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普先生》的身份意识与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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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皮普先生》通过黑人女孩玛蒂尔达的第一人称经验叙述，一方面向读者展示了以《远大前程》为代表的帝国文化对殖民地人民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也通过玛蒂尔达走出殖民地后最终决定重返家乡体现了玛蒂尔达对皮普的超越，这不仅是对帝国霸权文化的拆解，更反映了殖民地人民重建民族文化身份的意识与愿望。
　　关键词：《皮普先生》 身份意识 叙事策略
　　在后殖民写作的语境中，语言作为权力媒介其关键作用就是通过掌握帝国中心的语言，将它重置于一种完全--适应于殖民地的话语中，从而实现自我界定或愿望表达。新西兰作家劳埃德·琼斯的《皮普先生》正是这样一部后殖民小说。《皮普先生》以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男主人公皮普的名字命名，但《皮普先生》讲述的并不是皮普的故事，而是布干维尔岛上十四岁的黑人女孩玛蒂尔达的成长经历。通过玛蒂尔达的第一人称经验叙述，《皮普先生》一方面向读者展示了以《远大前程》为代表的帝国文化对殖民地人民产生的重要影响，同时也通过玛蒂尔达走出殖民地后最终决定重返家乡体现了玛蒂尔达对皮普的超越，这不仅是对帝国霸权文化的拆解，更反映了殖民地人民重建民族文化身份的意识与愿望。本文将从话语权力、他者话语及身份重构三个方面阐述琼斯为突出上述主题所采用的叙事策略。
　　一、身份危机与话语权力
　　福柯认为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受限于言说的权力，话语受控于社会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将规则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并规范真理的标准。对此萨义德提出了殖民话语的概念，他认为殖民话语是西方控制东方的权力工具，它揭示了关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知识与信念并以西方的优越性为前提。在代表帝国利益的诸多现实主义小说中，殖民地他者通常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或者被沉默，或者被边缘化。如《简·爱》里的‘‘疯女人”托瓦内特·伯莎，《远大前程》中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麦格维奇，都是被边缘化的他者。为了拆解帝国话语重置殖民地话语，劳埃德·琼斯选择布干维尔岛上十四岁的黑人女孩玛蒂尔达作为第A，称叙事者叙述，这使以玛蒂尔达为代表的殖民地他者能够“用不属于自己的语言来传达自己的心灵”，并使读者通过“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西方文明。
　　布干维尔岛位于西南太平洋，富有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和年产达15吨黄金的丰富资源。生活在这座美丽而清新的海岛上的居民一直过着远离西方文明的淳朴生活，直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所属的布干维尔铜业有限公司开始在岛上开采蕴藏。铜矿公司的开采一方面为岛上居民带来西方的文明生活，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环境，加上缺乏良好的利益反馈机制，最终引起当地岛民的不满，于1990年爆发武装冲突，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战争。
　　《皮普先生》讲述的就是这场战争期间发生在岛上的故事。对于当地政府和澳大利亚投资者来说，岛上的叛军和岛民们是愚昧无知的，只需采用封锁的方式加上红种兵就可以将他们制服。但是当被歧视的他者获得话语权时，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叙事。透过玛蒂尔达的眼睛和声音，我们看到岛民们一步步被剥夺生存的机会，同时逐渐丧失个人身份和文化身份。在这个“地球上最富饶”的小岛上，岛民们最初是乐观的，因为他们有鸡，有鱼，有水果，有他们永远拥有的东西。
　　但是随着封锁的深入，他们被断了电，耗尽了燃料，被掠走医药用品，最终失去挽救孩子生命的能力。这使岛民们感受到恐慌，感受到死亡的恐怖。在玛蒂尔达的眼里，家从“灌木丛中的小路，头顶上的大山和身边奔腾而去的大海”变成“挥之不去的血腥味，火辣辣的太阳，还有晚上的嘈杂声”，“家是恐惧，家是丧失”。丧失个人身份的岛民们陷入失望，然而比丧失个人身份更可怕的是文化身份的丧失。自从澳大利亚人来到岛上，岛民们爱上了白人带来的饼干、大米、罐头和啤酒，开始厌倦祖辈留下的红薯、鸡、芒果及泥蟹。他们迷恋白人的生活，白人的文化。面对战火，孩子们感受到深深的恐惧，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瓦兹先生描述的另一个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他们认为“那里的世界是完整的，合理的”。貌似文明的帝国文化成为殖民地孩子逃避恐惧的精神乐园。玛蒂尔达更是如此，她迷失在狄更斯笔下的“秩序”里，厌倦自己的祖先甚至母亲。
