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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成己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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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的真义
  打开《论语》,开篇便是(《学而》,《学而》第一章,劈头便是一个“学”字!这一今天看来太过普通的汉字,却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大厦的基础,更是一个人开辟鸿蒙、成长壮大、安身立命的必由之路。对于广大青年学子而言,如果轻易将此一“学”字放过、错过,则损失大矣,遗憾多矣,悔之晚矣!
  《礼记·学记》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又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由此可知,为学之道,不仅关乎个人成长,而且与家国天下在在攸关。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学”作为人生第一件大事予以彰显和倡导的,孔子可以说是第一人。《学而篇》开宗明义道: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而时习”,正是“学习”二字的出处。但“学习”的真义在文言被白话所取代的今天,却不易觉察地被“白话今译”的通俗化解读扭曲和阉割了。通常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學习了知识并且时常温习和复习,不也是很开心的事吗?”然而,这种理解实在太肤浅。试问如果白天听了一天课,晚上回去复习做作业到十一二点,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那么,究竟是孔子说错了,还是我们压根没有真正理解孔子的原意呢?当然肯定是后者。
  “学”的正体字写作“孥”。大概有三个含义:一曰“识”,如《广雅》:“学者,识也。”二曰“效”,《尚书大传》:“学者,效也。”三曰“觉”,朱熹《论语集注》:“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此即孟子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
  “习”的正体字写作“召”。《说文解字》:“习,数飞也。”朱熹《集注》:“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这说明,“习”字绝不是口头和纸上的“温习~复习”,而是行为上的反复操练,也即“实习~践行”“实践”之意。
  再看“说”字。“说”通“悦”。朱熹解释“说”字云:“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又引程子日:“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质言之,学而不习,即学而不行,是无法真正体验到“进德修业”的喜悦的。进一步说,“学而时习之”,即“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意思,因为只有这样,学习才是喜悦的!
  王阳明后来发挥“知行合一”之教,其大本大源,正在这里。阳明说:“知之笃切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真切处即是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一体,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卷上)实则孔子早已申明此意。(《论语·述而篇》子日:“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这里的“学而不厌”与“为之不厌”,其义正合,故“学”与“为”,完全可以互训,皆有“行”之义。这已经是“知行合一”的意思了。为什么要“知行合一”呢?因为如果知行脱节,不能行其所知、习其所学,则不仅无法享受学之喜悦,甚至会让人心思散漫,驰骛外求,投机取巧,走向谄妄邪曲—途。这就牵涉为学的目的和方向问题了。
  为学之目的
  在孔子的心目中,为学的目的究竟何在呢?且看《论语·宪问》如下一章: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句话看似毫无褒贬,其实大有深意。孔子究竟赞同“古之学者为己”,还是“今之学者为人”?通常以为,“为己”涉嫌自私自利,“为人”总觉义正词严。然而,所有冠冕堂皇的大词往往十分可疑,试问:如果无“己”,何谈有“人”?人不爱“己”,如何爱“人”?人不为“己”,又如何为“人”?孔子的智慧,在于他绝不说那些颠倒本末的豪言壮语,绝不讨好任何人,而是实事求是,直截了当。“为己”的“为”字,可两读,既可读作去声,当介词“为了”解;也可读作平声,作动词用,如此“为己”又可解作“修己”“克己”“反己”“成己”。孔子此言,是在告诉我们:为学的目的,不在“为人”(名闻利养),而在“为己”(自反自强)。“为己之学”不是为一己之私利,恰恰是为了摆脱一己之私利,追求纯粹的、超功利的人格精进和生命圆满。《论语·泰伯》篇载: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这里的“谷”,本指粮食,引申为俸禄、名利、工作等,三年学还未想到这些身外之物,在孔子看来,真是难能可贵了!朱熹《集注》说:“为学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相比之下,今天的教育动辄以饭碗、就业、生计、薪资、“钱途”等物质诉求相标榜,引诱青年学子汲汲于功利,正是彻头彻尾的“为人之学”。这样的为学目标固然也能学得一技之长,然格局和境界难免局促逼仄,难以获得生命的大愉悦。
