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比较教育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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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比较教育为促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如何加强中国比较教育高级人才的培养和比较教育学科建设?21世纪世界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有哪些新趋势?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和未来前景又将如何?2009年11月12日~1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主办的“社会转型中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高层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任友群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比较教育学会理事长王英杰,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孙启林、陈时见、冯增俊、黄志成等比较教育学界一流专家学者,围绕上述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会议以高端、专题、小型为主要特点,总结过去,立足当前,展望未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下对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梳理,以为深化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加强我国比较教育学术交流、促进中国比较教育创新与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国比较教育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贡献巨大
　　
　　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认为,中国比较教育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第一,比较教育作为改革开放教育领域的先锋,在教育改革中以先行者、探索者的角色始终走在前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比较教育就为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国外原始数据和背景资料,而最近热议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在比较教育领域也早已众人皆知。第二,比较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接触的窗口,引进了国外各种先进思想和理念。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翻译的《学会生存》一书,至今仍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动力;该所后来引进了终身学习理论、翻译了《学会学习》,并始终都在对其进行介绍和批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50周年之际提出的“四个学会”,也都是由华东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引进并指导。第三,比较教育服务教育政策,共享智识。比较教育在国家基础性教育改革政策、法规、制度的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从学分制、学位制、招生制到基础教育督导制、高等教育评估制的制定,比较教育功不可没。第四,比较教育是借鉴国外教育改革的实验室,是搭起教育改革已知与未知之桥。比较教育跟踪、评析、借鉴国外重大教育改革,从而推进本国教育改革。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对美国发布的各种教育改革议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东北师范大学对东亚地区的教育动向步步紧跟,进行全面评析与介绍;华东师范大学对教育公平、全民教育、全纳教育进行了全面而集中地研究。第五,比较教育搭建中外教育交流平台,促进中外学者平等沟通与合作。第六,比较教育作为一个学科、一个研究领域,为教育改革提供重要视角与参照。第七,比较教育蓬勃发展,成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宝存教授在题为《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科学的发展》的报告中,生动形象地将比较教育学科比作母鸡――孵化并孕育了其他的教育理论与学科。刘教授从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科学的产生、我国教育科学的舶入这两个角度论述了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学科的关系:比较教育研究是教育科学知识的源泉、教育规律的揭示者、教育科学产生的三个来源之一。其中,刘教授还谈到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科学内容的丰富性:它不仅是国外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引入者和阐释者,还是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孵化站,也是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实验室,更是国内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批判者。
　　
　　二、21世纪世界比较教育研究呈现新范式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黄志成教授在《欧盟国家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报告中,以一个美丽的欧洲爱情故事《欧罗巴》开场,讲述了欧盟的形成过程,以及所带来的教育的一体化,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的学生人数将下降,学前教育将进一步发展,义务教育年限将延长,欧洲高等教育区将建立,等等。此外,黄教授还指出了欧盟国家比较教育研究的特点:开创了比较教育研究领域,且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欧洲比较教育学会的建立为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欧洲比较教育的研究课题涉及领域广泛,并与欧洲社会发展联系紧密,同时加强了与世界的联系。
　　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张德伟教授在区域研究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建树。他首先界定了教育的区域研究和区域教育研究的内涵,接着介绍了比较教育学中的外国教育研究和区域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中的区域研究和问题研究。他倡导将教育的区域研究和问题研究有机结合,并将其分为两种类型:区域研究+问题研究型(区域研究框架下的问题分析型),即以区域研究为研究框架,以问题研究为分析工具;问题研究+区域研究型(问题研究框架下的区域解释型),即以问题研究为分析框架,以区域研究为解释工具。他认为,区域教育研究不可单纯以机械的借鉴为目的,教育问题研究不可不问“区域”特性就去追逐“规律”。
　　中山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冯增俊教授开门见山地提出:无论研究国际比较教育还是国内比较教育,都要牢牢把握住生动活泼的教育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展示出比较教育的发展前景。他从比较教育的发展历程推论出,理性借鉴将成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新趋势。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探求规律指导下的实际研究;第二,在共同目的下的多样研究;第三,在整体预期视野下的学科洞察力。最后,他总结了比较教育学科未来发展的理性宗旨,即实践至上,服务至上,功效至上,创新至上。
　　全球化趋势是近数十年世界发展的一种趋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所副所长邓志伟副教授在《全球化趋势与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向》的报告中指出全球化趋势下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质性转向,包括研究旨趣与价值追求、研究方法论与路径和研究内容等。具体来说,比较教育研究旨趣已经开始从工具性转向价值理性的研究,从教育实践研究转向问题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从描述性研究转向规范性研究,从评价性研究转向解释性研究,从分析性研究转向批判性研究;比较教育研究议题涉及从国别教育到国际教育,再到全球教育的转向。他引用“依附中的无奈――走向独立自主,借鉴中的苦闷――走向理性分析,合作中的尴尬――走向双赢局面,危机中的反思――走向文化自觉,解放中的自由――走向知识分子”作为该报告的精彩结语,耐人寻味。
