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书画家松年身份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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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提出了松年的真实身份及历史上对其旗属记载错误，在其仕途经历记载模糊的现状下，从入仕途径、仕途生涯两个方面入手剖析，经过对资料的整理对比研究，将能查到的史料，主要以地方志为主，与松年同时代的书画论集，及当下能找到的书画论集结合起来研究，总结出相关数据，结合其所在年代的时代特点，把关于松年身份及经历的信息在书画史上得以进一步明确，经过对其生平资料的整理对比研究，认为松年是蒙古镶蓝旗格图肯佐领下人，并且是通过“捐纳”走向仕途的，弄清这些问题能够更有利地为将来进一步研究这位难得的蒙古族书画理论家的画学理念夯实基础。
　　关键词：清末;蒙古族书画家;松年;考证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5.042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05-0174-04
　　关于蒙古族书画理论家松年的生平事迹，有记载的史料十分有限，现在所搜集到的资料记载的内容也很简单，只是进行最简单的信息记载。令人惋惜的是，即使是如此简短的信息，其中还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有的是“意”同“字”不同，有的干脆“字意”都不同。如对于他所属那一旗的记载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属“镶红旗”，如《奉直同乡齿录》和《八旗画录》，而《长清县志》《续修傅山县志》《单县县志》等资料中却都记载为“镶蓝旗”。还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就是以上这些史料中还记载了他因何为官，每一个记载都有很大出入，以至于对于他是“捐官”还是“荫官”都不能确认。
　　一、旗属信息之剖析
　　现有可查证的史料中，记载松年为镶红旗的有以下两则：《八旗画录》51页“松年字小萝，蒙古镶红旗人，官汶上知县”;据关和璋先生写的《蒙古族画家松年先生评传》中介绍道：“松年、字小梦，号颐园，蒙古镶红旗人。姓鄂觉特氏，生于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六月廿九日（见《奉直同乡齿录》）。”在笔者所收集资料中，发现并没有《奉直同鄉齿录》这部书籍，只在一则关于八旗问题的检索里发现有一部《奉直八旗旅鲁同齿齒錄》，载于中华文史网（国家清史篆修工程），据该网站资料显示是1917年鸿文印书馆出版，而遗憾的是并没有找到实体书，且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多的相关资料可查。关于松年的姓氏很多相关资料包括官方并没有提到，因此“鄂觉特”这一姓氏并没有得到更有力的证据。那么这条被引用无数的资料中的其他信息是否属实呢？在笔者整理资料之后，能够十分确定的就是松年的旗属有出入，作为官方记载的地方志无一例外的都说他属“镶蓝旗”，即使有一处把“镶”写成了“厢”，却仍不难辨别他属镶蓝旗。官方记载如下：
　　《续修傅山县志》
　　松年，字小梦蒙古镶蓝旗格图肯佐领下人光绪十三年九月任
　　《单县县志》
　　光绪十四年到二十年知县松年
　　宦迹：松年字小梦蒙古镶蓝旗人由笔帖式特补单县知县光绪十八年壬辰倡议重修文庙各保捐赀已分派就绪亦未畿去人形怪宽仁爱士书画工绝自成一家居恒以郑板桥自况邑人得其遗墨辄宝重之
　　《长清县志》
　　松年，字小梦，镶蓝旗蒙古格图肯佐领下人监生遵例报捐县丞札派监收海运漕粮出力以知县用二十年二月署理公善〇书画著名
