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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不胜寒(上)

作者:未知

  明朝嘉靖隆庆之际的内阁首辅(首相)徐阶,秉政以后,拨乱反正,被当时人誉为杨廷和再世,天下翕然想望风采。如此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大多性格复杂,具有两面性。张廷玉奉敕编纂的《明史》为他立传,一方面说他“善容止,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另一方面说他“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何谓权略?何谓阴重?何谓虚与委蛇?何谓不失大节?请听在下娓娓道来,剖析政治与政治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从夏言“弃市”说起
  嘉靖时期内阁倾轧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内阁首辅夏言绑赴西市斩首示众,令大臣们无不倒吸一口冷气,惊诧莫名。堂堂一品阁老竟然落得个“弃市”的下场,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罕见的悲剧。促成悲剧的原因,一是他忽视了朝廷的政治规矩,失宠于皇帝;二是他与内阁次辅严嵩矛盾激化,严嵩利用皇帝的怨气,乘机进谗言,置之死地。
  夏言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及第,在兵科给事中任上,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被舆论界传为美谈。嘉靖十五年(1536),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协助首辅李时主持内阁事务。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李时逝世,次年正月,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仕途一帆风顺,又深得皇帝信任,使他逐渐得意忘形,甚至无所顾忌,对虎视眈眈的严嵩疏于防范。
  严嵩是一个厉害的脚色。他虽然比夏言晚六年进入内阁,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资格比夏言老。严嵩进入内阁后,毫无城府的夏言把严嵩视为下属,不屑一顾。严嵩善于韬光养晦,甘愿放下身段,以下级对待上级的姿态,恭恭敬敬,阿谀逢迎,唯唯诺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形容为“如子之奉严君”―如同儿子尊奉严父一般。夏言经常在公开场合对严嵩冷嘲热讽,严嵩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恭敬如仪。他丝毫没有察觉严嵩的阴谋,安之若素。王世贞《大学士夏公言传》写道:“而(夏)言愈骄直,凌之出其上。凡有所拟旨,行意而已,不复顾问(严)嵩。嵩亦默然不能吐一语,而心恨之甚。”
  夏言自视甚高,对皇帝宠信的太监,鄙夷如奴才。太监在皇帝面前是奴才,在大臣面前颐指气使,时常向皇帝打小报告,大臣们对他们都畏惧三分。严嵩深知其中奥妙,对太监尊敬有加,施以小恩小惠。因此,皇帝从太监那里听到的,多是关于夏言的坏话,严嵩的好话。
  嘉靖皇帝朱厚�谐彰杂诘澜绦�修,嫌宫廷大内人多眼杂,搬往西苑斋宫,和道士一起炼制丹药,求长生不老。为了方便大臣谒见,破例允许他们可以骑马行走。唯独夏言乘坐自制小轿前来,皇帝得知,很不高兴。朱厚�邢不兜朗看虬纾�置皇帝尊严于不顾,脱下龙袍皇冠,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香冠)。他甚至也要求大臣们学他的样子,头戴香叶冠,身穿道袍,脚蹬道靴。善于阿谀逢迎的严嵩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一副道士打扮。耿直而迂执的夏言以为此举有失朝廷体统,“非人臣法服,不敢当”,始终身穿一品大臣朝服。刚愎自用的皇帝十分不满,认为夏言对他“欺谤”,心生厌恶。
