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话语与底层声音

作者:未知

  摘要:自乐府民歌《木兰辞》起,木兰这一人物形象便不断出现在中外文学作品中,徐渭的《雌木兰替父从军》与汤亭亭的《女勇士》是其中的代表作。本文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性别的两位作者塑造的木兰形象进行比较分析,挖掘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心理蕴含。
  关键词:木兰形象中西文化精英话语底层声音
  自乐府民歌《木兰辞》起,木兰形象便不断演变,以各种形态出现在中外文学作品中,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其中,明朝文人徐渭的杂剧集《四声猿》收录的《雌木兰替父从军》与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女勇士》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都塑造了“木兰”这一人物形象。两个木兰皆为“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但在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性别作者笔下,“木兰形象”也必然展现出不同特质。
  《雌木兰》是徐渭在《木兰辞》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一部杂剧,其叙述相当完整,又增添了许多细节,使得木兰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寄寓着更多的社会心理内涵。相较于《木兰辞》开篇用“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展现木兰从军的被迫性,《雌木兰》则用一段唱词“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汗”展现出木兰的女性意识。不同于《木兰辞》对木兰从军经历、作战过程的焉语不详,《雌木兰》中徐渭以浓重的笔墨描绘木兰之作战勇猛、足智多谋,历数木兰之赫赫战功,肯定其女性能力。在以男权观念为核心的封建社会,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代对《雌木兰》的分析和评价也主要集中于“男女平等”说,认为徐渭在《雌木兰》中表达了对底层女性悲惨命运的理解与同情,体现了一定程度“男女平等”的思想,并肯定了女性价值。但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男女平等”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掩饰,其掩盖的是对女性提出的更为苛刻的要求。
  从木兰从军动机看,朝廷征兵,父亲老迈,弟妹幼小,家庭的责任落到木兰肩上,这是木兰替父从军的外部条件。而“秦休和那缇萦两个:一个拼着死,一个拼着入官为奴,都只为了父亲”。这种从小接受的“父权至上”的封建道德伦理思想是木兰从军的内在动因。她并不是为了追求自由、寻求解放、表达“真我”去主动从军,而是在外部条件与内在动因的驱使下,出于“为了父亲”的目的被动从军,仍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雌木兰》中木兰替父从军少了一丝《木兰辞》中的被迫性,但仍未脱离被动范围,更谈不上主动性。木兰形象“男女平等”的外壳之下掩盖的是其摆脱不掉的封建主义内核。
  “放脚”“守贞”两个细节则更鲜明地体现出木兰形象所蕴含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明朝以“三寸金莲”为美,但木兰必须放掉一双小脚才能从军打仗。比起替父从军时的果敢,在放脚问题上木兰却犹豫不决,“回来俺还要嫁人,却怎生?”面对这样的矛盾,徐渭设计了一个情节,虚构了一剂“漱金莲方子”:“只用一味硝,煮汤一洗,比偌咱还小些哩。”没了后顾之忧,木兰才安心放脚。由此可见,“放脚”为从军,实际上是为父亲;“收脚”为嫁人,实际上是为丈夫,这脚放与收,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
  再说“守贞”,这是木兰自始至终坚定不移遵守的准则。从军前,母亲贾氏不担心木兰行军安全,反而更担心“你又是个女孩儿,千乡万里,同行搭伴,朝食暮宿,你又保不得露出那话儿么?这成什么勾当?”木兰立刻向母亲保证:“娘,你尽可放心,还你一个闺女儿回来。”等到木兰回乡,母女相见,先不交流这十二年从军所遇的艰难险阻以及多年未见的思念之情,而是围绕“守贞”展开对话。木兰向母亲表白,“奶奶,我紧牢拴,几年夜雨梨花馆,交还你依旧春风荳蔻函。怎肯辱爷娘面?”可见“贞洁”在她们心中的分量,也可见这种“妇女守贞”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在作者心中的分量。从古至今,“贞操”一直是架在女性脖子上的沉重枷锁;在这种情况下,木兰形象的“男女平等”内涵自然无从谈起。
