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普通国家”观念形成的战略文化分析

作者:未知

  摘要: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普通国家”,但事实上,战后的日本通过一系列对“自主权”的争取,已经拥有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该享有的对国内事务的最高政治统治权以及对外国际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和平宪法”第九条也在宪法之下各项解释法的出台而变得名存实亡。即使这样,日本追求“普通国家化”战略的脚步仍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眼中的“普通国家”标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眼中的“普通国家”标准,日本的“普通国家”观念深深地刻着日本传统文化性格的印记,处处体现着日本思维方式。
  关键词:日本;“普通国家”战略文化;危机意识;等级观念;珍惜名誉
  “普通国家”一词虽然是1993年小泽一郎提出来的,但是这种概念却在战后一直存在于日本政治家的脑中。与“普通国家”相对应的是非“普通国家”,随着占领状态的结束,联合国会员国身份的恢复,冲绳、小笠原群岛行政权的收回,日本实际上已经拥有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该享有的对国内事务的最高政治统治权以及对外国际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唯一限定日本军事力量发展和运用的《和平宪法》第九条,也经过“芦田修正”和各项解释法的出台,变得名存实亡。在此情况下,日本主流意识仍然认为自己是非“普通国家”,其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日本人意识中的“普通国家”,是以日本人为标准的“普通国家”,其实质,是追求国内决策尤其是军事力量使用上不受制约的“自主性”,与世界强国关系之间的“平等性”,以及拥有地区和国际规则秩序主导权的“大国化”。这种“普通国家”意识不满足于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国家”,它是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属于特定的日本性格的
  “普通国家”。
  一、过度的危机意识——不安心理是“普通国家”观形成的根源
  国土狭小,资源严重匮乏,自然灾害不断袭扰,夹杂在大国之间的地缘现实,数千年以来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日本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脆弱的民族性格。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是,日本存在的是一种过度的危机意识,而这种过度的危机意识又容易转化为受害心理。在受害意识的影响下,容易产生两种状态:积极方面,产生赶超先进的革新精神,消极方面,产生主动的进攻意识,也就是侵略意识,以求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日本两次在国势衰微的情况下,经过很短的时间便崛起为世界强国,便是不安心理积极方面作用的结果。同时,日本在1868-1945年间疯狂扩张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种虚构的不安心理所致,正如日本学者中村粲所说
  “为了确保国家民族安全而‘进出’他国,为了生存或自存的目的而向他国要求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古到今,日本人的一切对内、对外自强、扩张的行为,都源自于这种过度的危机意识,追求“绝对安全”是日本永恒不变的主旨。正如小岛明在《日本的选择》中所阐述的“危机意识是采取行动的原动力”。
  追求“绝对安全”是“普通国家”意识形成的根源。中曾根在谈论21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时就指出,在思考日本的国家前景和基本路线时,国家安全是首要问题。这说明,日本在进行本国战略设计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消除这种不安全感,其途径便是军事力量建设和使用上的“绝对自主”、实现身份地位之间的“平等化”及拥有国际规则主导权的“大国化”。20世界70年代,日本人发现,成为经济强国并没有带给他们所渴望的安全感,日本便将保障安全的手段转向军事领域,因为军事力量是世界丛林中最重要的权力资源。而受和平宪法和“敌国身份”标签的限制,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展自身军力是制约且敏感的,这样,寻求绝对安全与战后体制的制约之间的矛盾,变成了日本契待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只有制定出一套基于日本人“绝对自主”规范的体系,自由地运用各种力量,只有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拥有更多的主导权和决策权,才能制人而不制于人,达到主动的、绝对的安全的目的。
  二、等级观念——追求绝对权力是“普通国家”论的根本目的
  日本人对等级制度是迷恋的。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其称为“各就其位”,并指出,“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在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中,森密的等级就是“一副精密的地图”,遵照地图,各安其位,他们就能够到达想要去的地方。纵式等级制度必然产生位置意识,位置意识派生出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对内,这种位置意识构成了日本森严的社会关系,长辈与晚辈之间,前辈和后辈之间,层次分明,不可逾越。对外,这种位置意识直接影响着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相处模式。纵观日本的发展史,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日本从没有对等交往过,现在也没有。日本人眼中的世界,不是支配,就是被支配,如果地位相当,那就凭实力确定上下位。