  平心而论,夏言拒绝道士打扮,敢于说出“非人臣法服,不敢当”这样铿锵有力的话,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赞誉的言行。用现代的眼光看来,夏言没有错,他的特立独行是正确的,错误的是皇帝以及那些随声附和的大臣,如严嵩之流。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夏言此举带有极大的政治风险,或许招来杀身之祸。几年后,皇帝亲自下旨处死夏言时,依然对于夏言不肯带香叶冠之事耿耿于怀,在他心目中这是该死之罪,其他的罪状不过是借口而已。尹守衡《明史窃》特别提及这一点:“上怒,疏下法司,(曾)铣与(夏)言俱论死。刑部尚书喻茂坚请以议贵议能原(夏)言。上怒(喻)茂坚阿附,语犹及前不戴香冠之事也。”张廷玉《明史》所说大同小异:“狱成,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夏)言死,援议贵议能条以上。帝不从,切责(喻)茂坚等,夺其俸,犹及(夏)言前不戴香冠事。” 嘉靖皇帝像
  这些当然是后话。当时的形势对夏言非常不利,皇帝从此转而宠信严嵩,正如史家所说:“(严)嵩无它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而夏言疏忽了这个潜在的对手,对之蔑如也。为官清廉的他,获悉严嵩之子严世蕃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准备上报皇帝。严嵩恐惧大祸临头,带领严世蕃登门拜见夏言,长跪榻下,请求恕罪,直至夏言松口,才敢起身。尹守衡《明史窃》点评道:“(严)嵩于是益大恨言,旦夕欲甘心之矣。”
  “甘心”的�r机终于被严嵩抓住了。
  锦衣卫都督陆炳手握特务机构大权,又受皇帝信赖,权势不可一世,却遭夏言指示言官弹劾他,记恨在心,和严嵩一拍即合。正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所说:“(严)嵩既忌(夏)言,都督陆炳亦怨(夏)言持己,阴比(严)嵩图之。”公然诬陷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掩盖败绩,克扣军饷,贿赂首席大臣夏言为之掩饰,是一丘之貉。对于无端的诬陷,夏言极为愤怒,写了奏疏为自己辩护:臣与严嵩多次议论此事,并无异议,如今突然嫁祸于臣;臣不足惜,破坏国体值得忧虑。皇帝本来就对夏言心生厌恶,接到奏疏勃然大怒,下旨削夺夏言的官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罢官而去。
  此时紫禁城中流言蜚语,说夏言“心怀怨望”,一向不戴香叶冠是“为朝廷计”,不是为自家计。这是严嵩指使亲信散布的政治谣言,企图置夏言于死地。为此他还写了秘密奏疏,用汉朝皇帝杀翟方进的故事,影射现实,激怒皇帝。又指使曾铣的死对头仇鸾,诬陷夏言收受贿赂,包庇曾铣,以至于“目今全陕嗷嗷,祸机叵测”。皇帝大怒,指示三法司,将夏言与曾铣一并论死。
  三月,曾铣处死,抄家,妻子发配远方。当时夏言正在赶回江西贵溪途中,料知大事不妙。见到奉旨赶来的锦衣卫官兵,惊慌失措,从车上跌下,长叹一声:“噫,吾死矣!”   四月初,夏言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不甘心冤屈而死,向皇帝申诉。一则说:“臣之罪衅起自仇家,恐一旦死于斧钺之下,不能自明。”二则说:“(仇家)肆意诬诋,茫无证据,天威在上,仇口在旁。”三则说:“(严嵩)父子弄权似司马懿,在内诸臣受其牢笼,在外诸臣受其钳制,皆知有(严)嵩,不知有陛下。”四则说:“臣生死系(严)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都察院都御史和刑部尚书等大臣都向皇帝求情,看在多年效劳的分上,从宽发落。皇帝拒不接受,他对不戴香叶冠之事耿耿于怀,亲自做出决定:“论斩系狱待决。”严嵩火上浇油,指责夏言的申辩奏疏“怨望讪上”―对皇上有怨恨诽谤之意。促使皇帝新账老账一起算,终于下达“弃市”的圣旨。夏言的妻子苏氏向皇帝请求,愿意以女代父,以妻代夫。皇帝断然拒绝:“妻亦流人,安得代死!”
  十月初,六十七岁的夏言�赴西市斩首,妻子苏氏流放广西。
  毫无疑问,夏言之死是一大冤案。义愤填膺的吴瑞登,在《两朝宪章录》中感叹道:“夏言虽更张,然犹所持正也。其所以诸复(河)套之议者,盖以曾铣才干足以堪之耳。曾不思严嵩之奸诡,日夜攘臂,而仇鸾之纳贿足以中其欲而动其心。盖亦不智之甚矣……奈何令首辅能臣一旦就戮,而失天下心也。卒之虏囚无忌,而京师震惊,即有谋勇之士,其不鉴曾铣而甘败亡者几希。噫,使仇鸾终不伏辜,而(严)嵩终不斩首,其何以谢夏言!”真是痛快淋漓!
  然而“弃市”是皇帝圣旨,只要嘉靖皇帝活着,没有人敢于非议。直到隆庆皇帝上台,朝廷才为夏言平反昭雪,恢复官衔,赠予“文愍”谥号,高规格举行祭葬礼仪,妻子苏氏也得以回归故里。隆庆四年颁布的诰命,如此宣称:“臣子殚忠谋国,虽蒙祸于生前,国家霈恤劝忠靳施于殁后,沉冤既昭于白日,显褒宜焕于丹青。”这自然是马后炮。对于嘉靖年间的大小官员而言,夏言之死惊悚无比,其寒蝉效应令人不寒而栗。尹守衡认为,夏言死于皇帝的圣旨,但真正的凶手是严嵩,他在《明史窃》中说:“(夏言、曾铣)二臣骈首就戮,(严)嵩之罪通于天矣!”
