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天下英才 存民族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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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把中国高校作为重点打击目标之一，妄图通过摧残中国高校来瓦解中国文化凝聚力，击垮民族认同感，进而奴化中国青年的思想，消灭中国文化。在此背景下，中东部高校大举内迁入川，书写了一段文脉图存、兴学救国的壮歌。
　　炮火纷飞，48所高校辗转千里入川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到北平，是最早的内迁高校。“七七事变”后，平、津、宁相继沦陷，集中于京沪等地的高校开始大迁移。
　　在内迁过程中，多数高校选择了四川。南京沦陷后，中央大学在校长罗家伦的主持下，搬迁至重庆，成为抗战期间迁入四川的第一所高校，中央大学医学院、农学院畜牧医药系则迁往成都。
　　内迁道路充满艰辛，一些从水路进入四川的高校，因为船只不够，只能让女生和较为贵重的仪器设备乘船，而男生则乘车从陆路入川，有时还要风餐露宿。中央大学在所有迁川高校中是动手最早的学校，学校将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等选种一并运到了重庆，结果船只有限，只能“鸡犬图书共一船”，并成为一段佳话。
　　由于迁入四川的高校多，所以选择新校址也成了问题。武汉大学于1938年初派人分两路先期前往四川考察迁校地址，最初他们想选在长江边，以便从武汉坐船直达。但没有想到，沿江重镇重庆、泸州等地早已被其他高校占据，最后好不容易才选定岷江边的乐山。同济大学迁校选址更为艰难，原址在“8・13”战火中被夷为平地，学校先后迁往上海公共租界、浙江金华、江西赣州、江西吉安、广西八步等地。1939年春又迁往云南昆明，在昆明立足未稳又受到日军的狂轰滥炸，使得同济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搬到哪里，成为同济大学极为焦虑的一件事情，校方只有发动同济校友代为寻找能继续教学的地方。最后，宜宾李庄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欢迎同济大学迁往李庄，解了同济大学的燃眉之急。除成都和重庆外，当时四川的乐山、绵阳、宜宾、自贡、泸州、万县和江津等地都接收了外省迁来的高校。
　　抗战期间有48所高校迁入四川，连同原有高校，四川拥有56所高校，全省接收高校数和在川高校总数占到同期全国内迁高校和高校总数的近半壁江山。
　　弦歌不绝，师生共写“抗战兴学”华章
　　迁往大后方的师生沿途实地感受了日军侵华给中华民族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也对国民政府片面抗战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所觉醒。民族的伤痛和迁移中的磨练，使内迁入川的师生克服了搬迁后的各种困难，兴学意志更为坚定。
　　进入四川后，高校普遍面临缺乏校舍的难题。武汉大学当时住的是乐山一所残破的庙宇，学生住不下，分散在七个地方学习和生活，老师和学生往返奔跑其间，风雨无阻，有时赶不上吃饭。教师们向当地百姓租借住房，保持正常出勤。落址北碚的复旦大学只有几间土坯平房，桌凳数量有限，迟到的学生就站在门外听课。学校没有电灯，宿舍每两人使用一盏煤油灯，学生就都挤在寝室自习。迁往三台、江安和泸县的学校则更为简陋，书籍、课桌和灯光都不够，处处可见学生抢书读、抢桌子上课和抢灯看书的景象。
　　生活困难是入川高校面临的又一难题。抗战时期，四川物价飞涨，终日忙碌的师生连蔬菜也不够吃，更不用说吃肉了，学校食堂为节约开支，采用霉变掺杂的所谓平价米，教师的薪水也非常低。但这些困难并没有击垮在川高校师生们的斗志，学生们抱守着自强不息、学成救国的精神气，争分夺秒地学习。教授们则不改知识分子的骨气，发出了《致全国大学教授书》，委婉谢绝了“国际友邦”附有渗透条件的生活补助费，保持知识分子独立人格。
　　迁川高校兼收并蓄、任人唯贤的办学精神凝聚了当时各路大师，其中，有叶圣陶、吕叔湘、陈寅恪、吴宓、顾颉刚、钱穆、金毓黻等人文大师，有数学家李国平，生物学家刘承钊，建筑学大师梁思成，美学大师朱光潜，教育家王星拱、罗家伦和吴贻芳等。这些大师潜心治学，潜心教学，激励着学生勤奋学习。周恩来、冯玉祥、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和曹禺等一大批名人和进步人士，也纷纷到川内高校演讲，极大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热情。
　　到1939年底，全国高校和师生人数已经恢复到抗战前水平，并诞生一批新科研成果，四川功不可没。
　　历难弥坚，民族文脉扎根巴蜀大地
　　为解决书籍教材匮乏问题，许多学校纷纷自编教材，逐渐锤炼成科学系统的教科书，从而完成内迁大学的落地生芽，四川科研和文化影响力与日俱增。
　　成都在高校迁入的过程中，一跃成为当时的文化名城。先后迁到成都的各省著名高校与成都原有的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一起构成了全国著名的华西坝大学文化区。其中，华西协和大学与迁入成都的南京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被誉为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学”（BIGFIVE），这些学校都拥有一些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他们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形成华西学派，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包括建国后一大批院士和各领域尖端人才。
　　入川高校还积极支持四川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武汉大学在乐山举办了多届“科学展览会”，向社会民众展示科技成果，演示一些新科技产品的使用方法。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到中小学任课，提高了当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金陵大学育成小麦新种“金大2905”，在川西南和川北推广万亩以上，增产约20%；把番茄引入四川，使四川开始了生产和食用番茄的历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仁寿设立乡村服务处，校长吴贻芳多次前往仁寿联系点看望和指导工作等。
　　由山西迁川的铭贤学院，对金堂柳叶烟进行了专门研究，使铭贤叶烟闻名一时。学校还进行了四川柑桔的研究，对约克猪和荣昌猪的杂交，来亨鸡和九斤黄鸡的育种做了大量的研究推广工作。
　　自高校内迁入川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有不少进步学生奔赴延安，他们或直接走上前线杀敌，或参加抗大学习后再转往各解放区，活跃在各个抗日战场上。抗战时期内迁入川的高校一定程度上还改变了中国教育资源和科技人才的布局，促进了四川乃至西部的开发，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中国教育、奴化中国人民的计划。（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编：裴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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