　　在松年到底属于那一旗这一点上，笔者更倾向于官方的记载，尤其是《单县方志》的记载，因为据该志所记，松年应于光绪十四年至光绪二十年间任该县知县，在这长达六年的时间，应属于正式任用。从“定期限额”的角度看这在清代官职任期中属于较长的，且这是所有地方志中唯一有松年宦迹的记载。像这样的个人信息都是即将走马上任的官员向相关部门提供的，因为在上任之前，必须要经“验文凭”这道程序，主要向相关部门提供的就是能“证明其身份的执照、咨文、印结”。那么姓氏族籍就是最重要的个人信息，所以地方志中记载的应是即将上任的官员提供给官方，且是经过审核过的最有效的信息。因此，松年应该是蒙古族镶蓝旗人而非蒙古族镶红旗人。
　　二、入仕途径之剖析
　　《清画家诗史》429页对松年的记载，“松年字小梦蒙古人以廕升官汶上知县善墨竹兼工山水人物，用笔豪爽。”这里说松年“以廕升官”而地方志中记载道松年是“格图肯佐领下人”，“以廕升官”的“廕”在字典上的解释是“因祖上的功勋读书或做官”，说明他的祖上应该至少是三品官员，照常理说来，松年如是“以廕升官”那么应该就是荫监，所走的仕途也应该是“正途”，但为什么在《长清县志》中却记载道：松年，字小梦，镶蓝旗，蒙古格图肯左领下人监生遵例捐纳县丞札派监收海运漕粮出力以知县用二十年二月，这里反映出他的官是捐纳而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应该说松年属格图肯佐领的人，而不是指“八旗户下人”，因为在清代，佐领既是八旗的基本单位，也是官职的名称。该名称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沿袭了传统的牛录组织形式。久而久之，牛录由临时组织变成了固定组织，由狩猎组织变成了社会组织，牛录额真也变成了官职，后来又用汉名改为“佐领”。级别上清制有明确的规定：“官吏俱限身家清白，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长随不得滥如是籍。”这里所说的“身家清白”，就是指“良人”，它是相对于身家不清白的贱民而言，奴婢贱民不得入仕，是历代王朝维护等级名分的传统政策。那么从这样严格的等级制度上看，松年应该是属于八旗的主体旗人——旗分佐领下人，属法律上的“良人”，在八旗制度中亦可称之为“正身旗人”。被统治阶级中，最重要而且人数最多的是正身旗人，他们是被编入八旗而可单独立户的人，和那些户籍附于主人名下的‘户下人’不同，故以‘正身旗人’相称。对正身旗人的阶级属性，看法各有不同，或云自由民，或云依附民。”由此可见，松年的身份地位并不具备“以廕升官”的条件，只是具有能人仕的条件，这里的“廕”是指因祖上的功勋读书或做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很多类似《名人词典》之类的书中也有松年的记载，很多都出现了“以废升官”一说，可能是取自《清画家诗史》中的资料，只是把“廕”字误读成“废”字，在这里特别做出指正，望能得到学界的重视。 　　（一）人仕之“正途”
　　关和璋先生的《蒙古族画家松年先生评传》中提道：“其祖上系驻防天津的八旗四翼蒙古人。幼年入八旗‘官塾，读书，”这条并没有标明出处，在我查找资料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具体的记载，可能是关先生根据松年在《颐园论画》中提到的“余自龆龀入塾读书”推断的，但松年只说了“入塾”却并没有说入的是什么“塾”，这个“塾”的性质却很关键，它决定了松年的入仕途径。
　　根据王风雷先生的研究，在清代创办八旗蒙古官学的地点主要分布在盛京、顺天府、黑龙江、吉林、热河及绥远城。与官学相对应的既是“私学”“义学”。据晚清光绪初年的记载，“天津城厢内外，有义学三十余处，内二处为清真义学，系同教中人捐助设立。”“令八旗亦有义学，隷各旗参领，教八旗幼丁学习清、蒙文。清官塾以琪社学并称，不加区别，严格言之，则义学应属团体或私人捐赀设立，以教育贫家子弟之称，与附属於府、州、县学的社学有别。”“凡富厚小康家子弟，概不收教;委系寒素，无论远近，佳可送塾。”在蒙古各地，私塾和寺庙教育更为普及。无条件办官学的蒙古王公贵族，自行请先生在王公府邸附近设立私塾，为其子弟教习蒙古文、满文。而根据前面对松年身份的确认，他极有可能进的是“义学”，也有可能进的是经济状况稍好点的旗人出资合办的“私塾”而非关先生所说的“官塾”。王风雷先生的研究中提到一点，就是在“各类官学的生员毕业后，除了一部分人能够直接入仕外，绝大多数人要参加考试，”显然，没有资料显示松年参加过哪些考试，取得过什么成绩。从当时的“正途出身”的三大类来看，松年似乎并没有参与其中，在对他的记录中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所以从他的学习经历以及后续官方记载中反映出，松年与清代的入仕“正途”有一定的距离。