  孔子以“为己之学”教育弟子,成效显著。像颜回、漆雕开、闵子骞、仲弓及曾子等人,都是力行为己之学、安贫乐道的典范!《论语·公冶长》篇载: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
  子说。
  漆雕开比孔子小十一岁,孔子让他出仕为官,他却说自己在这方面并无自信。对于这样一个“不自信”的弟子,孔子反而“说(悦)之”,盖因漆雕开真能“不至于谷”也。宋儒说漆雕开“已见大意”,能“见其大而忘其小”,他哪里是“未能信”,实在是无暇废学和不屑做官罢了。
  无独有偶。《论语·雍也》篇载: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
  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闵子骞言下之意,别用爵禄来干扰我的清静,若再来找我,我只有逃离一途了!由此可见,孔门弟子真是气象万千,其中既有安邦定国的能臣,也有视爵禄如敝屣的高士。你很难想象如此优秀超拔的弟子,是由一位俗不可耐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孔子对于人生追求和生命价值的理解是涵融阔大的,既主张积极追求人生价值的彰显,故能勇猛精进,奋发有为,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同时,孔子也主张审时度势,“不忮不求”,“从吾所好”,“用行舍藏”,“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绝不因外在情势的改变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操守。这便是为己之学的纯粹境界。今人多以为孔子教育学生,就是为了干禄求仕,实在是无知妄说,误人子弟!   孔子的“为己之学”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荀子直接以君子小人来解读为己、为人之学,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又,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云:“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
  王安石则以本末论学问,说:“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已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已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谬用其心者,虽有志于为人,其能乎哉!”说明“为人”与“为己”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本末一如,只有坚实“为己”,才能切实“为人”。朱熹也说:“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著,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朱子语类》卷第十三《学七·力行》)
  由此可知,“为己之学”是一种“向内求”而非“向外求”的学问。向外求,只会驰骛于名利,无休无止;向内求,则可“学然后知不足”,深造自得,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为学之态度
  为学之目的已如上述,为学之态度又当如何呢?检寻《四书》,略有以下三端:
  一是诚实严谨。为学求知,要在诚实,切不可自欺欺人。(《论语·为政》记孔子告诫子路:“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言下之意,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求知的最佳态度。《述而》篇又记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不知而作”就是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孔子说,我没有这种毛病。还有一次,孔子甚至说:“吾有知乎哉?我无知也。”从不讳言自己“无知”,这正是“为己之学”的应有态度。这种摆落一切名相俗谛的境界,如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本身便是一种大智慧。许多中外先哲常常自视阙然,认为自己所知有限,其实并非故作谦虚,而是智慧圆满的自然表现。
  诚实之外,尤须严谨。《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知孔子发言遣论,著书立说,一定遵循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不能文献有征,言之有据,绝不信口开河,标新立异。这种实事求是、严谨笃实的学风,奠定了中华“学统”的坚实基础,影响了后世无数读书人。
  二是好学乐学。在《论语》中,“好学”一词反复出现,且被提到极高地位。如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这是孔子唯一一次自夸,却将自夸的资本落在“好学”上,细思极让人动容。可以说,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舍“好学”之外,别无他途。孔子这句话,似乎隐含着“好学”胜过“忠信”之意。唯其如此,他才会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里的“性”盖指“忠信之性”,“习”便是后天“习染”,隐指“好学”。正是“好学”,让原本“相近”的人,渐渐拉开了距离,甚至凡圣之间,渺若河汉!《论语·季氏》载: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
  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
  下矣。”
  这一章看似孔子将人之根性分作上、中、下三等,实则蕴含着一种更大的“平等观”,也即“学习面前,人人平等”!
