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恩来的时代处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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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周恩来及其思想，要对周恩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性格、身世、处境及时代思潮首先要有一个详细的交代与论述，这也是研究周恩来及其思想的必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早年周恩来的性格、处境及时代思潮四个部分来论述。
[关键词]周恩来;性格;历史处境;时代思潮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9）05-0109-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9.05.049 [本刊网址]http：//www.hbxb.net
周恩来作为五四一代进步青年，其早期跌宕的信仰历程，提供了我们思考近代中国五四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信仰道路的个案;而其中对周恩来早期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性格、身世、处境及时代思潮首先要有一个详细的交代与论述，对我们透彻的了解周恩来及其一生有着十分必要的帮助。该部分主要从身世背景、性格、处境及时代思潮四个部分来论述。
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对人物的时代背景分析与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周恩来早期思想的研究也不例外。许多文章虽然比较全面的述说了周恩来思想的整个社会时代背景，甚至还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但对周恩来思想最有关系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代特点却论述不充分。与此近似，许多文章及著作以极大篇幅描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背景，包括辛亥革命、袁世凯的复辟运动以及新文化五四运动，并着重论述了周恩来早期思想的发展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与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的关系。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中，这一部分的叙述都可以找到，但是这些太笼统的理论不仅可以套用在周恩来身上，也可以套用张闻天、毛泽东、瞿秋白身上。很少人论证时代背景与周恩来思想真正具体的关系——历史的处境及个人命运前途的迷惘所造成个体生命的“烦闷”以及主义对人的信仰的填补。
历史的处境，从研究个人角度来说，即自身所处时代的背景，具体一点来说是国家社会所经历的重大变迁，对于了解人物思想及事件本身有着重要帮助。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像早年周恩来并不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其思想本身，离开时代背景或者抽离地、孤零零地去看并没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我们要研究和探讨周恩来早期思想的意义与转变历程就必须把周恩来放在大的一个社会背景下，去看他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与时代互动激荡，如何在思想上的反应。因此我们要了解周恩来早期思想就需要对其历史处境有一个宏观的把握。
周恩来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末期，用张灏先生的话说，中国进入了一个“转型时代”，即1895年-1925年初前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激变的一个时期，是承前启后的关键时代。内忧外患不断，帝制基础已经动摇，社会政治秩序面临空前危机;同时道德与信仰层面的危机伴随出现，各种新思潮涌人中国，传统的儒家正面临解体，传统的士人阶层陷入严重的“意义危机”，对传统道德价值产生怀疑（道德迷失），对苦难死亡命运等存在困境感到焦虑（存在迷失），传统世界观也慢慢改变（形上迷失）。下面，本文将对这两方面的危机展开具体的论述。
一、政治秩序的危机
转型时代（1895年-1920年），是中国社会的激变时期，在政治秩序方面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当然这个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西方资本列强的侵略，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中国战败在日本这个东邻蕞尔小国手里实在让人感到震惊，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遭失败，但败在日本手里的伤是剧痛的。康有为说“中国被日本小夷漫侮，侵消若羊缚豕，坐受剥削，耻既甚矣，理亦难解。”中国在战败中逐步觉醒，但是甲午战败也刺激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野心，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强占胶州，俄罗斯强占旅顺和大连湾，法国要求划分中国南部和西南，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面临着瓜分肢解的恐惧;另一方面国内政局急转直下，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中国经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内忧外患的糟糕局面加之历次政治改造的失败使国人对现状更加不满，人们要求更彻底的改造，推动着矛盾一步一步走向激化。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统治，君主制崩溃，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此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战乱不断，中国陷人彻底的政治解体。
与此同时，原有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也发生了巨变。清末有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逐渐从传统的士绅阶层中分化出来，不再以进人仕途为自己努力和学习的目标，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1905年经历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被清政府废除，更是切断了士人与儒家教义之间的纽带，象征着以科举为建制化的士大夫阶层被彻底颠覆了，而以士大夫为核心的“四民社会”也从此宣告解体。国家与社会之间发生了断裂，同时社会各阶层之间也发生了断裂，这就不能形成一种传统、稳定而又有理性的运行机制，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呈现出一种没有中心、没有制约、没有秩序的离散化状况。废科举，这对1898年出生的周恩来一代青年影响是巨大的，科举制的废除加上之后五四运动期间西方思潮的影响，一大批年轻人出国留学成为热潮。如果没有废除科举制，周恩来和其他进步青年很可能也会走上科举的道路，从而为“学而优则仕”做准备。
