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作者:未知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我国2001-2017年进出口数据量化处理对外开放政策,并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实证检验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并得出相关结论。
  关键词:跨境电商   对外开放   非对称效应   灰色关联
  我国改革开放的渐进式贸易开放通过巨大的经济增长引致性需求实现了外贸经济的快速增长。自金融危机以来,面对国际市场的消费萎缩和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等不利因素,外贸红利的降低导致外贸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日趋乏力(胡秋华,2017)。与外贸经济结构性减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境电商经济的迅速崛起(赵丽,2018)。根据中国海关和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我国对外贸易经济进出口总额在2015年和2016年持续性下滑,较上年度分别下降了7.0%和 1.0%,而同期跨境电商交易总额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动力,2016年的交易规模更是达到了6.7万亿元人民币,近五年的复合增长率高达33.6%。可以看出,跨境电商借助于互联网全球化的自然禀赋,在完善的供应链与配套物流支持下已经成为外贸经济增长转型的新动力来源。
  跨境电商经济的快速崛起与我国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自2013年7月商务部颁布的《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若干意见》到2017年11月商务部等14部门颁布的《关于复制推广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的函》等一系列扩大贸易开放的连续性政策对跨境电商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宋凯钰,2018)。此外,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上,2016年国务院在全国12个城市开展示范建设,并强调以企业出口产品海外仓建设为主体的跨境电商发展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模式创新,截止到2017年底全国已经有超过5000家跨境电商平台和超过20万家的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电商经济在义乌、永康、张家港及胶州等地区成熟发展的案例已经蕴含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以此为契机,对我国2001-2017年渐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进行量化,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实证检验跨境电商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非对称性,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提供客观依据。
  灰色关联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一)模型构建
  跨境电商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的关联性检验问题实质上是基于变量之间的行为特征值进行动态的变换预测,可以认定为一定范围内的、与时间序列有关的、对外开放与跨境电商经济之间的、包含若干已知或未知信息的灰色预测。灰色关联模型在变量耦合关系中可以对时间序列的变量通过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进行数列预测,优点在于处理随机原始时间序列上的准确度高,基于此构建灰色关联模型进行协调性检验(赵传松等,2018)。
  假设预测变量的非负单调原始数据列为X(0),对预测变量进行一次累加(I-AGO)生成一次累加序列:
  X(1)={X(1)(k),k=1,2,…,n}                                              (1)
  对公式(1)进行微分方程的白化处理后的结果:
  (2)
  对微分方程(2)求解表示为:
   (3)
  其中时间序列用k表示;对微分方程解进行累减生成(I-AGO)后的結果为:
   (4)
  基于灰色关联模型的公式(4),本文认为跨境电商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及对称性应进一步通过耦合性来进行解释,当不同系统之间的内部生产要素能够有效配合实现良性循环,称为对称性较高,当不同系统之间的内部生产要素不能够实现互惠互利,称为非对称性。构建跨境电商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的耦合模型,设定耦合度模型如下:
  基于两个系统变量,因此n=2,跨境电商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耦合度模型为:
  其中,对外开放政策指标中的因子数为m,跨境电商经济发展系统因子数为n,贸易开放标准化特征值为x`i,跨境电商经济发展标准特征值为y`i,αi和βi为指标的权重。
  (二)对外开放政策的量化与权重处理
  指标的量化处理。对外开放度指标主要用于反映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也可以称为对外依存度。基于学术界对对外依存度的普遍计算方法,本文参考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等学者的测算模型,对本文实证的贸易开放变量选择实际关税率、修正的外贸依存度及Dollars指数等指标进行计算(胡文骏,2017),具体的对外开放表示为:
  其中i、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IM和EX分别表示对外进口总额与对外出口总额,GDP表示对外经济的产值。以此类推,地区加工对外的开放度表示为,一般对外的开放度表示为。
  在数据来源上,对外进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地方政府统计局网站,量化后的2001-2017年各类对外开放制度供给指标结果如表1所示。
  指标的权重处理。对外开放政策与跨境电商发展协调性的指标体系选取采用同熵值赋权法。具体方法如下:假设总评价对象为m,总评价指标为n,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矩阵为X=(xij)m×n,对第j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确定最优指标(vij)的最大化和最小化两类标准,其中,最大化的最优指标归一化处理为:
  最小化的最优指标归一化处理为:
  对指标的权重设置为,指标体系的信息熵值为,其中ej越大反映系统的有序程度越好。在此基础上,根据指标体系的信息熵值对指标进行权重计算,处理方法是gi=1-ej,其中gi表示指标的离异系数,根据离异系数来判断第j指标的权重,即:   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非对称性实证分析
