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巩的制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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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的曾巩在散文创作方面成就卓著，其制诏的写作虽然臻于具备很高的艺术水平，但却少有人关注。具体而言，其制诏在内容方面主要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用功能;在风格上温润典雅;形式上则表现为骈散结合、不求尖新，辞约义尽、形式短截。其风格的温润典雅与其写作目的和语言特点密切相关。
　　[关键词] 曾巩;制诏;经世致用;骈散结合;辞约义尽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制”这种体裁：“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等官，而罢免大臣亦用之。其词宣读于庭，皆用俪语，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万邦’‘但扬休命’‘诞扬赞册’‘诞扬丕号’等语。其余庶职，则但用诰而已。”又说“诰”这种文体：“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赠大臣、贬谪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宣于庭者，皆用之……然考欧、苏、曾、王诸集，通谓之制。”[1]也就是说，在宋代，“制”与“诰”在功能上区分不大。“诰”的功能被“制”代替，制诰通称为“制”。“诏”作为君王之言，正如南宋吕祖谦所言：“近代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花巧而失大体。”[2]总之，制、诏作为君王之言，在形式上要求典雅温润，不新奇花巧。
　　欧阳修对于当时制诏的写作现状不太满意：“今学士所作文书多矣，至于青词斋文，必用老子、浮图之说;祈让秘祝，往往近于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诏取便于宣读，常拘以世俗所谓四六之文。其类多如此。然则果可为文章者欤？”[3]欧阳修这段话从三个方面对制诏提出了写作要求，其一是在内容上应该阐发儒家学说，其二是制诏在风格上应庄重典雅，不能俚俗化;其三是语言上不能拘牵于骈俪，刻板僵硬。曾巩的制诏应该是达到了欧阳修所说的要求。
　　一、经世致用的实用功能
　　曾巩晚年受知于神宗，作中书舍人，他将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宋王朝的社会实际结合，或论政治，或议军事，或讲财政，或评农业，为文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功能。就制诏本身而言，它是一种纯粹实用的文学样式，君王籍此发号施令，诏告天下。由于制诏是拟代之作，遵命文章，自己的思想见解并不能自如的发挥，但是作家写作时，从文章构思选材到语言运用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因而作者自家面目总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表现。其实，章表奏议与制诏实不可分，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曾巩进《议经费劄子》，深受神宗赞赏：“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也。”[4]曾巩先被任命为使馆修撰，元丰五年（1082年）擢为中书舍人。正是因为奏议写得很出色，才被擢升为中书舍人。能够为皇帝草制之人必非等闲之辈，正如曾巩在《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制》中所云：“惟禁林任亲地密，于夫经营庶务，进退大臣，未尝不预咨询，非独治翰墨、典训辞而已……其重如此，非智能材谞拔出一时。岂称公选？某纯明修洁，秉谊不回。学有本原，可以图治体;文有师法，可以代予言。”（1）也就是说草制之人必须是“蓄道德而能文章”者。