　　萨义德说“几乎没有任何今天还活着的人没有被帝国主义影响过”。通过玛蒂尔达的第一人称经验叙述，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帝国文化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透过玛蒂尔达的眼光，我们同时感受到布干维尔岛本族文化与帝国文化之间的张力。当话语权被授予被殖民者时，尽管殖民地文化不是主导文化，但它切切实实存在，它与帝国文化之间产生抗争，而不再被“沉默”，被边缘化。因此，在瓦兹先生的课堂上，除了狄更斯，还有倒地铃，煮海龟的方法，各种用植物治病的方法以及军舰鸟的故事。尽管岛民们在强势文化面前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弱势文化的存在仍为后期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做好了准备。
　　二、身份叙事与他者话语
　　《皮普先生》除了讲述黑人女孩玛蒂尔达的成长故事，还透过玛蒂尔达的眼睛观察并叙述战争期间留在岛上的唯一白人瓦兹先生及他的黑人太太格蕾丝的身份认同过程。在拉康心理学中，他者话语是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方式，或者按照伏尔泰的说法，一个人的身份来自他昨天的经历，以及经历在他身体和意识中留下的痕迹。“我”对“我”身份的意识正来自于他者对“我”的呼唤。在他者话语中，名字是最重要的。瓦兹先生在整部小说中共有四个称谓：“泡泡眼”、瓦兹先生、狄更斯先生和皮普。小说一开头就点明他在村子里的绰号“泡泡眼”，这显然是一个不受尊敬的绰号。尽管跟随太太格蕾斯来到岛上已将近十年，瓦兹先生一直不被村民接受。叫他“泡泡眼”是因为长在他的大头上的那双眼睛比任何人的眼睛更突出，“他像是见到过，或者是知道了太多的苦难，而且忘不掉那些深重的苦难”。小岛封锁后瓦兹先生成为孩子们的老师，他也因此逐渐获取孩子们的尊敬，他在课堂上的笑容使孩子们不再叫他“泡泡眼”，取而代之的是亲切的“瓦兹先生”。可是当红种人来到村子里的时候，瓦兹先生又变成了“最后一头孤独的猛犸象”。由于他讲述的小说人物“皮普”这个名字引起红种兵的怀疑，他不得不承担责任，充当起“皮普”的创造者“狄更斯先生”。尽管如此，岛民们仍遭到红种兵的劫掠，他们因此丧失了家园。“肇事者”瓦兹受到村民们的责难，瓦兹先生和岛民之间的距离又一次拉大。瓦兹太太格雷斯的去世最终消除了岛民们对这个嫁给白人的同胞的偏见，瓦兹先生也因此被赦免，十年来首次被岛民们接受。被接受使瓦兹先生感受到他一直以来希望在岛上重新建立的文化身份，同时使瓦兹先生决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岛上的村民。因此当兰博们进驻村子后，瓦兹先生扮演了一直被红种兵追查的皮普，并当场被刺死。至此，瓦兹先生用自己的生命进一步確立了他在布干维尔岛上新的文化身份，他不再是夹杂在黑人中间的那头孤独的猛犸象，最终与岛上的村民合为一体，呈现出后殖民语境中多民族杂糅融合的趋势。 　　瓦兹先生的身份是通过他的后三次称谓的改变建立起来的，这三次改变都与讲述狄更斯的《远大前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讲述是讲述小说本身，瓦兹先生作为一个“帝国飞散者”怀着生养他的文化来到布干维尔岛，在战火中将岛上的孩子们带进18世纪的英国。但是瓦兹先生并不排斥当地文化，在给孩子们讲述《远大前程》的同时邀请当地岛民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逐渐获得孩子们和父母的尊敬。第二次讲述是在瓦兹先生的那本《远大前程》消失之后，他不得不在红种人面前扮演起狄更斯的角色。讲述一开始瓦兹先生就强调了个体的独特性。“在你短暂的一生中，没有一个人能用和你一样的声音来说你的名字。这是你的声音，是你的特别的天賦……”尽管将狄更斯称作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瓦兹先生仍鼓励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去感受《远大前程》，他将帝国文化的种子散播给这群孩子，希望在新环境中繁衍出新的文化，并在新文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的家园。如果说第二次讲述只是在学校范围内让孩子们对《远大前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第三次讲述不仅扩大了讲述的对象，更是瓦兹先生在跨民族的语境中对帝国文化的翻译。