  从跨境电商的发展阶段看,阿里巴巴最早在2000年初实现了中国供应商与海外买家之间的连接(跨境电商的雏形),发展至今天的成熟全产业链服务模式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本文实证中的跨境电商数据分为三个部分:2001-2004年选取阿里巴巴的线上跨境交易规模;2005-2012年选取阿里巴巴、敦煌网、环球易购及兰亭集势等跨境平台的综合交易规模;2013-2017年选取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对外开放政策的数据来源于表1的测算。通过对对外开放政策与跨境电商发展等数据变量标准化处理后,运用MATLAB软件测算的关联度指数与关联发展指数如表2所示。
  (一)关联指数分析
  通过表1可以看出,2001-2017年间我国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阶段非对称特征。其中,2001-2007年的关联指数较为平稳,维持在0.52-0.59区间波动;2008-2011年的关联指数下降明显;2012-2017年的关联指数处于稳步提升阶段。根据非对称效应的阶段特征,2001-2010年一直处于跨境电商交易滞后阶段,2011-2017年属于对外开放政策滞后阶段。2008-2011年间的非对称效应十分显著,其原因是金融危机发生前后的对外开放进出口数据等均出现了各项指标的下滑现象,金融危机对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冲击导致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存在较差的关联性现象。2011年之后的非对称效应逐渐改善,其原因是2011年开始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了在线交易功能,使得上下游的供应链被打通,在B2B及B2C两种新型交易模式引导下跨境电商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与对外开放政策关联性逐渐改善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尽管2013-2017年间是我国跨境电商支持政策出台的密集期,但与跨境电商年均3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相比仍处于对外开放政策滞后阶段。
  (二)关联发展指数分析
  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关联发展在2001-2017年间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趋势,从2001年的0.1871增长到2017年的0.9225。从发展阶段看,2001-2008年的关联发展指数低于0.5,属于过渡发展阶段,2009-2017年的关联发展指数高于0.5,属于协调发展阶段。根据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关联发展指数发展阶段性特征看,二者之间的阶段性协同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具体来看,关联发展指数的过渡阶段基本是我国在跨境电商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调整时间节点,是阿里巴巴、敦煌网、環球易购及兰亭集势等首批跨境B2B和B2C平台的上线发展初期;自2010年开始,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和跨境电商综合试点区的成立极大激发了跨境电商的发展潜力,在这个阶段,跨境电商交易中的大额外贸订单比重不断提升,尤其是跨境出口交易规模年均增长超过40%。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交易中的移动终端客户数量大幅提升,导致跨境电商交易的产业链和服务链不断纵向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关联发展指数在2014-2017年间出现了跨越式的快速增长,其原因是跨境电商交易的内部模式发生了转移,以跨境B2B模式交易为主体的市场结构逐渐向跨境零售B2C和C2C模式倾斜,B2B交易规模在跨境总交易额中占比从2014年的95%降至2017年的82.6%,跨境 B2C模式占比从3.9%增长至13.2%,而B2C和C2C较B2B模式具有更为庞大的个体交易主体,碎片化、高频次的交易数据极大促进了关联发展指数的提升。可以看出,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关联发展指数在B2C模式交易比例不断提升下有望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且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跨境电商上下游制造商的影响,传统的代工生产正不断向品牌创造创新发展,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关联发展具有更广阔的前景。
  结论
  我国渐进式对外开放下的跨境电商发展在外贸经济结构性减速新常态下成为其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本文基于我国2001-2017年对外开放进出口数据,对渐进式对外开放政策进行量化,在此基础上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实证检验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非对称效应。通过非对称效应中的关联指数分析发现,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阶段非对称效应,2001-2007年对称指数保持平稳,2008-2011年非对称效应明显,2012-2017年对称效应逐渐提升;从非对称效应的阶段特征看,2001-2010年属于跨境电商交易滞后阶段,2011-2017年属于对外开放政策滞后阶段。通过非对称效应中的关联发展指数分析发现,跨境电商发展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关联发展从2001年的0.1871稳步增长到2017年的0.9225;从阶段发展看,2001-2008年的关联发展指数属于过渡发展阶段,2009-2017年属于协调发展阶段;过渡阶段是跨境电商发展初期阶段的调整时间节点,是阿里巴巴等首批跨境B2B和B2C平台的上线发展初期;协调阶段是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和综合试点区的快速发展阶段,是跨境电商交易在对外开放政策引导下不断纵向延伸产业链和服务链阶段。
  参考文献:
  1.胡秋华.跨境电商发展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传统国际贸易的影响[J].商业经济研究,2017(20)
  2.赵丽.中国跨境电商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外贸产业应对多元化全球经济的发展路径选择[J].商业经济,2018(9)
  3.宋凯钰.我国跨境电商发展中的管理制度、问题与对策[J].商业经济研究,2018(18)
  4.赵传松,任建兰,陈延斌,刘凯.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研究[J].地理科学,2018,38(2)
  5.胡文骏.财政支出、贸易开放与收入分配[J].财贸经济,2017,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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