　　在主题为《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中外比较》的报告中,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王斌华教授认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双语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如加拿大、美国、新加坡等。国外实施双语教育的目的,不仅为了培养双语人才或追求共同语言,而且大多源于文化认同、社会稳定等社会和政治需要,甚至基于民族和谐共处、避免国家分裂的考虑;而我国实施双语教学最直接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提高英语水平,满足国家、地方和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双语教育主要是指在学校中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传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内容的教育。在学科选择上,多选择数学、物理、化学;在师资培养上,主要依靠高校培养,将英语教师转化成双语学科教师,使学科教师学好英语,并聘请外籍学科教师等;在教材建设上,目前国内使用的教材主要有原版教材、国内教材、自编教材、翻译教材等。
　　中山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王丽荣教授在题为《中日道德教育的历史变革之比较》的报告中,全方位地阐释了中日道德教育的历史变革。中日第一轮道德教育变革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面临同样外来侵入压力的情况下,日本的“和魂洋才”和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德教育改革给传统封建文化透进一丝新鲜空气。第二轮道德教育改革从20世纪初至二战前后之际,此时中国新旧文化激烈冲撞,而日本将儒家学说与法西斯主义融为一体并最终走上军国主义德育之路。第三轮道德教育变革从二战后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全面接受了苏联的思想教育从而创造了新中国的道德教育体系;日本则受美国占领军的指挥,在清除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创造出民主主义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第四轮道德教育变革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为应对新时代需求,主动、自发地进行道德教育变革。通过上述历史考察,王教授总结出两国的道德教育目标大致有如下共同倾向:首先,均存在道德教育目标的“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两面性,但以“社会本位”为主导方面;其次,都经历了一个从“社会本位”到“个人本位”的整合过程,最终确立了两者兼顾的目标。
　　西南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徐辉教授,以美国比较和国际教育协会主办的专业期刊《比较教育评论》在1998年~2007年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介绍了美国比较教育研究近十年的新进展。徐教授分析了学术论文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所呈现的特点以及在研究地域上的差异,就《评论》近十年的研究主题得出以下结论:重视宏观教育制度研究,关注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紧跟时代发展,研究当前热点问题;微观教育实践领域的研究日益升温;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探讨起伏不定。《评论》近十年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六种,而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成为一大趋势,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也更能体现未来的发展趋势。《评论》近十年论文的研究地域呈现出如下特点:单一国别研究是主体,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尤其关注;大规模的跨国比较研究引人注目;全球趋势和区域研究增多;对其他民族国家的教育状况也开始关注。
　　
　　三、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处于转型之中
　　
　　北京师范大学王英杰教授在总结比较教育学科30年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比较教育学科已经奠定了稳定的发展根基,展望未来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比较教育学科仍然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争论短期内难以平息,所以需要后起之秀不断努力学习。
　　比较教育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培育人才既是出于其学科延续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其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东北师范大学孙启林教授在题为《比较教育与高级人才――历史检视与现实反思》的报告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人才培养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招收比较教育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几所大学,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国际化的高级人才。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孙教授认为,比较教育对人才的培养要审时度势,我国在比较教育的人才培养上应注意:培养兼具国际化与本土化特征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培养真正具有独立科研能力和科研意识的研究者;培养具备高度专业化水平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培养具有合理层次结构的研究者群体,以完善不同层次间的联结与过渡机制;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学术道德的比较教育研究者。
　　西南大学副校长、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陈时见教授在其《比较教育学的现实境遇与未来前景》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比较教育现在和未来的状况。第一,现实境遇不容乐观。比较教育学与其他教育学科的交叉、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模糊的联姻、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比较研究的混同,这三个方面使得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身份变得尴尬。第二,未来前景光明灿烂。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变化,比较教育学何以存在?是基于比较研究方法,还是基于特定知识领域?是基于国际交流的论坛,还是基于教育的公共知识领域?对此,陈教授提出了比较教育学的未来发展战略:明确特定的知识领域,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开展系统的方法论研究。陈教授认为,教育的发展需求使得我们学习、借鉴与革新,特定的知识领域要求我们拥有他国教育发展经验,学科的发展程度促进形成队伍、成果与应用,教育学研究的拓展使比较研究成为必须、成为可能、成为自觉,比较研究成为所有教育学科的经常性活动,比较教育的传统知识领域促进民族国家的教育发展。20世纪中叶后,比较教育研究的变革使得自身向宏观和微观层面拓展,同时教育的比较研究成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主体构成。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彭正梅副教授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到底借鉴西方教育什么?他的答案是:成为理性主体是我们要学习西方教育的根本原则。所谓理性主体,就是指个体具有自我思考和自我行动的能力。彭正梅从“理性主体:现代教育中心思想”、“迈向理性主体:现代教育根本原则”和“捍卫理性主体:对于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回应”三个层面对理性议题做了深入的论证和解释。彭正梅指出,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建立在主体契约之上的现代社会,核心是自我决定的理性主体。教师或教育者的所有教育活动,只能被视作一种帮助和引导,理性主体的形成主要还是受教育者自己的事情。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责任编辑 熊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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