  “人不学,不知道。”一个人若不能“下学”,又焉能“上达”?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正是隐含着对不学之徒的批评。孔子还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知学、好学、乐学,可以说是为学的三境界,孔子一生精进,“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三种境界皆已一一超越。
  “好学”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智慧,可以规避许多弊端。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知、信、直、勇、刚,皆属正面价值,然若一味追求,不以“好学”来调节,便会过犹不及,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等诸多弊端。《中庸》所谓“好学近乎知”,正此意也。
  三是敏求不倦。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这里的“好古”,实即“好学”,而“敏以求之”则是勤勉努力、毫不懈怠之义。孔子还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又赞美颜回“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种锲而不舍、自强不息的精神真是令人高山仰止。《大学》第六章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这是说,世间万物之理,唯有用心用力、持之以恒地去鉆研,才有可能“豁然贯通”,一通百通。所以,就为学的态度而言,大概不外乎“四心”——诚心、敬心、乐心、恒心。有此“四心”,为人必有主宰,为学必有所成,信可知矣。
  为学之方法
  说到为学的方法,可谓见仁见智。通读《四书》,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一日学思并进。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子日:“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在学与思之间,似乎更重视“学”。这一点被荀子继承下来,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之所在。古希腊哲学有“静观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的二元分判,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以“静观冥想”为人生最高境界,直到近代,才形成了关注“公务事务”、注重“行动的人生”的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叔本华说:“不加思考地滥读或无休止地读书,所读过的东西无法刻骨铭心,其大部分终将消失殆尽。”“一种纯粹靠读书学来的真理,与我们的关系,就像假肢、假牙、蜡鼻子甚或人工植皮。而由独立思考获得的真理就如我们天生的四肢:只有它们才属于我们。”可见,在学思之辨上,西方哲学比较重视“思”,而中国思想则比较注重“学”。但总的来说,学与思当齐头并进,不可执一而偏废。   二日博文约礼。((论语·述而篇》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教居首。孔子主张“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可见孔子强调博学多闻。子夏也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但孔子绝非唯知识论者,博学之外,同样重视践行。故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又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博文”强调“知”,“约礼”强调“行”,其实便是“由博返约”“知行合一”。孟子继承此点,提出:“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孔子还说:“下学而上达。”“博学于文”即是“下学”,“约之以礼”即是“上达”。又,《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意谓君子既要尊重与生俱有的善性,又要经由学习、存养发展其善性。朱熹《中庸》注说:“尊德性,所以有亡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认为“尊德性”是“存心养性”,“道问学”是“格物穷理”。教人应以“道问学”为起点,上达“尊德性”,强调“下学”功夫。陆九渊则认为当以“尊德性”为先,所谓“先立乎其大”,然后读书穷理。窃以为,“博文”即“道问学”;“约礼”即“尊德性”。又,《易·系辞下》:“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殊途百虑,便是“博文”;同归一致,便是“约礼”。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执一而论,更不可偏废。
  三日温故知新。《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温故”与“知新”非并列关系,实递进关系,意谓只有能够在已有的旧知识中悟知新的道理者,方可以为人师。这与《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可以为人师”的说法,如出一辙。又,《论语·子张》篇载: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
  好学也已矣。”
  “日知其所亡”正是“知新”,“月无忘其所能”便是“温故”,二者结合,自可举一反三,盈科后进。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即表示,自己的治学方法深受子夏此句教言之影响,可见好的学习方法见效之速,化人之深。
  四曰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载: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前面说过,孔子之学绝非仅是博闻强记,更注重躬行践履、身体力行。这里“一以贯之”,亦可理解为“一以行之”。孔子痛感如子贡这样聪明的弟子,仅关注“闻见之知”,而不能力行“德性之知”,近乎赌咒发誓般地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言下之意,你们不要只听我说了什么,更要看我是如何做的啊!这是“行教”更重于“言教”的最佳实例!故((中庸》第二十章云: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
  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学、问、思、辨、行,缺一不可,而最终必须落实在“行”上。宋儒程颢“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近思录-为学》),正为矫正学者重知轻行之弊。此儒学所以为实践之学也,亦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之教也。
  为学之境界
  儒学乃人需之学,故为学之境界必落实在人格的养成及修为的提升上。约略言之,盖有四境:
  一日自信不惑。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经过十五年努力,“三十而立”,这个“立”,便是立于学,立于礼,立于道,此时的孔子早已有“自信”,故能“守死善道”,一往无前。至其四十岁,终于“不惑”,这时的孔子,便是一“智者”,因为“知者不惑”。孟子也说:“我四十不动心。”这个“不动心”,正是“自信不惑”。何以能“自信不惑”?舍“好学”末由也。《中庸》说“好学近乎知”,又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说的正是此意。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自得之也。”为学若能“深造”“自得”,“居安”“资深”,则自然能达致“自信不惑”之境。
  对此,王阳明亦颇有会心,曾说:“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日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答友人》)我們今天常说“文化自信”,其实若无“文化”,又何谈“自信”?