　　作为中书舍人，代王草制，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贯彻自己的经世思想。欧阳修很反感将佛道之说纳入制诏内容，曾巩也是。曾巩为文必本于六经，用儒家思想来经世是他始终如一的理想，特别突出的是他的制诰拟词，多托古命意，体现了以儒学治国的理念。曾肇云曾巩任中书舍人所作制诰被人称赞：“时自三省至百执事，选授一新，除吏日至数十人。人人举其职事以戒，辞约义尽，论者谓有三代之风，上亦称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笺奏，故事命翰林学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属公。”[5]可见曾巩在制诏方面的成就。
　　二、典雅温润的风格
　　制诰作为人君的教令，是下行公文的一种，风格上贵乎典雅温润。曾巩的制诰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曾巩的拟制诰三十六篇，按黄震、王焕镳等人的说法，当是为王安石改革官制的拟代之作。由于曾巩邃于经籍，因而写作时往往运以古健之笔，显得庄重典雅，正因为如此，“（朱熹）谓其拟制内有数篇，杂之三代诰命无愧。”[6]534康熙在评曾巩《赐高丽诏》时亦云：“温润特至。”[6]490评其《秘书监制》一文也說：“此选既清诏词亦甚典雅。”[6]493
　　（一）援古证今，富于用典
　　采用儒家经典往往使文字显得庄重典雅，然用典过多容易导致晦涩艰深的毛病，曾巩用典一般出之以平易朴实而简练的语言，因而无论叙事说理还是陈情都显得平易明白。
　　昔大汉之兴，鉴孤秦之敝，分土而开者九国。当高祖之初，同日而立者三王。在孝武之世，或支庶之疏属，或宗嫡之近亲，所以蕃辅京师，承卫天子。……（《王制一》）
　　天子支子，其若母第，姬姓于周，未有不侯;刘氏于汉，未有不王。盖亲之欲宠其位，爱之欲厚其材，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之少子，聪明齐敏，孝弟忠实。富而能约，不从以败礼;贵而能戒，不恫以好逸。蓄学乐善，厥德日新。王曹积年，遵职无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闻，三江五湖，其阳大海，盐鱼金谷，天地之藏，兹用命尓，式是南郊，仪视三公，任兼上将。真封衍食，备至宠章。呜呼！昔鲁公于周，大启尔宇，以辅王室;康叔于卫，实为孟侯，以保乂民。今朕顺稽于古，以属尔某。尔尚念兹，以祗厥服。使常棣之泽配前闻人，维城之休承我高后。在尔勉矣，往其钦哉。（《王制三》）
　　上面两段文字用典都是为援古证今，所用典故能力避生僻。康熙称赞曾巩《王制》曰：“策典之文，此为正则”，“典雅可以方轨西汉”。[6]491用典的情况更多地出现在拟制诰中，如《吏部尚书制》开头即言：“尚书政本，二吏部天官，所以考择人才，以成天下之务。”《户部尚书制》则云：“户部之于中台，为周官司徒之职。”《礼部尚书制》开篇为：“昔舜命伯夷典礼，后夔典乐，至周并为宗伯之官，今礼部尚书盖其任也。”曾巩的制诰拟词多数稽古证今，使制诰既显得庄重典雅又很有说服力。至于诏书，如《劝农诏》、《劝学诏》、《正长各举属官诏》等，因为篇幅较长，曾巩引经据典就更为得心应手，因为大量引经据典，这些诏书都显得醇茂尔雅，温润特至。例如《正长各举属官诏》一文，参酌古今，引用了尧举舜、舜举禹、禹命稷、契、皋陶，皋陶任伯夷，伯夷命夔、龙的事例为证，然后写到西周、汉魏、唐代之事，由上古三代一直写到汉唐，引用的史实简练明白，由于用典故反复说理，文章显得温文尔雅。 　　曾巩引用儒家经典的具体的手法并不一样。有时直接引用，如：“昔舜命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部尚書制》）;“昔舜咨于众：畴昔若予工？群臣荐垂，往祗厥叙”（《工部尚书制》）。有时进行改编，如“询求材实，尔允佥言”（《膳部制》），“而惟惠兹，宜蒞厥职”（《都官制》），都是模仿《尚书》的语言。《尚书》作为古代官方的文诰，最大的特点是古雅。曾巩有的制诰在语言上全部采用“尚书”体制，例如《军功制二》均为四字句，颇近《尚书》诰命之体，显得简古雅洁：“河外之地，我之旧服。羌能靖纵。则以畀之。今其将亡，自相戕害。爰命讨伐，盖将天威。某沉勇有谋，提兵以出，献俘斩馘，屡奏厥功。擢进使名，以招信赏。能歼首恶，尚有异恩。”
　　（二）行文从容，情感平正