　　（二）人仕之“异途”
　　《长清县志》中提到的“监生”、“遵例捐纳”等方式应该指的是旗人人仕的一种途径，“例监”或是“捐纳得官”，毫无疑问松年应该是捐纳得官的，“捐纳”就是标价卖官，且只限于援纳贡监生员和现任官加级一事。《单县县志》提到的松年之前是从九品官“笔帖士”，也应该是捐纳所得。既然可以确定松年是捐纳升官，那么也就是说，这位书画家在仕途上是走的“异途”。所以他应该是出自富裕的正身旗人家庭，“因出资进纳者多为富户，一旦买得官户身份，便可享受减免役、税待遇”。但也及有可能的是，在他真正踏上仕途之前，也就是需要用“经济实力”去走向仕途之前，他通过某种手段积累了一笔可观的积蓄，依他“性耿直不媚权要”的性格特征并不像是自幼就立志将来要当官的。
　　在《长清县志》中“监收海运漕粮出力以知县用”的记载表明，松年的“遵例报捐”，报捐的方式就是以兼收海运漕粮出了力而得以任该县知县，所以松年的家世很有可能是搞漕粮运输的，经商的可能性比较大。应该不是大户，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于有关松年的资料记录匮乏，且没有记载有关他家世的信息，笔者不敢妄加断定，所以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但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也就可以反证了为何松年家世的记载无迹可寻，是否源于有所忌讳“歧视商人”的风气而故意隐去？正如有关他得官的方式的记载出入如此之大，使出了或“以瘾升官”或“以笔帖士特补”的障眼法，而在最后即将告别政坛之时，终于道出了真正的“遵例报捐”的“异途”入仕之路。
　　三、仕途生涯之剖析
　　“颐园”是松年的号，“小梦”是松年的字，将二者放在一起顿时觉得很有趣味，隐约觉得，松年的性格中有着一份极度浪漫的气息，不知是一种美好的向往还是对过去美好的记忆。而这个猜测幸而在一处史料中得到了些许印证。
　　前边的资料表明，在可查到的县志中，最早记录他当知县是在光绪十三年任傅山知县，但据《蒙古族画家松年先生评传》中的记载：“《榆园画志》中说他曾官汶上知县，《八旗画征录》则说他“官游山左，曾任范县知县”，经查证，《续修范县县志》与《范县乡土志》这两部方志中并没有松年的记录，可能是误传于《单县县志》中的“居恒以郑板桥自况”。在以上两部史志中都有郑燮任知县的记录，可能是张冠李戴了。但是《榆园画志》中提到的“官汶上知县”在《汶上文史资料》第六辑中却得到了印证，该资料中载有松年为他捐修的一处旧庭院立碑的记载。碑文如下：“官迹好云，随缘而往，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畤。余别号颐园。预卜晚年休养之适，妄存奢想之亦，我非蓄俸钱得晓园以栖止，此愿蕴结在胸已非一日。昨于甲申二月捧檄作令中都，滥竽大邑，深喜署之西偏旧有隙地一区……公余之暇，舆二、三知己，山肴野蔌，茗案酒杯，消遣世虑，较滕于珠圆翠绕、依绿偎红者多多矣。此地有亭可坐……天和适其所适，遂名之曰：“颐园”也……宰官虽小重亲民。提昌文坛访凰麟。凰雅固然妨政体，古今画阁半诗人……光绪丙戌四月画颐园记并赋诗二首，以为雪泥鸿爪，兼助后贤，时加修葺园林，叨惠不浅也。知汶上县蒙古松年并跋。”