  二日乐以忘忧。为己之学,学到一定程度,便是乐境,无往而不乐也。《论语》中“乐”字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述而》篇载弟子所记夫子平日气象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又载夫子自道日:“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类似例子,所在多有。孟子也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子子·尽心上》)颜回“不改其乐”,孔子“乐以忘忧”,孟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无不是“见其大而忘其小”的乐道境界!
  明代儒者王艮(《乐学歌》云:人心本是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伺-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如此妙语,读之真令人神往!我们熟知的一副对联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窃以为将“苦”字改作“乐”,方得为学三昧。若读书只是痛苦,如《儒林外史》中“名士”“举人”“选家”之流,恐怕还是为学道路上的“弃材”,只能劳碌终生而“不得其门而入”了!
  三日变化气质。学问到了一定境界,人的气质会发生变化,佛家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通常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此意。孔子一生进德修业,最后的气质也是雍容廓大,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弟子记录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温”与“厉”、“威”与“不猛”、“恭”与“安”,皆情态之两极,极难折中,而孔子偏能调和于一身,出入无间,自然自得,此即未发之中、中节之和。此即所谓“圣贤气象”,中节适度,直与天地相似,无一丝造作勉强,故能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也。
  后儒对此多有发明。如程颢说:“学至变化气质方是有功。”又说:“不学便老而衰。”“涵养到着落处,心便清明高远。”(《近思录》)明道为人,气象雍容,温和纯净,朱光庭见而叹之日:“光庭在光风中坐了一个月。”其门人刘安礼说:“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近思录》)又,张载《语录钞》也说:“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
  四日超凡人圣。与西方文化以神为本,强调“神人之辨”,主张“原罪”和“救赎”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并不乞灵于“上帝”,故强调“人禽之辨”,主张“自别于禽兽”,从而获得人的价值和尊严。不仅如此,在“人禽之辨”基础上,还有一“凡圣之辨”,认为哪怕是一普通人,都可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人的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从而完成人的“内在超越”。没有此一种本源性文化价值观,中华文明不可能走到今天。
  孔子正是这一本源性文化价值观的开创者和力行者,他用一生的努力,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内在超越”。从十五岁志学开始,孔子一生不断攀登,学不厌,诲不倦,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人、知命而知天,终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之化境,这便是通常所谓的“天人合一”“超凡人圣”。
  这一“超凡入圣”之境界,固非我辈凡夫所可企及,然切不可因自己达不到而全然不信。须知人的根性有不同,努力有差别,追求有分歧,以己之局限而度人,正是一叶障目,坐井观天。又须知圣人也是人,不是神,既然西方人连“神”都敢信,为何我们就不敢信“圣”、不能信“賢”呢?圣贤追求而不是神灵崇拜,正可见出中华文化之理性精神和人道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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