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语言规划的演变历程

作者:未知

  摘要:台湾的语言规划经历了放任化阶段、殖民主义阶段、国语同化阶段和多元化阶段这四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时期语言规划的变化,折射出台湾历任当权者对其诸多语言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取向。而新时期台湾所实行的多元化语言规划,正是基于语言平等和语言是一种有用资源的观念下形成的,其目的是为了让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具有和国语平等的地位。
  关键词:台湾;语言规划;历史演变
  台湾是一个饱受殖民侵略的地区,历史上台湾先后经历了荷兰、西班牙和日本的殖民统治。因此,像其他有被殖民经历的地区一样,台湾的语言规划[1]经历了从原始的语言规划(即放任化的语言规划)到殖民语言规划,再到民族语言规划及多元化语言规划的发展历程。研究台湾语言规划的发展历史,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台湾当前的语言规划——既有语言规划自身的科学性,也有明显被政治操弄的因素存在。前者如黄宣范(1993)就已提出了诸多与语言规划有关的议题[2],并从科学性的角度反思了台湾语言规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黄嘉政(2002)则系统探讨了二战以来台湾闽南语教育的发展成因与历史背景[3]。后者如金美(2003)曾指出,台湾废止《国语推行办法》和为语言立法的做法“既违反客观的社会历史發展规律,又不符合台湾同胞的需要”[4];赵会可、李永贤(2005)也指出陈水扁政府所采取的语言文字规划,“不仅违背了语言文字进化的历史规律,而且会引起认同错乱,使其塑造‘台湾认同’的目的落空”[5]。有感于此,本文对台湾语言规划的历史演变情况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同时运用语言规划学的相关理论对其展开分析,力图客观展示台湾语言规划发展的真实面貌。
  一、放任化阶段(荷据时期-1895年)
  在荷兰人侵占初期,当时治理台湾的行政机构——东印度公司并没有把语言规划作为单独的施政项目,而只是作为教会传教和学校教育的辅助手段,比如选择语言、创制文字。据有关资料显示,荷据时期的传教士“至少将5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文字化了。[6]”随着1662年郑成功驱除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这些本就影响有限的语言规划也渐渐烟消云散了。
  清朝统一台湾后,台湾实施的语言规划——无论是语言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还是语言教学内容,都延续了明郑时期的做法。尽管据资料记载,1729年台湾、凤山、诸罗和彰化等县均建有正音书院[7],从中可见台湾府[8]曾对汉语进行过地位规划。
  总之,这一时期,台湾要么没有明确的语言规划,要么政府对语言基本上采取了放任化政策,没有多加干涉。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放任化阶段。
  二、殖民主义阶段(1895-1945年)
  在日本统治初期,由于台湾人民进行了不屈的抗日斗争,严重威胁着日本的殖民统治。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安抚政策。其语言规划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语言地位规划上,日本殖民者确定了日语的共同语地位,为日后实行日语同化政策做了较充足的准备。为了提高日语的地位,1896年学务部将日语正式改称“国语”,并强化其神圣性。从此,“国语(日语)”一词便堂而皇之地与台湾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并在台湾社会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
  另一方面,在语言本体规划方面,日本人迫于岛内的抗日斗争形势,对台湾人民学习汉语和台湾话采取的是放任政策。但是,日本人同时也采取了很多诱惑和限制的措施来鼓励台湾人学习日语和限制他们学习汉语和台湾话。比如对加授日语的书房予以补助金;禁止采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印发与日本相关内容的汉译本教材,等等。
  日本侵占台湾之后,总督府就确立了以日语教育为核心的语言规划,其目的就是要把台湾建设成日本的一部分,并把台湾人民教化成效忠日本天皇的“良民”。因此,在经过20多年的殖民统治后,总督府根据形势的发展,开始加紧实施语言同化政策。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就是1919年总督府发布了“台湾教育令”,强行推广日语。随后,日本殖民者不仅逐步废止了供台湾人学习汉语的“书房”,而且还大幅度压缩学校里汉文课的课时,并废除了报纸中的汉文栏,严禁一切汉语出版物。1937年,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台湾总督府加快了“皇民化”的进程,开始全面取消汉语,并禁止说台湾话。
  通过这些殖民化的语言规划,日本殖民者逐步限制和禁止了汉语和台湾话,同时不断推广和普及了日语在台湾社会的使用。到了日据末期,日语不但成为台湾社会的通用语,而且还扩散到其他公共的、正式的场合——即社会语言学所指的高阶场合;而台湾话则节节败退,最后退守到家庭领域,沦为了低阶场所的使用语言。
  三、国语同化阶段(1945-1987年)
  台湾光复后,面对台湾同胞的群情激昂、迫切要求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热潮,国民党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一场正本清源的语言规划运动。其中,语言地位规划便是推行国语,并清除日语影响。为了更好地普及国语,1946年4月2日,台湾长官公署成立了专门的推行机构——“省国语会”——来负责对国语的规划。后来还成立了各县市国语推行所,负责当地具体的国语规划工作。
  在确立国语作为共同语的地位方面,主要是通过语言地位规划实现的。光复伊始,台湾就确立了国语作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国语不仅是当时学校唯一的语言教学科目,而且其他科目的教材也必须要用国文来编写。这样一来,就确立了国语的绝对地位。
  省国语会和各县市国语推行所根据当时台湾的实际情况,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保障国语的顺利推行。比如制定“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和“台湾省各县市推行国语实施办法”,并组织编订加注汉语拼音的国语教材、创办《国语日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国语运动进行理论指导、编印《国音标准汇编》等。此外,还在台湾大学创办“国语专修科”,并举办了国语讲习班、设立了语文补习学校、成立了国语实验小学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推行国语的方法接手段,相当程度地完成了台湾的国语本体规划。   此外,为了让台湾的闽南人更好地从地方音学习国语,省国语会还专门为闽南语设计了一套标音符号。对于其它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政府主要采取的也是尊重和不禁止的态度和策略。
  总而言之,这个时期台湾的语言地位规划就是:确保国语的绝对优势地位,降低台湾话、日语的社會地位。在语言本体规划方面则主要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广国语,而这些行为都有形无形地抬高了国语的地位。
  四、多元化阶段(1987-)
