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制司指陈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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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是苏辙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期间，评价新法、剖析利害的一篇论事状。从遣使八人分行天下，到颁农田水利、论免役、行均输、议青苗诸法，苏辙剖析其中利害，剀切而得当。同时他采用多种写作手法，使整篇文章都表现出晓畅自然、委婉恳切的特点。
　　关键词：苏辙 《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赏析
　　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眉州眉山人，著有《栾城集》等。“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神宗朝时，苏辙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朝时，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1086）为右司谏，历任御史中丞、尚书右丞。后来他因为上书反对时政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崇宁三年（1104）在颍川定居，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谥文定。
　　北宋中叶以后，矛盾重重，危机四起，积贫积弱的程度加深。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赵顼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筹议变法。王安石首先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变革旧法、颁行新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接着相继推行均输、青苗法、农田水利、免役、市易等新法。苏辙同年三月上书神宗，提出“去冗吏、冗兵、冗费以丰财”的建议。神宗即日召对延和殿，并任命他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文字检详官，于是苏辙成为王安石领导变法的重要成员之一，参与草拟新法。
　　苏辙在任检详文字期间，条例司主要开展了四个方面的活动：召刘彝等八人遣往諸路，察访农田水利和赋税利弊;制定并颁布均输法;讨论、起草青苗法;讨论役法改革、拟改差役为雇役。苏辙曾与王安石、吕惠卿、陈升之等对这些事进行讨论，但王安石仅听从了苏辙对青苗法的意见，表示“当徐思之”，并且“自此逾月不言青苗”。然而青苗法最终还是在全国推广开来。至于其他三件事，苏辙提出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正是由于在许多具体改革措施的制订上，意见常与吕惠卿等相左，且无法为王安石所接受，苏辙在八月间向神宗上书《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表达自己对新法的看法，并同时提出辞职要求。
　　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依次对派遣使者分行天下，劝农桑、兴水利以及雇役法、均输法和青苗法表达看法，提出了批评意见。对于这些新法，他反对的往往不是这些法本身，而是它们在实行过程出现的诸多弊端。他认为“世无不弊之法，虽三代圣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法是没有尽善尽美的，关键在于管理者、执行者能否兴利去弊。他不反对兴修水利，只是认为应先作细密之研讨，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未知小利之所在而先遣使，势必徒劳无功，本属有利之工事，如前未作研讨就贸然从事，反而不利。对于“农田之说”，苏辙认为“使职司得人，守令各举其事，罢非时无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赋，不夺其力，不伤其财”，便可以做到“使人知农之可乐，则将不劝而自励”。
　　苏辙对新法剖析利害，指陈时弊，剀切而得当。对于当时王安石“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苏辙也表示反对，他认为此举会导致“辄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的局面。苏辙的剖析不无道理：事先不做任何规划便派出大批使臣到各地，让他们漫无边际地查找问题，难免会出现有些使臣为了邀功对地方官员进行刁难寻衅，还朝后谎报的情况，以致在一些新政措施的制订和实施上出现偏差。因此他反对派遣使者以代职司，认为选用职司足矣。百官各司其职，才能“势有所便，众有所安”。苏辙的这个主张也与现代人事政策不谋而合。
　　所谓均输法其实是公营商业，由公家于郡国征收各地主要物产之赋税，又于京师就各地低价购入产物，于价高时卖出，以平准物价。苏辙认为汉代桑弘羊已实行过类同的改革，结果却导致“掊克日深，民受其病”。而且实行均输法开支必然是庞大的，依正当交易而言，断难与商贾同样获利，“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如果想要维持其事业于不坠，又难免运用官力，势必不利于人民，与商贾争利，“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同时，在具体推行过程中还出现用人难的问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综合以上诸多因素，苏辙对均输法持反对态度。