借助狄更斯《远大前程》中讲故事的方式，瓦兹先生将属于他的白人文化和属于他的太太格雷斯的黑人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皮普”的故事。这次讲述的对象是兰博和全村人。当村民们在瓦兹先生的故事里听到自己的语言、文化，甚至名字时，瓦兹先生不再是那个他们不喜欢的白种男人，也不再是那个使他们失去家园的“狄更斯”，而是能够通过讲故事给他们带来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的瓦兹先生。正如玛蒂尔达说的，瓦兹先生通过讲故事，把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归还给了我们。通过三次讲述，瓦兹先生获得三次称谓的改变，这三次改变是村民们对他不同程度的认可，对他文化融合行为的肯定，通过这些经历，瓦兹先生最终在布干维尔岛上建立起新的文化身份，在新家园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他的身份认同过程呈现出后殖民语境中文化杂糅、融合的现象。
　　三、身份重构与文化挪用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指出“逆写帝国”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重置语言，二是重置文本。…语言的挪用是后殖民写作显示文化差异的重要手段，但尚是初步手段，更重要的挪用是写作本身，是对中心文化的挪用。”在《皮普先生》的创作中，琼斯通过玛蒂尔达的第一人称经验叙述实现对《远大前程》的挪用。这一挪用不仅反映了后殖民地人民对帝国霸权的质疑，同时表达他们重构本民族文化身份的愿望。
　　《皮普先生》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线性叙事体。表面看来它对以《远大前程》为代表的西方经典并没有公然的或隐晦的抗拒。相反，通过瓦兹先生的讲述，
　　《远大前程》还成为战争期间布干维尔岛上孩子们的“精神疗养地”，对以玛蒂尔达为代表的孩子们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随着玛蒂尔达的成长，她并没有将自己对《远大前程》的认识停留在瓦兹先生的讲述上。她不仅成为研究狄更斯的学者，而且通过实证考察发现隐藏在狄更斯身上的矛盾，也意识到孤儿院弃婴母亲的虚伪。由此，玛蒂尔达心中那个对孤儿充满同情的狄更斯变样了，瓦兹先生讲述的那个“合理”“完整”的世界幻灭了。就连瓦兹本人也让玛蒂尔达有了新的认识。表面看来瓦兹是帝国文化的全力推崇者，他认为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其文字不可更改，否则就好像打碎了教堂的玻璃。受瓦兹影响颇深的玛蒂尔达对此深信不疑，她嘲笑母亲不懂狄更斯的语言并为母亲感到羞愧。可当她第一次读到狄更斯原著时发现瓦兹讲述的《远大前程》其实是根据母亲的建议被简化的《远大前程》。瓦兹先生放弃帝国文化的美学标准转而采用殖民地他者的建议是后殖民时期霸权文化瓦解，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表现。在玛蒂尔达看来，最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不是别人，正是用她所能接受的语言重写《远大前程》的瓦兹先生。玛蒂尔达跟皮普一样有着不寻常的故事，都经历了令人震撼的成长。不仅如此，她还“超越”皮普，将去做皮普没有做成的事——回家。小时候的“家”对于玛蒂尔达来说曾经是迷信、战乱和恐慌的代名词，在战火中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玛蒂尔达不仅没有产生维护本民族文化的意识，甚至在母亲与瓦兹先生的较量中“背叛”母亲，但是在近距离接触西方文化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在玛蒂尔达心中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玛蒂尔达对本民族文化的重新审视，对家的“羞耻感”的消亡。通过第一人称经验叙述，琼斯向读者展示了殖民地人民成长的经历，“回家”不仅是玛蒂尔达对皮普的超越，更是后殖民语境中殖民地文化与霸权文化的直面对抗。借助《远大前程》中的皮普，琼斯在后殖民语境中创造了一个黑人女孩皮普，她在狄更斯皮普的影响下长大，借助狄更斯的皮普躲避战乱，安慰灵魂，最终超越皮普实现了对本族文化的重新界定。
　　在后殖民语境中，任何一种身份都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身份是可建构的。自我和他者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集体经验的聚结和建构，其方式就是建构对立面和他者。为了帮助布干维尔岛的岛民重新建立文化身份，琼斯借助玛蒂尔达使代表帝国文化的皮普成为“他者”;为了呈现殖民地文化的魅力，瓦兹先生弃用帝国美学标准改写狄更斯小说，这些都是后殖民时期霸权文化瓦解，殖民地文化复苏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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