，对学生一生的影响远非笔墨所能描述。如梭的岁月遮蔽不了联大精神的光芒。联大那代学人的风骨、学识、胸襟令后辈景仰万千。他们是浊世中的清流，漩涡中的砥柱。
追昔抚今，观照西南联大的先辈们，我们自叹弗如。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消费主义统治下的精神界呈现出张炜所称的“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在大众文化的影响和推波助澜下，传统的道德、理想、意义、崇高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得一钱不值，价值失落了，理想主义成为滑稽可笑的代名词。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屡屡发生诸如“硫酸伤熊”、“逼父卖肾换钱整容”、“药家鑫案”、“我爸是李刚”等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而这恰恰是需要大力倡导人文精神来加以改观的。
在人文精神遭受空前的内在威胁的当下，“从游论”更是一个需要所有教育工作者继续推崇的理论。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引导学生如何做人的引路人。教师与学生朝夕相处，可以说是除父母外，对学生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人。教师对工作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其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正人先正己，身教重于言教，这种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对人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身为大学老师，说什么话，做什么样的引导，都要有一种社会大教育的使命感。否则，单纯的灌输知识，以高分数为马首是瞻，会使学生成为受过教育，却没有教养；有知识，而没有文化；懂得数理化，而不懂得真善美的有缺憾的人。21世纪的大学教师，应始终坚守道德立场和精神信仰，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良知，引导学生认真审视重大的时代精神问题和现实矛盾，进行理想精神的探询及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使学生在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的冲突日趋激烈的今天寻求到心理的平衡点。一个真正合格的大学教师的存在应昭示着理想主义依然存在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血液之中。
大学的宗旨，始终应该是培养身心俱足、健康发展的人。真正的教学活动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生命活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职业和谋生手段，是与每个学人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紧密相连的。西南联大时期的先辈们多可作为我们当今教师学习的楷模。斯人已逝，但师风永存。愿那种源远流长的师道风流经我们每一个为人师者薪火相传，永续不绝。
参考文献：
[1][2]梅贻琦.梅贻琦教育论著选[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3]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Ｍ].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徐百柯.民国那些人[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厅资助项目“现代视野中的西南联大教育研究”（J08WA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军（1970-），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764370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