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彩虹不是“雷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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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们并不排除商誉爆雷之后有可能会出现“雨后的彩虹”，但是，这和促使坏事变好事的“雷允上”是两回事。离开了转化机制奢谈什么“雷允上”，这和耍无懒没有什么两样。
　　 商誉爆雷，已成当前股市的一大祸害。商誉爆雷之所以比较集中地出现在2018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之际，这同3年前高溢价并购的密集发生是分不开的。有关统计显示，2013年和2014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商誉还在4000万元以下，从2015年开始，直到2018年三季报，商誉就已经节节攀升到6514.8亿元、1万亿元、1.3万亿元和1.45万亿元。建立在估值泡沫基础上的商誉，原本充其量不过就是一种利益交换或利益输送。在此基础上被计入收购方当期财报的商誉无论再怎么光鲜，与其说是未来收益的良好预期，还不如说是早晚要付的租金。不是不付，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销。在业绩预期大多未达承诺预期的情况下，商誉爆雷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2018年11月中旬，证监会发布有关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时，似乎预计到了商誉爆雷的风险，但也只能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去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尽管一些参加财政部商誉及减值咨询会议的大部分会计准则咨询委员都同时认为，随着企业合并利益的消耗应将外购商誉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零，不过，会计准则委员会目前并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这一方面是商誉减值成为一种无法避免之“天雷”的外部制度性原因，另一方面，业绩调节机制的存在，也是成为某些上市公司在明知商誉减值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要么不亏，要亏就干脆来个一次性亏个够的内在利益动机。商誉爆雷和业绩大洗澡就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交织在一起，成为2018年年报披露期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目前条件下，如果不能进一步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商誉减值的风险，交易所再怎么用问询的方法及时跟进监管，也未免是亡羊补牢，岂能不犹为晚矣！
　　 一次性商誉减值虽然给当年年报业绩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窟窿，但是，如果并没有让上市公司伤筋动骨，也不无可能会使来年的业绩增长性变得分外的好看。不过，这种所谓的由坏变好，毕竟是相对而言的，未必是真正好的必然表现。如果造成上市公司业绩乏善可陈的内在原因，除了商誉之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那么，这种增长性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说穿了，上市公司绩效提高的根本出路还是需要寄托在自身主业的发展壮大上，商誉调节之类充其量不过是旁门左道，纵然可能讨巧得了一时，但不可能讨巧得了一世。
　　 从市值管理的角度来看，市值的一次性较大减值，当然也有可能会为后市市值的相对大幅度回升拓宽一定的空间。不过，这同样也不可能过于机械地一概而论。对于主业具有较好发展前景且公司治理基础也较好的企业来说，现在的退一步，或有可能会为今后更好地进两步，甚至更大的步伐。而对于业务凋零、业绩大降、人心不振的企业来说，回光返照不过为利益中人提供一个减持套现跑路的机会罢了，投资者要想分享一点成长性红利，则无异于水中捞月，痴心妄想。
　　 目前，科创板即将开始试点注册制，主板的发行制度改革在证监会新领导人的推动下，有可能会更顺利地向注冊制更靠近一步。直接融资机制的市场化进步，不仅有可能极大地压缩借壳上市的空间，同时，也必然将使得商誉越来越“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对于喜欢借壳资源炒作和估值泡沫之助来制造商誉者也许未必是好事，而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则不失为由以往不务正业重新回归实体经济主业的一个转轨变型的大好机遇。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这更是在投资理念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失为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
　　 坏事固然可以变好事。但是，这种转变不仅需要一定的时机，也是需要有一定条件的。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把希望寄托在商誉减值，就同当初把希望寄托在商誉增值上一样的靠不住。弄得不好，商誉爆雷非但不可能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带来一个“雷允上”，反而可能会被炸了个粉身碎骨。就此而言，靠商誉还不如不靠为好。不过，如果能够把关注商誉的心思转移到关注主业和促进改革上，更好地在发掘和创造公司价值上下功夫，则又何愁发现不了投资价值的雨后彩虹呢？说到底，雨后的彩虹不是商誉爆雷给爆出来的，而是雨后的太阳给映射出来的。而这个给市场带来彩虹的太阳，无论如何也决不可能是什么商誉或商誉减值，而必然是在改革的促进和推动下，伴随着上市公司治理改善和业绩提高所带来的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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