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 访客   登录/注册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霍小丽

  摘 要:基于安东尼奥・葛兰西在西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其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深刻把握和理解就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市民社会、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学说等构成了其理论的基本内容,该理论的当代价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衰退,对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弘扬文化主旋律,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发挥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关键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D61;G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64-02
  葛兰西是个接地气的思想家,善于从实践中获得现实启示。他不书斋式学者,而是脚踏实地、从事革命实践的思想家,用今天的话语来形容,他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思想家。葛兰西在总结东西方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并联系当时的实际,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该理论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产生
  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对前人理论成果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外,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然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相联系,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深刻反思。时代性是理论所具备的重要特征之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也是如此。从国际背景来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俄国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冲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功地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效仿俄国的做法,发起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相继失败了。东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现实命运直接引发了葛兰西的现实思考。葛兰西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根本差别入手,指出了东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以及他们所处地位的不同。在俄国,市民社会相对薄弱,发展程度较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程度较高,相对完善。因此,俄国的这种模式不适用于市民社会发展程度比较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此,葛兰西主张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与资产阶级展开争夺,夺取文化领导权,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提供根本保障。从国内背景来看,意大利在那段时期,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北方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以工业为主;南方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以农业为主,人民生活贫困,南北方差距的拉大和对新秩序的期待促使了工人运动的爆发。葛兰西对南北问题深入思考后,提出了“领导权”概念。他认为要使无产阶级的文化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思想,成立一些教育机构来进行宣传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他认为还要创办一些面向农民的报刊,培养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壮大革命战线,逐步取得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革命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要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还必须通过有组织、有纪律、具有革命性特征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把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意识灌输到工人阶级中,以争得市民社会的广泛认同。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市民社会这一政治概念,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系指一种“城邦”。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即属于第二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可以概括为经济基础。而葛兰西则认为,市民社会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不能再把市民社会仅仅局限在传统的经济领域,而是拓展到思想上层建筑领域。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政治社会具有强制性的特征,通过专制机构来行使专政职能,因而文化领导权斗争的场所就只能是市民社会了。市民社会的活动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故市民社会才可能是文化领导权现实的实施场所。但是,还应该看到,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掌握在某个阶级手中,是会发生改变的,关键在于谁能够更好地掌握群众。因此,要想使文化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斗争的场所――市民社会同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就成为了重要的途径。借助一种“分子”方式,潜移默化地植入资产阶级的大脑,最终达到斗争的目的,使无产阶级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
  (二)有机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的实施主体。马克思认为,从事脑力劳动的是知识分子阶层,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则不属于这个阶层。但葛兰西认为,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扮演好这个角色,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他认为用传统概念来界定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主张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界定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界定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前者是指仍然延续旧时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表面上独立于任何阶级集团,实际上仍然代表着旧时代某个特定社会阶级集团的利益。后者与代表着与现实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他们对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有清醒深刻的认识,并运用自己的知识表达其诉求,并企图影响人、改变人、塑造人,因此,后者比前者在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更显著,可见,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更为重要。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有机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并打破其领导权地位,广泛地宣传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让群众“同意”其“领导”地位。
  (三)阵地战是文化领导权的实施方法。“运动战”、“阵地战”本来是军事术语,葛兰西引用这两个术语来说明政治斗争战略。俄国当时市民社会发展程度较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还没有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成为了可能。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已经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仰中,因此,在这些国家实行“运动战”是不可取的,采取“阵地战”的策略就成为了合理的选择。所谓阵地战即指通过“分子式入侵”的办法,逐步地、渐进地、有步骤地攻克资产阶级的“阵地”,最终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化为泡影,用无产阶级思想和文化武装群众。葛兰西虽然强调“阵地战”在西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未排斥运用包括“运动战”在内的其他战略的可能性。二者虽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二者相辅相成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三、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一)弘扬文化主旋律,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葛兰西强调了阵地战在夺取文化领导权中的重要作用,即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武装群众。我们应该从得到什么启发?那就是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弘扬文化主旋律,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建设在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的作用不可低估,文化软实力日趋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评价指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昌盛,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分不开的。缺乏文化的支撑,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我国历届国家领导人都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努力增强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文化强国”战略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一方面,要弘扬文化主旋律,占领文化阵地。一个国家的文化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主流文化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非主流文化则并非如此,但这并不是说非主流文化都是错误的,必须抵制,非主流文化中也有合理的一面,二者可以互相借鉴,相互吸收。这就需要发挥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引导作用,从而使其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这就要求我们要弘扬文化主旋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守住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要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从我国的文化现状出发,将本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同时要有选择性的引进消化再吸收,从而更好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阵地战的方式,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我们要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二)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发挥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葛兰西指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中坚,在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与巩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掌握着先进的知识和技能,其重要作用是任何人不可替代的。由此可见,葛兰西科学地预见了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各项建设的重要支柱,必须将其掌握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关心、尊重知识分子,确保知识分子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利得到切实尊重,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其次,要教育广大群众摒弃“读书无用论”的错误观念,多读书,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抵制迷信。第三,要鼓励知识分子创新。创造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国家与国家竞争的关键,因此,要鼓励知识分子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为文化繁荣做贡献。最后,知识分子必须积极地践行群众路线。知识分子掌握着先进的知识与技术,如果高高在上、摆架子就会削弱其文化影响力。同时,要积极地教育和引导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养,促进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化,壮大有机知识分子的队伍,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保证。
  (三)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葛兰西指出,要想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须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前,夺取文化领导权,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忽视文化领导权。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权”一劳永逸地掌握在执政党手中,它仍处在认同的过程中,仍有失去的危险。因此,执政党必须重视文化领导权问题,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丧失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是重要原因之一。中亚的“颜色革命”也为我们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吸取前苏联解体以及“颜色革命”的深刻教训,加强我们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陈学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李咏梅.从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看当前意识形态掌控[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8,(04).
  〔5〕仰海峰.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效应[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02).
  (责任编辑 孙国军)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9/view-77664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