  对上位的迷恋,直接影响了日本寻求“大国化”地位的战略指向。一方面,位置意识派生了“崇尚实力”的理念,“绝对实力”是实现“上位”的途径,也是居于“上位”的基础,为全方位扩充实力,必须要将日本“松绑”,将限制因素逐一消除。1978年,大平正芳内阁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1983年,中曾根又进一步提出,“为了做出与我国国力、国情相适应的贡献,必须进一步加强以防卫为首,包括经济、外交等广泛内容的综合安全保障”,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开始通过调整国家战略来调整国家实力构造,以谋求大国地位。当代,日本的海军舰艇作战能力、高科技常规武器配备都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强国。“崇尚实力”的理念使战后限制日本实力发展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体系走向崩溃,而经济、技术实力、军事潜力的领先,又进一步奠定了走向“普通国家”的基础,正如吉田茂告诫的那样“这种情况(追随美国)会变的,前提是日本的经济和实力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扩充”,“崇尚实力”与“普通国家”观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导致“普通国家”意识越来越牢固。
  另一方面,居于“上位”的根本目的是追求绝对权力,在日本人的眼中,“绝对权力”能够带来“绝对安全”。在国际社会来说,就是拥有全球领导地位。19世纪40年代,妄图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苏联刚刚解体,便迫不及地提出“以日、美、欧三级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以及“以日美欧为主体,以日美为主导”的构想,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思想。对此,2013年安倍在《日本回来了》的讲话中强调,“日本现在不是一个二流国家,永远也不会是一个二流国家”“我要说,我回来了,日本也回来了”,政权的基本方向是“建立能够被世界信赖和尊敬的、受到世界爱戴的、具有领导能力的、开放的国家”,“作为优秀种族命运”的思想传统一直努力推动着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日本的“回归”。不可忽视的是,在“普通国家”论中本身就蕴藏着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不遗余力地多次争取“入常”而未果,在“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展开大国博弈,不断争夺地区秩序的主导权,就说明了日本是不太容易能接受居于“下位”的国家状态的。   三、武士荣光——对名誉的珍惜是“普通国家”观形成的精神支撑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清除自己名誉上的污点是一种美德,其核心含义总是:超越任何物质意义上的利益。为了‘荣誉’,一个人会献出财产、家庭和生命,献出多少,他的美德就有多高。”这段话深刻阐述了在日本传统观念中“名誉”与“美德”及“生死”的关系。“重名轻死”的传统来源于武士道精神。对一名武士来说,维护名誉就是“善”,受到玷污就是“恶”,为了维护名誉,“会极其平静而迅速地舍弃生命”,切腹自尽便是为了维护名誉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方式。由于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享有崇高的威望,珍惜名誉这一武士传统又扩展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
  对名誉的格外珍惜,直接影响了日本人如何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强调,“不能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这种名誉感—这就是最强大的动机。”“清除名誉上的污点”同时也成了追求“普通国家化”的精神支撑。中曾根强调,“日本外交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越来越软弱,形成了‘没有脸面的外交’”,日本“自主防卫内容很薄弱,一点不像一个主权国家的防卫方针,是一个让人感到耻辱的方针”。为此,日本必须培养“武士新党”和“武士政治家”,由他们确定国家发展前景。然而一个国家名誉是否崇高,来源于国际社会的评定,它是力量与地位的统一,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客观上,“经济大国”与“军事大国”相结合,才更有力量。中古元特别注意到军事力量运用对形成威望的重大作用,他提出,為“建设一个受到世界尊敬的国家”,日本“应该以解决自卫队的派遣问题为突破口”,让世界真心觉得“日本有了不起的人民,日本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主观上,日本热衷于删除“敌国条款”,就是为了抹除不光彩的名声,“删除这一条款意味着日本历史上的侵略行为得到宽恕,日本才能最终恢复名誉。”也许,在“武士政治家”的眼中,清除日本曾经的“污点”,使日本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普通国家”,正是他们精神信仰中的“最高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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