　　为王草制，尽管下笔的内容各有不同，但感情的平正是很重要的。如《赠第八皇子制》：
　　朕惟父子之亲，人道之极。盖父有天下，而隆名重位，逮于其子。此恩义之所始，而先王之制，不易之理也。至于礼命未及，奄遘沦亡，申以哀荣，朕何敢废？皇第八子某，秀拔慧悟，天资异甚。不好戏豫，安于靖恭。谓及大成，比为国器。蕃辅王室，朕有望焉。而属疾久之，医祷备至，不幸夭阏，痛何可堪！其于陈迹尚存，音容如接。永言伤悼，莫愬朕怀。今有司上闻，揆于公议，谓宜秩以三事。今于中台，爵之真王，谥以佳号。厥为旧典，朕岂能抑？是用追锡，备兹异数。呜呼！生而有特出之姿，不得遂其美;殁而有非常之宠，所以厚其终。服我命书，尚其不昧。
　　此文两问两叹，感情沉痛。其中“其于陈迹尚存，音容如接。永言伤悼，莫愬朕怀”句，写丧子之哀颇为动人，但是感情的表达并非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而是有礼有节，有所克制。在事关赏罚的制诰中，情感上也力求中正，不是那种疾恶太严或大喜过望的激烈情感，如《责将制》：“汝始以微功进。朕不次用汝，而属之守边。乃冒吾法，出蛮夷之中，发人采金。无出入之籍，有侵盗之形。朕惟不欲数使远人，烦于追逮系狱也。宁失汝罪，不究穷之。”此文是责官之制，先讲道理，摆事实，以明责官缘由，感情不是怒不可遏，而是不怒自威。
　　曾巩语言的平易也使行文显得平和中正，如《贾恒昌知邓州制》云：“敕，记旧俗者，称南阳之民夸奢，上气力，难制御。今其余习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轻以属人……盖穰淯之间，虽俗杂难治，然教民敦本，兴于好善，召信臣、杜诗之遗迹在焉，使农桑劝而风俗厚，尔尚思继于前人……”以召父杜母为之劝，用意良厚，语言平易。又如《知颖昌府韩维再任制》中有这么几句：“朕待天下之士，未尝不笃于恩。况于故旧之臣，朕所加厚，则于遂顺其意，夫何爱哉。”这样的句子，没有冠冕堂皇端起架子说话的气势，而是明白如话，如对面促膝谈心，联系宋朝诸帝优待文官的事实，的确也不是空言欺下，自然有几分感人情意在内。
　　三、骈散结合，不求尖新
　　制诰多用俪语，属于骈体文。骈文发展到六朝时期已完全成熟，言必骈俪、词不单设的严整的四六格式成为必须遵循的形式。用骈文写作的制诰诏书涉及朝廷大体，讲究雍荣华贵，典雅庄重是总体的要求。但是，用骈文写成的制诰等文体也有呆板、晦涩的毛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意义的显豁明白。而且，如果过分追求形式的整齐划一，势必造成内容迁就形式的不良后果，骈文受到后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因为它过于讲求形式，从而造成内容的浮华不实。有鉴于此，唐代陆贽对骈文进行了局部的改造，如把古文引入骈文，奇偶相杂、单复互用，增强了骈文的议事功能。欧阳修对于骈体一直采取通达兼容的态度，在实际创作中将古文体制引入骈文写作中。陈师道云：“国初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能脱唐末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欧阳少师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7]这段话说明了欧阳修对骈文的改造，在骈体文中融入古文体制，不用故事及陈言，纯用自己的语言，风格平淡委曲，语言清新平易，打破了西昆体浮靡堆砌之风。曾巩作为欧阳修的门生，其制诏也显出“破体”的特点，其制诏能根据行文需要，大胆打破骈散的分野，当骈则骈，当散则散，或融骈入散，以散行运骈偶之辞，使文章平易通畅。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巧妙的运用虚词
　　虚词的运用，使句子在字数的多少上发生变化，显得不那么整齐，从而在形式上显得参差错落。如：“朕立学以养天下之材，设科以进秀才之士。其于教导推择，欲成美俗于四方，得群能于庶位者，可谓尽其意矣。尔以经行文学，选自朕躬。命以一官，将观汝效。往祗厥叙，思称朕恩。”（《新及第授官制》）除了一、二句是对句，后面的句子则打破了骈文对仗工整的要求，“成美俗于四方，得群能于庶位”是骈句，但却统一在从“其于”至“尽其意矣”这一个长句中，虚词的运用较好地表达了君王奖掖才俊的喜悦之情。这些虚词的运用虽然并没有表达确切的意思，却带来了语意的连贯、气韵的流畅，而不像骈俪之文专注于句式工整而以牺牲语言表达的明白连贯为代价。又如：
