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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解析及全球化治理探讨

作者:未知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自然共同体,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全球化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是国际关系发展仍然以西方国家为中心,国际政治秩序仍然以西方强权为主宰,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推进全球化治理的主要举措有:改革联合国体制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现实基础,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关键措施,生态法治建设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治理;全球意识;国际规则;“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3-0054-11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在2015年9月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在重大国际组织提出来的全球治理思想,强调要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1〕它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指引了方向和路径,开启了构建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当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治理”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亟待学术界对实践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深入扎实的研究,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理论咨询。为此,本文拟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推进全球化治理问题略陈管见,以请教于大家。
  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的解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在同一个稳定的体系里共同运行,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体系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概念,其宗旨就是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誉与共,共同致力于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把整个“地球村”建设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2〕“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准则,兼顾了各个国家发展的民族性和人类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論基础和精神支撑,具有反映人类共同利益的话语特质。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隶属于“全球治理”“和平与发展”“民生幸福”理念上的价值追求。基本内容由如下四个层面构成:一是自然层面的“自然生命权”;二是经济层面的“物质文明权”;三是政治层面的“社会治理权”;四是文化层面的“精神文明权”。人类是生态社会的共同组成部分,必须正确地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因人类发展给自然生态造成的灾害。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命运与共”“共建共享”,才能实现“共生共荣”。“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把人类命运与共同体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概念。2013年3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向世界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声,阐释了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各个国家之间相互沟通、相互支持、相互联系不断加深,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理念。2015年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年会上,又进一步向世界系统地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含义,提出了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中共十九大报告”以执政党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略,确认它是“实现中国梦”须臾不可缺少的国际秩序。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要获得全体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党和政府必须有意识地培育总体性的全球意识。中华文明既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明,又是一种闳放旷达的文明,它是涵养和孕育中国人独特全球意识的精神家园。民众全球意识的培育过程,实质上就是国家意识与全球共同体意识相互衔接与融合的过程。当代中国要引领时代并走向世界,只有心中始终怀有全球理念,才能勇于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重任,才能够树立全球意识的博大胸怀和宽厚包容的心态。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必须着力开展闳放旷达的文明教育,塑造人们的意识变革和精神革新,让每个民众自觉意识到自己既是中国人,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努力提高全民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全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性。〔3〕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之后,得出了“人本共同体”的科学结论。譬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就从不同角度论及到“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等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和使用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从此自由人联合体成为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认为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里面,人们超越了长久以来形成的阶级性烙印,超越了人们所处的阶级和地域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以共同利益为前提的、相互依存的新型社会关系。在人类现存的各种文明之间,需要互相尊重、互学互鉴、兼收并蓄。“国家”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最高层级”的共同体。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视角看,国家并不是共同体发展的顶点,人类应当从更高层次上认识人类共同体问题。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不是要强行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民绑在同一辆战车上,而是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和贫富的差别,每个国家、民族的地位一律平等,全球性的矛盾与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就是要坚持各国之间合作共赢、相互依存、同舟共济,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让各国人民共享世界发展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智慧,是当下解决世界性时代难题的理论法宝,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延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重要的理论成果。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普惠价值、共同价值观,取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一个由“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组成的共同价值观①,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包含着互利共赢的发展观、义利兼顾的利益观、权责共担的治理观和包容互鉴的交往观,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当代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的期盼,突破了具体国家、民族的界限,打通了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之间的隔阂,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提供了方向。然而当下的世界仍然不公正、不太平、不和谐,人类社会所处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性质、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时代”的主旋律,即人类社会首次进入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处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时代,当人们面对具有全球性的灾难抑或艰难险阻时,仅靠某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应对和无能为力的,只有各个国家共同面对人世遭逢的困难和艰难险阻,共同承担历史的责任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助于完善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构建和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助于推动世界政治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自然共同体