  最后,从木兰嫁人的结局看,徐渭安排了一个貌似圆满的大结局,让木兰嫁给“王郎”。毕竟在封建礼教森严的古代,从军十二年后还能嫁人生子,在作者眼里这应该算是一个最为完美的归宿了。王郎与木兰的结合也很值得一提,文中写到王郎娶木兰是因为“木兰替爷行孝,定要定下他为妻”,即因木兰“孝顺父亲”而娶她。木兰嫁王郎是因为“中上贤良、文学那两等科名,如今见以校书郎”,因为王郎“颇有功名”,即因他“忠于朝廷”而嫁他。二人结合的前提是木兰能“收脚”、守“贞洁”,结合的原因是因为二人皆为“忠孝”之人。所谓“圆满”是在封建礼教允许内的圆满,一旦木兰有一点无法满足封建礼教对底层女性的要求和约束,那这圆满也就无从实现。徐渭赞扬木兰的“忠孝”“战功”“守贞”,并不是对女性能力的肯定,反而是对女性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即女性并不是同男性一样天生就是被肯定的,她们必须在封建礼教允许的范围内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对家庭、国家、社会有贡献,才能够获得承认。徐渭在肯定木兰才能的同时,又强调了女性之才能的适用范围——“相夫教子”、为更好地满足男性的生活和精神需要而服务,女性自身的價值和存在意义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关注和肯定。
  虽然有人用“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一生凄苦,风雨飘摇”来形容徐渭的一生,其杂剧集《四声猿》之名更是取“猿啸之哀,即三声已足堕泪,而况益以四声耶”之意,以此寄托哀痛的“自悼”“自吊”之情。但是,在以男权为道德伦理核心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身份仍然让他天然处于优势地位,秀才身份又让他正式跨入“士”的阶级,拥有一定特权,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在《雌木兰》中,虽然花父曾为千夫长,可他也没有任何特权去逃避朝廷的征兵令,反而不得不拖着年迈的身躯去参军,这也就成为木兰“替父从军”的导火索。由此可知,花家始终处于社会底层,是统治阶级驱使和奴役的对象,面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毫无抵抗之力。木兰又是这社会底层家庭中的一位女性成员,可以说她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与此相对,拥有男性与封建文人双重身份的徐渭则自始至终处于精英阶层;作为特权阶层的一员,他与以花木兰为代表的社会最底层女性相割离。因此徐渭始终是站在精英阶层的立场上塑造木兰形象的,发出的是属于精英阶层的声音,木兰不过是其证明自己某种思想的合法性工具。木兰是徐渭塑造出的“忠孝两全”“能力出众”“恪守贞操”的古代封建社会完美女性形象,作为一个审美肖像,木兰被徐渭当作了精英阶层的政治欲望和利益表达。   不同于徐渭的精英立场,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则是真正从底层女性角度出发塑造木兰形象。汤亭亭是第二代华人移民,她的父母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式教育,在日后家庭生活中也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来教育和约束子女。就像《女勇士)冲写到的“有时候我父母或者镇上的华裔邻居会说:‘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女孩就是爱使坏。唉,‘养女等于白填。宁养呆鹅不养女仔!”“‘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就会狠揍她一顿。不过管教女孩子也是白费功夫。‘女大必为人妻’嘛”。汤亭亭从小便饱受这种来自家庭内部与华人社区的性别歧视。同时,身为华人移民后代,在生活中她又常遭受种族歧视。号称“民主平等”的美国社会并没有公平地对待这些华裔女性移民,她们不曾拥有任何权利,反而备受压迫,一直处于社会最底层。