　　尚书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择人材，以成天下之务。近世既失其职，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既正官名，且将归其属任。立法之始，推行在人。其于程能议功，定勋颁爵，当率厥属，仅循科条，非得周材，曷称兹位。某忠厚仁笃，秉义守正。列于侍从，休有令名。是用选而受之，其务将明。使朕所以作则垂宪，不独于今可行，方当施之后世。盖汝有称职之美，则朕有知人之明。尚其懋哉，无替厥服。（《吏部尚书制》）
　　此段文字开头四句用“而”“所以”“以”三个虚词，“而”字的运用使一、二句形成并列关系，“所以”一词的运用又将前两句和后两句构成解说关系，“以”字的运用则使后两句构成目的关系。接下来四句虽然在字数上对得工整，仍然用“既”“但”“既”“且”四个虚词将近世之失与当今之意对勘，前后对比鲜明。其后八句言考择人材的设想和标准，中间也加入一些虚词，使句与句之间没有形成严密的对仗，因而一气流转，意脉清晰。由于在严整的句子中加入虚词，也使句子加长，使原本紧缩的意脉变得疏朗，从而使行文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上文最后几句，“使朕所以作则垂宪，不独于今可行，方当施之后世。盖汝有称职之美，则朕有知人之明”，由于运用了虚词，使文句拉长，从而显得流利舒缓。康熙对此文有这样的评价：“非不简言却自然流利可诵。”[6]493可见，虚词的运用起到了调节文气、和谐音律、烘托情意的作用，它使制诰文不再显得那么刻板生硬，僵化堆垛。 　　（二）散句的并入
　　在制诰中用了较多的散句，黃震《黄氏日钞》评曾巩制诰云：“多平易，特散文之逐句相类者耳。拟制诰则遍言更新官制之意，此为王介甫代发明者也。”[8]曾巩的制诰与其散文联系紧密，其平易的特征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对骈文的改造，将散文句法打并入制诰中。
　　1.散行叙事
　　在骈体中运用较多的散行句式，特别是叙事时往往多用散行。如《王中正种諤降官制》：
　　朕大兴士众，属尔等以伐羌，固将举其巢穴，非徒却虏收并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则近，而尔等东由绥德回远之路，以疲士马，废刍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议既不审，又约有分地，当攻其左，而不能奋击，以歼除丑类。夫军赏吾必信，而罚亦安得已哉？是用按尔之罪，降秩有差。其体宽恩，尚思报称。可。
　　这则制诰事关王中正、种諤降职处理一事，其间缘由复杂，头绪纷繁，如果一味追求语言形式的骈俪工整，无疑会产生内容迁就形式的弊病，反而说不清楚来龙去脉。曾巩选择运用散句来陈述事实，抓住重点，三言两句把降职理由说得清清楚楚。又如《李宪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制》在论及对李宪的奖赏时亦是散行叙事，全文如下：
　　敕：王师西出，士大夫皆奋力行阵。有尺寸之功者，朕无不录。况议劳数实有大于此者，其于信赏，朕敢忘哉？具官某，比自临洮，率众躬将。摧殪丑虏，恢复故疆。鼓行羌中，屡以捷告。考按阀阅，朕用宠嘉。秘殿荣名，便藩留务。兼是茂渥，以奖尔庸。其往懋哉，益思来效。可。
　　其中“朕无不录”“朕敢忘哉”“朕用宠嘉”句，都是在用散句叙述事实后的收尾句。虽为四字句，但是并没有构成上下相对的骈句，由于用的是第一人称“朕”，反而使行文显示出孜孜劝诱的情味。
　　2.散句承转
　　诏制奏议，代王制作，言及者多为复杂的国家大事，要将这些复杂的内容阐述清楚，光用骈偶，无疑限制了表达，所以在文意的转折处，多用单行的散句承转，使意脉自然，文理通畅。如《节相制》：
　　古者出军之法，始于一井之间;遣将之常，甫在六官之内。师田共务，文武同方。盖丁发召之期，则士就戎行而卿行于外;已征诛之事，则众遵农畔而帅旋于朝。历世虽殊，兹致惟一。逮后王之更造，开阡陌以居民。隶伍符者，身不受于一廛;仗齐钺者，位不联于九棘。其于荷戈执队，为王之爪牙;立纛设旄，为国之屏翰。上下之任，古今则同。予得异能，诏于在列。某性姿强毅，识虑精通。束发修身，有恕己及人之志;历官行事，有承流宣化之勤。践扬要极之司，更阅岁时之久。嘉谋谠论，简在朕心;广誉善声，洽于舆论。有国之典，以爵诏功。宜畴厥庸，爰启而宇。建大将之旗鼓，尸我一方;赐诸侯之土田，保兹东夏。以董齐于军旅，以抚和于士民。参帝傅之宠名，益户封之真食。兼隆异数，奖励茂勋。呜呼！昔吉甫典兵，万邦为宪;申伯作邑，四国于蕃。宜悉意于壮猷，庶裨忠于前列。答扬祖宗之训，予冀为众得人;夹辅邦家之基，尔尚为时宣力。