  人类只拥有一个共同生产生活的地球,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因而从本质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具有生存依赖性和发展共同性。从人类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命运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类面对大自然如何求得生存、发展的问题。在马克思和早期思想家的论著里,“联合体”通常就是指今天所说的村落、城市等群体组织;“联合体”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通过交往方式组成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基于人类生存需求的自然结盟,从一开始就充满生活和发展需要的社会协作。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现代化方案”,不适当地引发了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南北发展失衡等全球性危机。当下迫切需要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重新审视这种偏离“和平与发展”轨道的“现代化方案”。实际上当人类社会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之后,就意味着整个世界无论国家大小、力量强弱,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闭关自守的状态,整个世界既是“地球村”村民的公共场域,又是“地球村”村民公平公正、平等友好的共同空间,这个时候的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就应当有而且必须有全球意识;就意味着各个国家必须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思维,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在整个“地球村”的村民之间,牢固建立彼此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新型伙伴关系;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必须摒弃狭隘偏私的自我中心主义,各国无论大小、力量无论强弱,在国际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现实世界已经不再是各国相互博弈的角斗场,“要和平、不要战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建设持久和平的重要目标;就意味着影响国际秩序的因素,也不再只是权力的对抗抑或权力制衡,各国之间开始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和规则来协调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参与到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建设中来,“合作共赢”已经抑或正在成为各国认可的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譬如,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由于满足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因而沿线40多个国家抑或国际组织,已先后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100多个国家抑或国际组织,表达了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意愿。各个国家发展能力、综合国力的增强,必须仰赖和依靠本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必须根据自身特点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时代呼唤和世界潮流的新思想,是对世界各国人民推动和平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升华,标志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具有崇高的国际道义优势和道义力量,因而一经提出就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赞成与支持。
   (四)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存在过的一切“联合体”“共同体”当中,无论是自然形成的抑或人们通过有意识组织的,根本动因和本质都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对物质利益追求是人们开展发明创造的最初动力。在这里民族国家意识与全球意识,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区别就在于民族国家意识,强调的是隶属于某个具体民族抑或国家的成员的利益;全球意识强调的是所有社会成员,在世界利益格局中的相互依存性,两者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全球意识的深厚理论底蕴,它既是对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超越,更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与超越,尤其是为已陷入僵局的国际难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当代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只有当它具备了全球意识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意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块坚实的基石。《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地指出,联合国必须以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为宗旨,尊重“大小各国平等权利”,倡导“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4〕要想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就需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譬如,中国政府就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里,突出强调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着力探寻“人类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中国政府历来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准则,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需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必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创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前景。譬如,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从“全球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发,以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为宗旨的。诚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指出,中国政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了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快了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克服了诸多人世遭逢的困难,赢得了世界100多个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众多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有利于有效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5〕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去遵循和实践“中国方案”,与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一道,共同打造牢不可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全球化治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國际关系发展仍然以西方国家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形成了以美国、苏联为中心的两个超级大国,一系列涉及经济、政治、军事诸多方面的国际关系准则,基本上是以美国和苏联的战略需要为基础制定的。“超级大国”思维主导和掌控了国际关系的建构,国际关系的运作几乎完全凭借经济和军事实力说话,国家与国家之间呈现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局面。1991年苏联剧变改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直下,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有竞争实力的超级大国。美国开始把“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搬上国际政治舞台,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到处制造局部战争,毫无顾忌地破坏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譬如,引发了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冲突、海湾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加剧了地区发展的非均衡性和不可持续性,给整个世界带来了诸多的不稳定因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表现为对世界进行疯狂掠夺,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索取廉价资源,另一方面又转手高价推销和出售其工业制成品,达到牟取“双重经济暴利”的目的;在军事上,表现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国防事业,一旦发现这些国家在科学技术上有所突破,预计在未来有可能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时候,就会不择手段地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和军事威胁,绝对不允许发展中国家有军事威胁可能性存在;在文化上,表现为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推行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推崇为全人类共通的价值标准。