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捷克小说家，生于捷克布尔诺市。1948年，到首都布拉格读大学。196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主要作品有《小说的艺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
　　
　　前言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原本是犹太格言。但是它被现在的中国人所熟知还要归功于米兰・昆德拉。在1985年5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时的典礼演讲词中，米兰・昆德拉使用了它。此文系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中的一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如今广为流传的警句道出了昆德拉对生命和整个人类世界的全部感悟。因为人的自作聪明，也因为人自身的渺小和微不足道，我们思考得越多，以为越接近真理了，却发现我们反被上帝愚弄了。这是在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下无法打破的怪圈，亦是存在于人类本性中狭隘卑微的一部分。由于不能摆脱，于是开始怀疑和否定，最终却陷入了一场人性悲剧。其悲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整个过程中人类始终做不到自我超越。
　　
　　关键句
　　◎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规，而且媚俗取宠，他们是艺术的大敌。
　　
　　一、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
　　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
　　当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
　　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诃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未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
　　16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对这些人既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未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
　　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到底要不要结婚？他四处云游，遍寻良医――预言家、教授、诗人、哲人，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可惜尽管穷尽皓首，到头来巴汝奇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当然到最后，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过主人翁这个既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
　　 二、小说艺术的真正内核
　　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其所提示的新知识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一无所知。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有宣传、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它像佩内洛碧（Penelope）那样，每晚都把神学家、哲学家精心纺织的花毯拆骨扬线。
　　近年来，指责18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18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
　　18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像是在耍花枪。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定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吗？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琐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结语
　　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规，而且媚俗取宠。他们是艺术的大敌。正如我强调过的，这种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
　　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他正在一边发笑。
　　（米兰・昆德拉1985年5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本文为昆德拉在典礼中演讲词摘录。）
　　
　　作品节选
　　搭车游戏（节选）
　　文/〔捷克〕米兰・昆德拉
　　小伙子发觉在他的生活中很难有轻松的日子。他这一辈子在人生路上都是规规矩矩的。他每天的工作何止八个小时，无尽无休的会议，自修功课，男女社交应酬，等等。他的私生活所剩时间无几。这种私生活绝对无法保密，有时甚至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即使这难得的两周假期也不能使他感到无拘无束，富于冒险情趣；精密安排计划的阴影笼罩着这儿。我们国家夏季招待设施的不足使得他提前六个月就得凭单位介绍信预订塔得拉斯的房间。这些阴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他已经变得安于这一切，在这种单调平直的公路上，那恼人的念头一次又一次地涌上他心头――沿着这条路他正在被追踪，所有的人都在监视他，他根本无路可走，无处可藏。这时，那个怪主意在他心里转悠。他潜意识里的心路历程跟他正在行驶的高速公路居然和谐地交汇在一起。这使他突然干了件古怪事情。
　　“刚才你说要去哪儿？”他问姑娘。
　　“去巴士特里沙。”她回答。
　　“你去那儿干什么？”
　　“我有约会。”
　　“和谁？”
　　“当然是位绅士了。”
　　小跑车正好抵达一个大的交叉路口。小伙子放慢速度，以便看清路标，然后向右拐去。
　　“如果你失约了会怎么样？”
　　“那是你的错，你得负责。”
　　“你根本没注意，我转到诺夫山基方向去了。”
　　“真的吗？你疯啦！”
　　“别怕，我会照顾你的。”小伙子说。
　　就这样他们边开车边喋喋不休――这位司机和这位搭车女郎互不相识。
　　这场戏一下子就推进到第二幕。小跑车不仅偏离了假想的巴士特里沙的路线，而且还偏离了真正的去塔得拉斯的路线。他们在那儿订好了房间，本该早晨到达。小说总是使现实生活目瞪口呆的。小伙子偏离了一成不变的道路，偏离了一向循规蹈矩的自我。
　　“可你说你要去塔得拉斯呀！”姑娘颇为不解。
　　“小姐，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是自由自在的，我做我想做的、能使我愉快的事。”
　　
　　评价链接
　　这是米兰・昆德拉极为出色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的大致内容为：现实中的人们都会根据生存需要而选择自己的人生哲学，进而为自己塑造社会道德认可的形象，而人性中的阴暗面往往被封存起来。小说中的小伙子和姑娘通过玩搭车游戏，摆脱了种种枷锁，他们在相互交流中，一步步探索到自己的另一种存在状况。节选部分来自小说的起始，通过对话，小伙子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他无意识中遵照自己的意愿，去向了自己的目的地。这对现实中的我们来说，同样有着震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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