　　“上下之任，古今则同”以单句承上启下，历叙宰相任节度使的古制以作结，并以“予得异能，诏于在列”开启下文。在历叙某官的道德才能以及所赐奖赏之后，又引吉甫、申伯的典故为证，最后用散句表达期望之意。这种以散句承转的方式，使文字流畅自然，叙述、议论无不如意，显得典雅庄重。再看《知州制》：
　　昔先王之法，导民以德，齐之以礼，而有耻且格，后世不及。然破觚以为圆，斫雕以为朴，禁罔疏阔，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犹为近古。朕甚慕之。今能与吾共成此理者，其唯循良之吏乎！以尔为能，与在兹选，使刑罚清而风俗美。尔能善于其职，则明考察而公赏劝，朕岂贰于必行。其尚自强，方观尔效。
　　追述先王之法用四字一句的骈句，显得庄重，其后转折用加入了虚字“然”“以”“而”字，打破了四字句的整齐划一的形式，于庄重严肃中时见温雅。接下来的承转是对循良之吏的求贤若渴，用的是散句“今能与吾共成此理者，其唯循良之吏乎”，紧接着又借散句表达了勉励与期待之情：“尔能善于其职，则明考察而公赏劝，朕岂贰于必行。”这些散句的运用显得平易温雅，很好地表达了宋代君主力图天下大治，将希望系之良吏时那种庄重而不失温和的感情。
　　3.运单成复
　　曾巩对于骈文的改造不限于以上几种方式，他有时以散体古文为根本，在形式上采用双行的句式，散句双行，运单成复。[9]例如《相制三》：
　　饬正三省，纲理万事。号令所出，本诸西台;阅审驳论，属之黄闼;推而达之，则在会府。以其官之长贰，皆为任政之臣。鼎足居中，各遵其职。分守则异，合谋惟一。时予俊乂，宜就兹列。某身笃学行，自幽而显。宣力中外，绩用弥邵。惟文昌政本，揆叙百度。介于左省，考慎朕命。图济厥服，尔其往哉。朕训迪治官，顺稽于古。使其体至大，而统之有要;其事至众，而举之有条。不惟其文惟其实，不惟其位惟其人。尔允念兹，以勤予翼。盖先代之法存于籍者，既残缺而难循;当今之宜殊于昔者，又舛违而易远。酌是彝宪，成之甚艰。尚迪庶工，奉若维新之则;亦永来世，预有无穷之闻。
　　上段文字对宰相的职责进行了陈述。除了“盖先代之法存于籍者，既残缺而难循;当今之宜殊于昔者，又舛违而易远”“尚迪庶工，奉若维新之则;亦永来世，预有无穷之闻”是骈句，其它都用“运单成复”的形式，也就是有意识地将单行散句组成整齐的双行，或者说是在骈文这种工整的形式中运入散文的句子。这些双行的句式，上下字数相等、两两成双，与骈文的工整相类，不同的是不像骈文讲对偶押韵，它给骈文这一整练的形式灌注了散句灵活疏畅的特点，显得自然、生动。总之是吸取骈句和散句的长处，取得明朗平易的表达效果。[9]
　　4.全用散句
　　曾巩的一些制诏，在形式上不拘一格，几乎完全突破了骈体形式的限制。如：
　　敕：朕于书无所不学，于天下之事无所不考，而不敢自以为足。故设置讲解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艺日陈于前。朕于求多闻以建事之心，可谓勤矣。具官某，好古知经，宜在此位。夫尊其所闻，以懋于厥职。兹为尔守，其尚起哉。可。（《陆佃兼侍讲蔡卞兼崇政殿说书制》） 　　这段文字的句子基本是散句单行。因为是拟君王口吻，自叙向学之心，语言没有刻意地追求对仗和押韵，而是随着思维的流转可长可短。又如《吏部侍郎制》：“尚书本天下之务，而吏部典掌选举，至于所属之曹，有行封爵、议勋庸、稽功课之事，咸以咨焉。近世以来，职分于他司，而位为虚器。今朕董正治官，使归其名分，岂虚为哉？固将循之以求其实。盖明纪纲，定制度，以厘百工，熙庶绩，此朕志也。侍郎实贰其长，非独当修其官，且将推明新制，以行今而传后。则其选授，岂不重哉？某文学行义，有闻于时。列于从官，献纳惟允。是用命尔，实首兹选。其体予所以择而使尔之意，务祗厥服，使政举法行，称朕之意。惟尔亦永有称于后世，可不勉欤！……”这样的文字，已近乎散文的析事说理，显出平易流畅的特点。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是人们对宋诗、宋词新变特征的概括，是说诗、词、文的创作打破了各自体裁的分野。事实上，在宋代，“破体为文”的特征更为突出地体现在散文体裁的创作中（2）。这在曾巩的散文写作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书、序、记等体裁都有“破体”特征，其制诏同样体现出这一特点，表现在语言形式上，曾巩灵活地处理了骈句、散句的关系，他融散入骈，或散行叙事，或散句承转，或运单成复，或全用散句，从而使行文既有整饬之美又兼有散体流动舒畅之致。