西方国家宣扬普世价值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强行地推销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种普世价值不具有任何真理性和普遍性,只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干涉他国内政寻找借口的价值话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依赖普世价值话语权,在国际社会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少数胆敢“不听话”的国家扣上“专制”“独裁”的大帽子,采取“颜色革命”抑或寻找借口直接推翻他国政府。〔6〕总之,西方政治文化中“普世价值”和“黑白二分”的思维定式,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一系列矛盾与纷争的思想根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主导的当代国际关系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弱肉强食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行为。尽管联合国为此制定了诸多国际准则和祈求共同遵守的条款,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各种不同的会议上据理抗争,甚至联合起来以整体的力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抗衡,试图推动构建较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但是在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舞台上,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实力对比悬殊,国际关系的发展终究难以改变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局面,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努力成为一种不断追求的愿望而已。    (二)国际政治秩序仍然以西方强权为主宰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大量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迅速地改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国际力量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东升西降”的趋势。国际格局以西方为主导,国际关系理念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西方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不合时代潮流,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以新的、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取而代之。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长达40余年的冷战,给世界带来了惨不忍睹的损害。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还是科技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应有的话语权。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言,既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中国政府欢迎世界各国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中国政府承认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反对国与国之间恃强凌弱、干涉别国内政,历来主张各国的发展道路应当由本国人民自己做出抉择,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既定目标,是中国在国际化发展和全球合作的基本方略,更是中国为促进未来国际社会和平发展做出的重要选择。中国正在致力于构建同周边国家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通过实现与周边国家以及亚洲国家的和平有序发展,构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打造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尽管如此,当下逆全球化思潮在涌动,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格局并没有摆脱以西方强权为主宰的旧套路,世界面临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譬如,一些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和自身价值观念,随意推动国际矛盾升级、破坏国际法治,甚至任性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肆意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外交。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视中国为“眼中钉、肉中刺”,借助能力超强的互联网技术支撑,不断向世界散布“中国傲慢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断然认定中国“强大必霸”;污蔑中国是未来世界的“灾星”、世界不稳定的“祸根”,妄图通过挑拨世界对中国的恐惧心理,达到他们遏制中国快速发展的图谋。
   (三)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自然生态危机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7〕。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皆因为生态遭受致命破坏,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抑或中心转移。在中国昔日的“丝绸之路”上,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楼兰古国”①,早已消失在浩瀚无际的沙漠之中,自然界庄严地警告人类绝不可恣意妄为。人类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类整体以及个体只有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才能使人类各个层面的利益获得基本的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与日俱增,人们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灾难,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国家抑或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事情,已经像瘟疫一样危及整个地球和人类社会。譬如,人们日常议论的大气污染、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破坏和大面积“雾霾”等,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危机问题。安全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利益的核心,而其中的“绿色安全”,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安全场域,是人类向往清洁美丽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状态。世界各国处于一个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之中,人们当下所面对的“危机”,不只是大气污染、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能源争夺战和重大传染性疾病,而且面对毒品犯罪、难民危机、信仰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社会危机。面对这些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危机,如果各国都扯起“保护主义”的旗帜,推行“自我保护”策略,“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就势必导致世界性的危机加深、矛盾积厚,最终危及和破坏世界和平发展的局面。由于西方国家从未放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固有思维,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所谓“美国优先”、美国政府“退群”外交等,其本质从来就不是为了维系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多边贸易自由,而是为了孤注一掷地力保“一超独大”的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不至于滑落,丧尽天良地玩弄国际旧秩序,不惜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牟取本国的发展利益,继续肆无忌惮地压榨和剥削全球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为全球共同发展和人类共享繁荣的“全球治理”理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先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员会。全球治理的内涵是指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达到和解决全球性的环境、生态、人权、移民、走私、毒品、冲突和传染病等人世遭逢的问题,以维护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8〕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力,源自于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意味着旧权力结构和世界旧秩序正在走向衰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新生力量冲破旧传统观念的束缚,要求建立一种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新格局的新平衡。发达国家只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抛弃传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穷兵黩武的霸道做法,适应全球治理法治化的重大转型,与其他国家一道携起手来通力合作,共同应对人世遭逢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把深海、极地、太空和互联网打造成合作共赢的新领域,建设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新格局,才能够把人类社会建设成为开放包容、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新世界。