  这一事件,对于受夏言一手提拔推荐的徐阶而言,震惊,惶恐,非他人可以比拟,成为日后政治生涯的梦魇,时时提醒自己,谨事严嵩,虚与委蛇。 二、谨事严嵩,虚与委蛇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及第。内阁首辅杨廷和见到他,十分惊讶,对同僚说:“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辈下。”他确实当得起这样的美誉。在同时代人王世贞眼中,徐阶是一个学者型官僚,他写的《大学士徐公阶传》有这样的评论:“(徐)阶性颖敏,读书为古文辞,倾身以事豪贤长者。时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讲学倾东南,(徐)阶与其门人欧阳德同年而善之,遂为王氏学。诸豪贤长者交口称誉,(徐)阶故尽得缙绅间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为蒙受不白之冤的阳明心学平反昭雪,绝非偶然。
  曾经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在嘉靖七年王守仁逝世后,竟然被别有用心的政客诬蔑为伪学邪说,嘉靖皇帝信以为真,下令禁止传播、学习。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徐阶挺身而出,形势才有所变化。嘉靖四十三(1564)年,内阁首辅徐阶写了《阳明先生画像记》,力挽狂澜。他说:“(阳明)先生在正德间,以都御史巡抚南赣,督兵败宸濠,平定大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其后以论学为世所忌,竟夺爵……呜呼,此其功岂可谓��成?而其心事岂不皎然如日月哉?忌者不与其功足矣,又举其心事诬之。甚矣,小人之不乐成人善也!自古君子为小人所诬者多矣,要其终必自暴白。”徐阶观点鲜明的表态,对阳明先生的事功与学问的褒扬,可以看作昭雪之路的转折点。由于徐阶的努力,隆庆元年(1567)皇帝下令六部、六科以及都察院讨论此事,与会官员一致论定:“王守仁学术纯正,勋名�狭遥�此正合封册所云:‘推诚宣力守正文臣’者。况世爵定典,论功有六:一曰开国,二曰靖难,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蛮。守仁有三焉。”皇帝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学术纯正,事功显赫,不仅恢复新建伯的封爵,而且赠予新建侯的荣誉,赐给文成公谥号,派遣行人(职掌传旨册封的官员)前往余姚,为王守仁赐造陵墓,宣读诰词,平反昭雪。此举彰显了徐阶非同一般的学识与魄力。
  以这样的学识进入官场,他的早期工作是充当皇帝经筵的展书官,参预编撰《大明会典》与《祀仪成典》。不久晋升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嘉靖二十五年,四十三岁的他,颇有别开生面的大志,在办公室张贴戒语,用以自警。据《松江府志》记载,戒语写道:“咄,汝阶二十一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吏部尚书)。所不竭忠殚劳,而或摈党摈贤,或徇贿鬻法,或背公行媚,或持禄自营,神之殛之,及于子孙。”当时的吏部大僚,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接见庶官,三言两语敷衍了事,以示严冷。徐阶颇为不满,说道:“若尔,何以能尽人才也!”他折节下士,和颜悦色,娓娓而谈。
  他的特立独行作风,很快发生了变化,更加注意“权略”“阴重”。这种转变与夏言“弃市”有很大的关系。徐阶的晋升,得力于夏言的器重与推荐,两人的行事风格也有些相似。夏言因得罪皇帝和严嵩,惨遭杀害,对徐阶的震慑难以形容。
  另一位对他有影响的人物,是他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熊浃。当时皇帝痴迷于道教玄修,众多大臣随声附和,只有大学士张治和吏部尚书熊浃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嘉靖二十九年十月条,记载大学士张治之死,写道:“是时,上崇焚修,辅臣悉供玄撰(写青词),(张)治不自得,遂悒悒疾。及卒,上颇不悦,召加以中谥,谥文隐。”吴瑞登在后面加了一段按语:“臣按:世宗好玄,大臣之逢迎附和者多矣,其中流砥柱者不过熊浃、张治。浃谏止仙箕,终于忤旨而押回原籍当差。(张)治不自得,悒悒而卒,上颇不悦,谥以文隐。此非当时正直之臣乎?”吴瑞登把熊浃、张治赞誉为中流砥柱,但是中流砥柱却招来皇帝忌恨,没有好下场。