二、道德文化的危机
转型时代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时代，具体来说表现在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以及思想内容都有突破性的变化。具体来说包括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等新的制度性传播媒介出现并且在数量的剧增。报纸杂志、学会、新式学校三者的出现，彼此影响，对介绍新思想、刺激社会政治意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晚清的思想家如谭嗣同、梁启超，都将这三者，当成是开启民智和社会改革的三大重要途径。这极大地影响了周恩来等五四青年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新的社群媒体——新的知识阶层开始形成，在20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除此之外，思想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取向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来源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西方文化的冲击。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变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之前无动于衷和冷淡到慢慢接受和认同，西方的文化逐渐渗透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中国传统儒家价值体系遭到西方文化的严重侵蚀，儒家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取向，中国从天下正统到面对一个西方霸权的社会，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与自尊大受打击，相伴而来的是儒家宇宙观也逐步解体，天地、阴阳、五行或被西学的自然主义所冲击代替或弃而不用。到1910年代末期，胡适引用尼采（Friedrich w.Nietzsche，1844-1900）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句话成为反传统的有力口号，到此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和西学的传入的双重冲击下，知识分子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和道德危机，一度精神空虚，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困惑、彷徨、“烦闷”、焦虑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用列文孙（Joseph R.Levenson）的话说：中国近代社会产生的新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传统。甚至许多知识分子都以自杀这种激烈方式作为对过渡时代积极或消极的回应。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逐渐解纽并逐渐失去吸引力，这同时开启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为思想解放创造了条件。为了填补信仰的真空，许多知识分子作出了新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取代儒家的“外王”的政治面向和“格物致知”的传统，规范个人与国家，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新“组织”取代了《大学》中所陈述的格局，不再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单子逐步扩大为国家、天下的格局，而是同志式的，在主义指导下的组织生活，诚意、正心到治国、平天下的工作都应该在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至此中国知识分子各自以独特的方式寻找安身立命之道。
通过以上分析，国家在转型时期面临着包括社会政治秩序的危机和文化道德的危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所面临历史处境的重要特征，这对青年周恩来一代影响非常深刻。因此历史处境同周恩来个人生命的处境一样，是影响周恩来思想演变的重要因素。
三、时代思潮
最后我们还不能忽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青年周恩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思潮。晚清以来的影响巨大的民族主义思潮。“民族”是一个舶来品，在汉语体系里，“民族”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是1899年梁启超在撰写《东籍月旦》时从日文中直接引进的，其后1903年梁启超根据德国政治理论家布伦奇的理论引进了民族的定义。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产生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首先西方列强的侵略为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强烈的需求。民族主义是很难从内部自我催生的，必须要在外部危机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才可以催生出巨大的内部凝聚力。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相继发动了一系列的侵华战争，激起了中国社会先进分子强烈的愤怒和同仇敌忾的决心。中国知识分子，在外患猛烈的刺激下，才有1895年以后的“救亡”“振兴中华”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其次，民族主义在清末民初高涨，还得益于1895年之后报刊、新式学校、学会现代传媒数量的激增。这三种现代传媒所形成的网络对民族主义在1895年之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使西方现代民族主义概念、范畴引进并传播开来，其次现代传媒网络带来的西方所特有的民族主义概念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族群意识相结合使西方特有的民族主义中国化，形成以中华民族为标志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高涨，深刻影响了周恩来一代人，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在12岁时喊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口号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总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既是中国人面临内有外患逼迫下的立场，也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经济方略和文化选择。在20世纪前50年，民族主义思潮是许多社会思潮中，影响最为广泛，最有号召力的一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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