　　免役法是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重点，其法规定：承担衙前等多种差役的民户不再以身应役，改向官府纳钱，由官府雇人充当;原来不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户按半数纳钱，称为助役钱。在谈及免役法时，苏辙条分缕析，从几个方面指出了免役法的弊端，首先他认为免役法雇佣的转输“专业户”不便于管理和役使，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其次租庸调三税已合为两税征收，现在实行免役法就要重复征税，会造成苛征之扰。同时他强调官府对城廓人户的依赖，而新法加重对他们的税收，必将导致市场萧条，进而导致国家自身的困窘。不过，苏辙看见了免疫法对地主阶级的抑制作用，却忽视了免役法的这一作用能够暂时缓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诚然，苏辙对新法的看法和建议不是完全正确，却也是公正客观的，他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反映出了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通过这篇公文，我们也能更好地了解苏辙在这次变法运动中的立场和政治态度。
　　状，是奏议文体的一种，属上行文。根据用途的不同可以将“状”分为论事状、荐状、请状、贺状等。其中，论事状的功能在于向上级陈述事情，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或方法。《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以总分总的结构模式，开头苏辙先陈述自己能力不足，总是和长官王安石意见相左，然后从遣使八人分行天下，到颁农田水利、论免役、行均输、议青苗诸法，对新法一一剖析其中利害，最后提出辞职。文章结构清晰，体式规范，使人一目了然，符合论事状的一般格式。
　　苏辙在论述具体问题时，会作深入详细的剖析，采用对比的手法，使利弊一目了然，形成很强的说服力。如上文提到的苏辙反对“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他先指出派遣使者会使“人人不安”，造成“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的局面，究其原因是“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紧接着顺势提出“职司守令足矣”的观点，然后用“古之贤君，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和“盖自近世，政失其旧，均税宽恤，每事遣使，冠盖相望，而卒无丝毫之益，谤者至今未息”，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论证了“职司守令足矣”的论点，加强说服力，使得利害若别黑白。苏辙逐层递进、步步深入，使得剖析更加深入，论证也更加严谨。 　　同时苏辙还采用了援古证今的写作手法，在论述均输法之害时，就援引汉代实行均输法导致“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的情况;论述徭役法的弊端时，苏辙引述唐代以来就一直将租庸调三税合为两税征收的惯例，驳斥了如今重复征税的错误做法。苏辙援古证今的写作手法既为自己的言论找到了有力的支撑，又大大提高了论述的说服力。
　　此外这篇状多用对偶、排比的手法，这不仅有利于内容的表达，而且使文章语言富于节奏美和音乐美。“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興水利，则其害先见。”“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对偶句句式整齐、音节和谐，读来抑扬顿挫，和谐晚耳;“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排比句说理则条理分明、气势充沛。同时苏辙又注意到它们与散句的搭配，使得骈散相间，错落有致，如行云流水，意脉贯通，晓畅自然。
　　苏辙“生平论事从政，皆务实而不偏执”，他的公文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在论析得失、针砭时弊、进言献策等方面无不通达治体、剀切得当，《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就是很好的例证。该文全篇都围绕着新法诸方面展开论述，评价新法、剖析利害、提出对策，整篇文章晓畅自然、委婉恳切，充分显现出公文语言的基本特点。
　　当时，王安石看过《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后大怒，想要加罪于苏辙，后因为陈升之制止而作罢。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者，对于善意的批评应该虚怀若谷，诚恳采纳，但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不听取其他人的意见，过于偏执，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虽然提出的观点没有被认同，但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中对新法提出的批评，以及自己的一些见解和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熙丰变法事件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外，从文本的角度看，全文论点突出，态度鲜明，论述具体问题时，会作深入详细的剖析，使利弊一目了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写作方法上擅长援古证今、以史资政，在修辞上也是选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格较多，使文章语言富于节奏美和音乐美。创作态度的客观、公正是公文书写者必不可缺的素质之一，可以说苏辙也做到了这一点。
　　总之，《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作为苏辙具有代表性的公文，对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公文和宋代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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