  徐阶不想当中流砥柱,只能随大流。他和严嵩一样,都是撰写青词(写给上天的贺表)的高手,得到皇帝青睐,晋升为礼部尚书,专门在皇帝身边侍奉玄修。万斯同《明史》写道:“(徐)阶掌礼部,颇振刷。帝知其勤慎,且应制文多称旨者,乃召入直无逸殿庐,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撰斋词。”此处所谓应制文、斋词,都是青词的别称。徐阶的青词得到皇帝赏识,即所谓“多称旨”,得益于他的文学功底。关于这一情节,王世贞的《大学士徐公阶传》写得更为详细:“上察(徐)阶勤,又所委应制文独多称旨,召入直无逸殿庐,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撰斋词。赐飞鱼服及尚方朕珍馔,上尊无虚日。吏部缺尚书,廷推(徐)阶为首,上不悦曰:‘(徐)阶方侍朕左右,何外拟也?’”看来皇帝非常喜欢徐阶在身边侍候,朝廷推举徐阶出任吏部尚书,他大为光火。   徐阶被皇帝视作心腹之臣,频繁讨论玄修之事。陈继儒《眉公见闻录》说,皇帝与徐阶之间经常有“密谕”和“密奏”往还。其中一份“密谕”,皇帝抱怨道士无能。徐阶写了密奏回应:“今之道士其有名无实如此。”又说:“臣适以修炼之士不肯轻用神气上奏,伏蒙密谕,臣恭捧读,仰惟皇上于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臣臆说不足论也。”陈继儒评论道:“右皆肃皇帝手札,下徐文贞(徐阶)。公亦密对,不刻文集中。味语意,肃皇帝志在长生,半为房中术所误。文贞委曲条答,雅寓规讽,世以为文贞赞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看来陈继儒这位同乡,对徐阶虚与委蛇的苦心颇有理解之同情。
  徐阶得到皇帝青睐,引起严嵩嫉恨。万斯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先是,严嵩为帝所眷,至是乃移于(徐)阶,凡所咨,无不当意。阶尝为夏言所荐,嵩颇忌之,至是忌益甚。”严嵩在皇帝面前百端中伤,徐阶以更加精心撰写青词,巴结皇帝,化解自己的危险。王世贞提供的细节更加生动:“严嵩遂谓:‘(徐)阶可孽也!’所以中伤(徐)阶者百方。一日,独召对,上与屈指论群臣孰优,至阶,而(严)嵩徐曰:‘(徐)阶所乏不在才,乃才胜耳,是多二心。’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徐)阶危甚,不知所为,唯益精心斋词,以冀上怜而宽之。而左右亦多为道地者,上怒始解。”
  徐阶在巴结皇帝的同时,还得提防严嵩,处处讨好他,成为站稳脚跟的秘诀。人们说他“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并非毫无道理。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预机务,与首辅严嵩在朝房面对面处理公务,更加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他不想成为第二个夏言,与严嵩较量,来日方长。必须保全自己,寻找时机,才能一举击倒对手,这是他的权略。
  张岱《石匮书》说:“(徐)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其始事(严)嵩甚谨,与缔交联姻,治第分宜就公。”为了消除严嵩的戒心,不惜与之联姻(把女儿许配给严世蕃的儿子),而且在严嵩的家乡分宜县建造住宅,打算退休后和严嵩比邻而居,时时讨教。这并非张岱的一家之言,万历时的高官于慎行也有此一说,更加具体:“分宜相(严)嵩既杀贵溪(夏言),逐诸城(翟銮),专任二十年,独华亭(徐阶)与之左右,势且不免。会吴中有岛寇,华亭(徐阶)即卜宅豫章(江西),佯为避寇之计。有司为之树坊治第,附籍江右,又与(严)世蕃结亲。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是分宜(严嵩)坦然,不复介意。”又说:“分宜(严嵩)在位,权宠震世,华亭(徐阶)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附籍联姻以固其好,分宜(严嵩)不喻也。其后分宜(严嵩)宠衰,华亭(徐阶)即挤而去之。”严嵩罢官,严世蕃处死之后,徐阶立即把江西的宅邸出售,取消了江西户籍。可见他的讨好严嵩,不过是权宜之计,巧施权术而已。