　　四、辞约义尽，形式短截
　　曾巩的思维极为缜密，在构思安排上都注意有起有结，照应严密。他的各类散文体裁都表现了这种特点，制诏同样如此。
　　曾巩的制诰语言追求辞约义尽，这使他的制诰在体制上多显得简短。除了《王制》《节相制》《中书令制》《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制》《正长各举属官诏》等较长，达到二百字以上，其它多在百余字，少的几十字而已。例如《正字制》：“是正文字之官，实为儒学之选。宜体育材之意，勉思畜德之勤。”区区24字，将人才要求、君王期望、个体修养三个方面都说尽了，可谓要言不烦。又如《西头供奉官武遂等转官制》是行赏之制：“敕具某官：王师西出，以讨不庭。尔能歼击凶残，恢复州聚。禄功增位，不以次迁。勉服朕恩，益思奋励。”短短34字，就把迁官背景、该官实绩、朝廷赏赐、君王希望表达得清清楚楚。《杜纯大理正制》一文是任职制诰：“敕具官某：折狱详刑之事，朕所慎也。正于理官，参赞为重。选于在列，尔以材升。听察以情，尚勤厥职。”也是34字，将任官的职责、选官的考虑、君王的重视与希望一一言明。《将军制》也是善于抓住要点，要言不烦，康熙对此深为赞赏：“公赏罚恩信两言甚要，为将之道略尽此矣。”[6]494
　　当然，辞约义尽并不意味着一味节约，而是在材料的选择上注意重点突出，把最重要最关键的事实与观点说清楚，这使曾巩的制诰并不流于官样文章，而是有着充实的内容。如《将军制》只言“公赏罚”“笃恩信”，就将为将之道道尽。《户部尚书制》抓住“财赋之调度，金谷之出入”将户部掌管经费的职责说得清清楚楚。《张颉知均州制》重点言任不称职，导致祸患，把贬官之意说得清楚明白。全文如下：
　　岭之西南，桂为剧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壤错内属，拊巡镇守，讵可属非其人。尔比选于朝，往备兹任。而内不能统齐士吏，外不能绥靖华夷。致兹绎骚，自干邦宪。夺其美职，处以偏州。兹惟朕恩，无忘思省。可。
　　曾巩的制诰在结构上同样注意经营。有的是“迂回式”，例如他的制诰拟词在结构上基本一致，先稽古后证今;有的是“直接式”，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做到句无余字，篇无余句。如《冯正符借职制》一文：“敕某：西南夷背德兽心，敢窥边隙。尔能通宣两谊，协助军谋。宜进官荣，属之守护。勉思奋励，无替前功。”大概由于这类制诰涉及到紧急军情，容不得坐而论道，极少引经据典，因而一般体制短小。下面两例同样如此：
　　敕具某官：羌之兽心，内相危害，王师薄伐，盖将天威。尔能躬将士徒，摧坚殪敌，斩捕甚众，鼓行无前。周卫典军之官，名城御侮之寄，兼是宠数，以畴尔庸。尚有异恩，待尔来效。可。（《曲珍四厢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制》）
　　敕具某官：夷獠背恩，贼杀命吏。尔能击刺丑类，献其首级。宜升位序，以奖尔劳。尚励壮图，益思来效。可。（《菊曩二右班殿直制》）
　　总之，曾巩制诰与其它各体散文一样，能自如地叙事陈情，议论明切，语言简练。由于深于经学，往往引经据典，显得尔雅深厚。
　　[注释]
　　（1）文中所选曾巩文章均出自陈杏珍、晁继周点校的中华书局1998年版《曾巩集》，不一一标注。
　　（2）见吴承学《辨体与破体》，《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周裕锴《整合融会 破体出位》，《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刘路，朱玲《关于破体为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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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甄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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