  三、推进全球化治理的主要举措
   (一)改革聯合国体制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现实基础
   联合国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10月,它以发展人类公共利益为宗旨,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覆盖全球的国际性组织,构建了一个由联合国调节的国际新秩序。《联合国宪章》已成为对全球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公约,联合国组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在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联合国宪章》的普遍法律效力,集中体现为凡与宪章的规定相抵触的法律规定,均属无效法律规定。然而自20世纪末以来,联合国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单边主义政策”等,表现出束手无策、缺乏基本的制衡能力,致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小国家感到非常失望,以至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体制的有效性产生质疑。针对联合国有被“彻底边缘化”的危险,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建议尽快改革联合国体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体系”。联合国体制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缔造一个能够实现联合国体制与时俱进、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国际组织,即改建成为一个融“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为一体的、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国际共同体。〔9〕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下的联合国体制改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两者在“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上,同样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里所论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全球发展的共同体,又是一个全球安全的共同体,联合国体制改革恰好是围绕这两个共同体展开的。所以,改革联合国体制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现实基础。2015年联合国发展高峰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要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资源、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消灭贫困、控制跨国疾病传播和促进全球经济合作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因而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的体制机制改革目标,必须与时俱进地覆盖全球化进程,推动世界朝着“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方向发展。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载入了“在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问题”决议和“粮食权”决议,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由中国政府提出的理念,被联合国正式接纳为全球经济社会治理总的指导思想。联合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接受,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政府对包括“全球化治理”在内的相关倡议的正确性和生命力,为联合国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共同体的最高层次,可以说通过联合国体制改革打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有机结合和质的升华。“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旦建立起来,联合国就能够实现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法律效力的全面升级。    (二)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关键措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组织,以《联合国宪章》为标志的國际规则,成为20世纪国际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以“联合国”为主体的治理框架,涵盖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组织机构。尽管这个框架结构并不完善也不完美,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不断地发生“热战”“冷战”和“贸易战”。但是它却为原本就不太平的世界,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与发展”时期。学术理论界通常论及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指通过规则、制度和程序的运行机制,确立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国际政策和国际事务方面的发言资格与权力。制度性话语权一旦形成,便具有持续的效力,标志着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力和领导力。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科技优势,垄断和掌控了国际规则和国际政策的制定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缺乏基本的政治话语权,始终游离在制定国际规则的边缘地带。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从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出发,对国际规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动辄以本国利益受损为借口,在国际社会肆意推行“单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频频向广大不发达国家转移国内尖锐矛盾。全球化治理的法治背景是《发展权利宣言》。《发展权利宣言》规定发展权利是公民的一项神圣的、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所有国家公民的一项特有权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法治精髓是完全一致的。譬如,《论语》所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警句,早在18世纪末就被载入法国《人权宣言》;联合国将其作为官员们的“座右铭”,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的墙壁上。〔10〕当然当下的国际社会和国际规则,也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再譬如,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美国,就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要求退出联合国有关组织和对自身不利的国际规则,试图另搞一套限制他国发展的“游戏规则”。多数发展中国家不畏美国强权政治的胁迫和威胁,挺身而出要求维护来之不易的国际新秩序。一系列新的全球治理机制、治理规则的建立,为发展中国家实现与发达国家对话,共同推进全球化治理构筑了沟通的平台,提供了全球化治理的新模式。诚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指出,国际规则不应当谁的胳膊粗、谁的力气大,就由谁说了算。〔11〕更不能把国际规则视为儿戏,“合则用、不合则弃”,在全球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无论哪个国家随意抛弃国际规则,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都是不得人心的,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损人害己。尽管现行国际规则体系有诸多不完善、不尽人意的地方,确实需要各国抛弃前嫌共同商量改进,但是绝对不能够粗暴地、简单地一弃了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大家和舟共济共同制定国际规则,是当下推进全球化治理的根本举措。国际规则只有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才能够实现“国际规则”大家共同维护、共同遵守的夙愿。国际法是世界各国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的法律依据,在国际人权责任和国际事务的全球治理过程中,各个国家都担负着国际法规定的、国际行为主体所应担当的法定责任。〔12〕
   (三)生态法治建设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重要抓手