  1987年,台湾社会形势发生巨变,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台湾的党禁、报禁废止,整个社会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开始逐步高涨。在新的形势下,原来的一些不合理的语言规划也开始遭到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戒严时期推行的“独尊国语、打压乡土语言”政策,而新的语言规划——推行乡土语言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这一时期台湾主要的语言地位规划是处理国语和台湾乡土语言的关系,语言本体规划则是放开了对本土语言的使用限制。台湾当局在推行国语的前提下,先后采取了一些提升乡土语言地位的措施,尤其是1993 年台湾当局删除了广电法中对方言限制的相关条款,并且台“教育部”还把乡土语言纳入乡土教学活动当中,规定乡土教学活动可以用方言教学。“语言当作教学科目是语言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9]。是台湾语言规划的重要转折点,对后来的语言规划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台湾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获得承认,台湾国语的地位得到确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权利受到尊重。
  2008年5月,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一方面对民进党时期有意弱化国语的相关语言规划进行了“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则“萧规曹随”地“继承”了民进党时期的乡土语言规划。前者如摒弃民进党时期“教科书不当用词检核”报告,恢复了其中绝大部分词语;将《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改回为必修课,等等。后者比如继续将乡土语言纳入学校课程;推广乡土语言考试认证;举办全台语文竞赛等活动,扶持乡土语言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外语规划和新住民的语言规划方面,在确立了英语作为台湾的第一外语之后,马英九当局极力倡导增加开设“第二外语”,积极推动外语服务。如2010年启动了第三个“第二外语”的五年计划,目前台湾的“第二外语”主要有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拉丁语、俄语等。我们认为,“第二外语”的推行,不仅提高了外语在台湾的地位,而且还增强了台湾人的语言多元化意识。
  总之,这一时期的语言地位规划是协调国语与本土语言的关系,语言本体规划也由前一阶段的单一推广国语转变为放开对本土语言的使用限制,再加上马英九当局积极推动“第二外语”,因此这一时期的语言规划可以看成是“多元化”的语言规划。
  五、结论
  从以上四个语言规划发展的阶段来看,在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为解决语言交流问题而实施的推行国语运动与保护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之间产生了矛盾。从深层次来说,这种矛盾是因语言问题意识和语言权利、语言资源意识都很强烈而产生的。由于台湾推广国语和保护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因此目前台湾采取发展“第二外语”和扶持乡土语言的语言规划,其实正是对这三种观念的调和之策。
  根据苏新春(2015)的研究,“当今的台湾,跨地域跨族群使用的国语已高度普及,语言统一的力量表现得格外突出,而语言政策却在刻意冲淡主流语言的影响和地位,混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作用,力图消弭国语的一统之势,自毁语言统一这一至大的社会财富。”[10]面对这种结局,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要更加重视国语“同化”时期的稳固成果。因为,只有夯实语言“同化”,才能更好地进行语言“多元化”的规划;另一方面我们要警惕台湾的语言规划与“语言台独”联系起来。避免其在“在地化”和“多样化”等伪装下进行政治操弄,不仅违反语言规划发展的科学规律,而且很有可能重蹈日据时期国语几近被灭绝的覆辙。
  参考文献:
  [1]对于这个名称,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目前尚未统一,除“语言规划”外还有比如“语言政策”、“语文规划”、“语文计划”、“语言策划”、“语言管理”等不同的叫法,其中争议最大的是“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区别。笔者为了使本文研究对象更加聚焦,把“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视为同义词,都是指“政府或其他机构对语言(文字)而进行的各种管理行为,及其制定的相关法律、规范、规定等”,而不再深究其细微差异。
  [2]这些议题包括:台湾的语言冲突、国语运动与日语运动的比较研究、方言与国语的生态关系、语言与族群意识、台湾各种双语家庭、语言转移语言选择和语言死亡、中部客家方言岛的消失、多语现象与双语教育、广电法与影视中的语言问题、台语文字化,等等。黄宣范.语言、社会与族群意识:台湾语言社会学的研究[M].台北:文鹤出版公司,1993年。
  [3]黄嘉政.战后以来台湾台语教育发展之研究(1945一2002)[D].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4]金美.论台湾新拟“国家语言”的语言身份和地位[J].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 6期。
  [5]赵会可,李永贤.台湾语言文字规划的社会语言学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 6期。
  [6]甘为霖英译,李雄挥中译.荷据下的福尔摩落[M].台北:前卫出版社,2003年,第231页。(转引自黄秀仁《荷据时代台湾原住民语言政策及教育》。)
  [7]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74种[M].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转引自汪毅夫.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J].东南学术,2002年第6期。)
  [8]笔者按,当时台湾是福建的一个府,所以“台湾府”实际上就是当时清朝治理台湾的主要行政机构。
  [9]熊南京.二战后台湾语言政策研究(1945-2006)[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页。
  [10]苏新春,方慧,张期达.台湾大学生语言生活中三大反差现象的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5年第4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政党轮替视角下的台湾语言规划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两岸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对比研究之颁布执行对比子课题(ZDI135-14-5)的资助,在此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
  郭光明(1987—)男,汉族,湖北黄石人,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词汇学、应用语言学、台湾语言问题研究等;
  孟晓(1987—)女,汉族,贵州遵义人,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高校通识教育研究等。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1/view-14821544.htm

服务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