　　这处碑文的题目是《颐园記》，其主要内容表达了他号“颐园”的真实想法，松年之所以别号“颐园”是因为他“预卜”晚年能够过上一种如多数文人雅士都向往的，雅逸生活的美好愿望。抱着这样的憧憬，他用平时积攒下来的俸钱寻得一处废弃的小院，并加以简单的修葺，以供闲时约友一起“山肴野蔌，茗案酒杯，消遣世虑”，“颐园”的愿望固然美好，也是多数文人所向往的世外桃源，但是现实生活往往不得不让人感叹只是一枕黄粱美梦而已，虽然松年的晚年确实过的怡然自得，但是他在立此碑时却并没有“预卜”到，从他踏上仕途的这一刻起，他的宦游之路会走得如此曲折不顺，虽然“小梦”终究成真，但是心境大不同从前，只能算得是苦尽甘来而已，在这个过程中，却使松年被迫完成了像“和光同尘”这样的明哲保身的人格塑造。
　　文中說到：“昨于甲申二月捧檄作令中都”表明松年是在光绪甲申年也就是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任职于汶上的，根据对资料的整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松年在山东坎坷的“宦游”之路。引用“捧檄”典故可能是想表达自己之所以做官是出于家庭的缘故，而并不是自己所愿。他无法融入复杂的官场，短短的几年仕途成了束缚他崇尚身心自由、崇尚美的精神释放的枷锁，使他不得不感叹并劝解世人应“和光同尘。
　　根据对资料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松年在仕途上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但是有一个令人费解的状况，就是除了在单县的上任期限五年外，其他几个县的任期都很短，而且他的从官记录都是知县，没有因为调任而升职或降职。他不肯对权贵低头献媚，能保持着“知县”的这一状态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宰官虽小重亲民，提昌文坛访凰麟。凰雅固然妨政体，古今画阁半诗人。”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与书画艺术二者在他心中的位置，显然比起复杂的官场规则，他更愿意以书画艺术为重。官场上的不如意，不仅源于他自身的性格缺陷，对诗书画的全情投入，也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习惯，这个习惯在他的诗中也毫不避讳的表达了出来，对于一个要走仕途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习惯。
　　四、结语
　　在将松年的资料进行多次的整理之后，笔者的感触是，似乎几处看似无意的误录并非是无心之举，对于家庭背景只字不提很不合常理，不仅是在官方资料中没有，个人编撰的画论资料中没有，就连他自己的诗文、画论、以及碑文中皆没有提及，这种缄默的背后有可能隐藏着的是他的鸿鹄伟志，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以正途入仕，这种打击却催生出这个带有些许自卑的文人士大夫。可以看出，松年在仕途上的表现是非常不适应，却依然没有停止努力的脚步，应该是迫于家里的压力;而对家世的空白处理，可能也是源于家人寄予他的期待，希望让他来完成这个家族从商人的身份向士人身份的角色转换，而在转换的环节中，最重要的就是掩饰掉过去，重建一个崭新的未来。尽管在每一次的迁任当中，松年都不忘对自己的“异途”做一番修饰，但在仕途上显然松年并没有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于是他选择避开仕途上的自卑，发挥出在书画艺术上的自信。这种艺术自觉带给了他名满齐鲁的巨大荣耀，其画论遗作流传于世，才得以让后人了解到这位杰出的艺术家。可以说在书画艺术的世界里，松年是成功地完成了角色的转换，甚至可以说是成长为画坛翘楚的，而置之于少数民族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他的转换更进一步丰富了少数民族的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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