  人们对健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渴望愈来愈强烈,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全球“绿色发展”①意识的觉醒,生态法治建设理应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当下多数国家政府提倡的“协同治理”理念,是建立国际新格局、实现全球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对世界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应当逃避绿色发展的国际责任,理应为世界性的生态环境治理付出相应的代价,支持和鼓励发展中国家广泛平等地参与全球生态环境建设。凡属涉及到诸如生态坏境污染治理的共同问题,必须由各国共同商量、共同掌握、共同整治,建立双向的、联动的治理机制。人们已经意识到在最有可能消灭人类自身的诸多因素中,也许不再只是国家、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战争,而且包括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的绿色安全问题。全球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目标,并不像西方国家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只是为了实现某一个国家抑或区域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须为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合作共赢。必须树立各国共同应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全球安全观意识,只有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才能够为各国人民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任何国家如果仅从本国利益的狭隘视角看问题,对全球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进行功利性选择,抑或只讲利益、不讲付出,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全球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初衷。譬如,面对世界性恶劣气候变化和全球性环境污染,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出发,总统布什在18年前的2001年,对《京都议定书》选择了“退出”的态度。当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如出一辙,抨击治理恶劣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指责《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之前,每年筹资1000亿美元支援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治理是一种“讹诈”,在本质上就是“通过绿色气候基金将财富转移到了其他国家”〔13〕。因而2017年6月他在白宫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并且终止《巴黎协定》的所有条款。与美国政府的态度正好相反,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而没有被《京都议定书》规定应当承担污染物的减排义务。但是中国政府制定并宣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未来5年内实现节能20%”的目标。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不但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生态环境法治化问题,推动达成有力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全面阐释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致力于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负责任大国的勇气和决心。又譬如,习近平在2015年11月30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促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到2030年的时候,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2005年下降60%-65%〔14〕。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又进一步阐明中国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走的是一条“尊尚自然、绿色发展”〔15〕的必由之路。中国政府为改善全球恶劣的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污染,坚持走“绿色低碳、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以生态法治建设作为推进全球化治理的重要抓手,率先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通过修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途径和方式,有意识、有计划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和执法实践,明确规定生态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四)“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具体路径
   “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本意是借用历史符号来推进当代的全球化治理。“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沿线的65个国家。目前中国政府已经与69个国家抑或国际组织,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开发和共同建设协议;同沿线国家签署了68项司法协助、引渡条约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条约;同沿线国家签署了56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52项避免双重征税协定、60项双边航空协定和28项双边银行监管谅解备忘录等。〔16〕“一带一路”倡议是践行全球绿色发展观、推行全球绿色治理的典范,展现了中国携手世界各国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境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折射出对人类命运的美好期盼,“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思想观念的延伸,作为推进全球化治理的一种具体路径,它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亲诚惠容来夯实国际关系基础,以结伴不结盟留足国际关系空间,以平等相待来增进彼此理解,以共商共建共享来实现共赢发展的目的。 这里的共商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共建体现了参与和责任担当,共享则可以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韧性。“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且强调把中国的发展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各国之间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推动和引领沿线国家不断朝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无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果,抑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成果,都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化治理的基础性条件。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在于注重“共同开发”“合作共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共同发展”。中国正在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为破解“全球贫困”“发展失衡”提供良方。为此,各国政府在政治上要抛弃“对抗逻辑”“冷战思维”,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秉持彼此相互平等、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原则,注重全球化治理的整体性,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和途径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树立宽松包容、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理念,塑造一个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共同繁荣的国际氛围,共同解决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性,从双边、局部、区域治理走向建立健全全球治理机制;在生态上要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应对恶劣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自觉走绿色低碳、环境友好型发展之路,为建设清洁美丽的大千世界共同努力。实事求是地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的“大合唱”,而不是中国的“独奏曲”,它把沿线国家和地区连为一体,为沿线国家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当下全球治理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国家,应当充分发挥公民个人、企业社团乃至国际组织对参与主体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平等协商的对话机制,把各个方面的力量统筹起来,在全球治理议题覆盖全球的同时实现共同治理。由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既表明中国始终坚持“结伴而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也表明中国今后即使强大起来了,也不会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将致力于打造长期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新格局。因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特征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联合国认定为中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标志性实践,是中国向联合国和沿线国家推出的一个响亮的“世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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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16〕龚柏华.“三共”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基石〔J〕.东方法学,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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