  汤亭亭在《白虎山学道》中讲述了一个想象的女英雄木兰的故事,其中的木兰形象已与《雌木兰》中的木兰形象大相径庭。木兰七岁那年在飞鸟的指引下误入丛林,偶遇一对长生不老的神仙夫妇,拜其为师,学艺十五载。十四岁那年,她想下山帮父兄报仇,但师母劝阻她,认为她学艺未深,且时机未到,待到二十二岁时才放她下山。木兰回到家里,父亲说“我应征了”,木兰却说“不,父亲,我代你出征”《雌木兰》中父亲从军是因为“朝廷征兵,不得不从”,《女勇士》中父亲从军却是主动应征《雌木兰》中木兰替父从军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朝廷征召而不得已为之,但《女勇士》中木兰替父从军却是有着多年准备的主动为之。她是为报仇,同样也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从军,体现了真正的女性意识。在从军过程中,不同于《雌木兰》中木兰小心翼翼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份,《女勇士》中的木兰对女性身份是否暴露持无所谓的态度,她虽然“穿上男装,披挂上盔甲,头发挽成男式”,但却从未刻意隐瞒过女性身份。换句话说,她并不认为暴露女性身份后就不能上阵杀敌、报仇雪恨了,她在军队树立的威信、在战场上立下的战功,均来源于她的能力,而不是性别《雌木兰》中木兰从军是为了“忠孝两全”,兵役对于花家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面对帝王的权威,从花父到木兰都选择了默默承受,以致最后出现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样的结果。但《女勇士》中,木兰不止没有“为朝廷效忠”,反而一路杀人皇宫,砍了皇帝的头,彻底颠覆了帝王势力。这也喻示对一切上级权威的颠覆,体现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雌木兰》与《女勇士》中的木兰最后的结局都是嫁人生子。前者嫁王郎,一是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是因为王郎“颇有功名”“忠于朝廷”;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道德伦理观念基础上”的婚姻。而后者嫁人生子、侍奉公婆,看似是在重复中国传统女性的道路,但从易装从戎到恢复女装再到嫁人生子都是木兰自主决定的结果。她要证明的是女性虽有其固有的社会责任,但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和男性一样富有力量,这早已脱离儒家忠孝思想的范围。所以汤亭亭笔下的木兰,不是用来传达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工具,而是“肩负着为华裔妇女和所有的妇女以及受压迫的人报仇申冤的使命”。
  这样一个木兰形象在华裔文学家内部与中国批评界是饱受争议的,赵健秀等人认为汤亭亭追随传统华裔自传作家,以个人经验写作,迎合和验证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文化和华人形象的种种歪曲描述《女勇士》对“美国华裔小孩耳熟能详的真‘花木兰’故事”的篡改,表明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华人身份的“自我厌恶”,对中国文化“自卑”的否定。“花木兰”在《女勇士》中变成了“一个白人优越论创造出的中国式女人被禁锢在丑陋的中国文化中,并成为其牺牲品”。
  但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有着黄皮肤和黑头发,汤亭亭毕竟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她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接受的是美国式的教育,其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都深受西方价值体系影响。对于汤亭亭来说,“木兰形象”是一个“他者形象”,这注定《女勇士》书写的不是中国故事而是美国神话,“木兰”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出来的,用来观照自我、理解自我的一面镜子。作者正是通过“木兰”为自己,也为其所属的华裔女性移民群体发声。文章结尾写道:“我和女勇士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要把要说的话藏在背后。汉语里说‘报仇’,意思是‘告发’和‘牵连五族’,而不是非得砍脑袋挖心肝不可,需要的只是说说而已。我可是有不少话要说,有好话也有坏话,但不适宜于刻在我的皮肤上。”木兰要说的话是她的仇恨,她将仇恨刻在背上,奔赴战场报仇雪恨。汤亭亭要说的话则是长久以来对种族与性别双重歧视的愤懑,她不能把这些刻在皮肤上,于是只能写在作品中,“用文字报告怨恨”。就这样,主人公“我”、女英雄“木兰”、作者、作者所代表的华裔女性移民群体,这四种声音交叠重合在一起,共同发出属于底层女性群体自己的声音。
  在徐渭笔下,木兰是精英阶层用以证明自己某种思想的合法性工具。但在汤亭亭笔下,她成为华裔女性移民群体的發声代表,发出的是底层女性真正的声音《女勇士》一经发表便赢得美国主流文坛认可,底层女性声音被主流社会倾听。从这个意义上讲,汤亭亭塑造的“离经叛道”的木兰形象与所谓“真实”的木兰形象同样具有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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