  严嵩专擅朝政,纵容其子严世蕃以他的名义处理政务。京城内外民众把严氏父子讥讽为“大丞相、小丞相”,“父子两阁老”。两人配合默契,一手把持朝政,公然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官场贪风愈演愈烈,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当时人一言以蔽之曰:“嵩好谀,天下皆尚媚;嵩好贿,天下皆尚贪。”忠臣义士愤懑而死者不知凡几,没有一人敢于奋起抨击。
  嘉靖三十二年(1563),刑部�T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揭发严嵩误国十大罪状,该当死罪。他说:方今外贼则胡虏,内贼则严嵩,请诛贼嵩,当在剿虏之先。他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要求皇帝让三子裕王、四子景王揭露严嵩的罪恶。皇帝大怒,命令锦衣卫把杨继盛关进镇抚司诏狱,“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严嵩叮嘱锦衣卫都督陆炳“穷治二王语”,“必有交关其间者”,意欲追查幕后指使者。徐阶告诫陆炳:“慎之,一及皇子,如国本何?”严嵩怀疑徐阶与杨继盛有牵连,却抓不到把柄。万斯同《明史》写道:“是时,先后(弹)劾(严)嵩者御史王宗茂、赵锦等,(徐)阶调旨薄罚。(严)嵩并疑(徐)阶为(杨)继盛地,然无之何。”
  嘉靖三十七年(156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董传策,交章弹劾严嵩。吴时来说:严嵩辅政二十年,文武官员升迁罢黜,由他一手包办;纵容儿子严世蕃出入禁地,代行首辅职权。严世蕃擅作威福,对高官颐指气使,视将帅如奴仆。如不除去严氏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必将于事无补。张�、董传策说:臣每每经过长安街,见到严府门前充斥着边镇将帅的使者,在谒见严嵩之前,必须先向严世蕃馈赠厚礼;在谒见严世蕃之前,必须先贿赂他的管家。管家严年的私产已经超过数十万两银子,严氏父子聚敛财富之多可想而知。
  巧合的是,吴时来、张�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这一下给严嵩捞到了稻草,大兴问罪之师。万斯同写道:“居顷之,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董传策,交章劾(严)嵩。传策,(徐)阶同郡人;时来、�,(徐)阶门生也。(严)嵩奏辩,直指(徐)阶为主使者。帝下(吴)时来等诏狱戍之。(徐)阶知(严)嵩必不相容,惧益谨,自持以奉帝。”严嵩指责徐阶是幕后主使者,徐阶有口难辩,更加谨慎小心,只有讨好皇帝来化解危机。
  这一招颇有效果。有两件事情博得了皇帝的好感。
  其一是,徐阶巧妙地解决北方边防的粮食问题,皇帝大悦。万斯同说:“由是(帝)益亲(徐)阶,有所密询,皆舍(严)嵩而之(徐)阶。”
  其二是,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西苑永寿宫火灾,皇帝暂时移居潮湿狭小的玉熙殿。一些大臣主张乘此机会劝皇帝迁回大内。皇帝征求严嵩意见,严嵩既不主张重建,又不主张迁回大内,别出心裁地建议迁往南苑重华宫。这下触犯了禁忌―南苑是个不祥之地,当年遭蒙古军队俘虏的英宗皇帝被释回京,又被已经登上宝座的景帝幽禁在南苑重华宫。嘉靖皇帝颇为猜疑:严嵩为什么要我去那个倒霉的地方?他很不高兴,想听听徐阶的意见。徐阶摸准皇帝的内心,顺着他的心思说道:如今陛下居住在玉熙殿,犹如露宿,臣何忍安枕!臣与工部尚书策划原地重建,倘若从湖广、四川调运木材,太耗费时间。不如把现在营建三大殿多余的木材,用来修建永寿宫。请工部尚书雷礼主持其事,不日便可完工。皇帝大喜,立即下旨重建,委任徐阶的长子徐�[以尚宝卿兼工部主事,督办这一工程。一个月后,新宫落成,皇帝迁入新居,命名为万寿宫。徐阶因功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改为建极殿大学士,其子徐�[越级晋升为太常寺少卿,次子徐琨赐予中书舍人官职。
  对于徐阶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正如万斯同所说:“自是(严)嵩势日屈,而帝惟(徐)阶言是听”,“于是中外知帝意所向,谓(徐)阶必能去(严)嵩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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