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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中共“三大”代表身份的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瞿秋白能成为中共“三大”正式代表的原因:一是凭其自身过硬的素质,即精通俄语,又有着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二是其才能得到当时中共负责人陈独秀的赏识,被陈独秀邀请回国工作,并被陈独秀指定为“三大”代表;三是瞿秋白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推行“党内合作”政策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最得力的帮手,而且中共“三大”又是在马林提议下召开的。结合三份相关的重要史料,及中共“三大”亲历者的回忆,确认瞿秋白应该是以苏联回国代表的身份,也就是“旅莫”代表的身份出席“三大”的,是中共“三大”的主角之一,并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瞿秋白;中共“三大”;马林;陈独秀;国共合作
  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1-0013-06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召开,24岁的瞿秋白出席了会议。党龄仅有2年的瞿秋白,为何能成为中共“三大”的正式代表?他是哪个地区推荐的会议代表?在中共“三大”上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2019年1月29日,是瞿秋白120周年诞辰,弄清楚其中的是非曲直,其意义十分重大。
  一、瞿秋白为何能成为“三大”代表
  (一)瞿秋白自身有着过硬的素质:一是精通俄语;二是有着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常州府治所在地武进县城内,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常州市。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开常州赴武汉,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英语,但因“该校当初设备和教学条件较差,学费比较贵,瞿秋白不想续读。”[1]381917年春,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参加文官考试,但没有考取,随后,在北京大学旁聽,“听过陈独秀、胡适等人讲课,接受新思想的影响。”[1]42同年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
  “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积极参加学生的反帝爱国活动,曾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时,因极度劳累,加上监狱环境恶劣,被放出时,他就病倒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就此,瞿秋白给他的表姐夫秦耐铭回信时写道:“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2]郑振铎是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的同学,郑振铎回忆“五四”运动时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3]108对瞿秋白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办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瞿秋白加入了该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1920年秋,为了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的大事,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决定招聘一批驻外记者,派往英、美、俄诸国。因为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成为国人关心的一个热点,所以以俄国特派员最多,有3人。正是因为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学习过,精通俄文,还翻译过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北京晨报社要派三位记者到苏联去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就选上了秋白同志。”[3]112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抵达莫斯科,随后便参加了一些重大的活动。
  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分别就政治、民族、外交、第三国际等问题作了报告。根据会议文件及会议的其他材料,瞿秋白对这次大会作了报道,写了长达3万字的系列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并在《晨报》上连载。通讯的结尾,瞿秋白呼吁:“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4]125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以中国新闻记者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他听了列宁的演说,也是“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描绘列宁的形象”[4]135的人。休会期间,在走廊上还与列宁相遇,只是列宁实在是太忙了,他与列宁只简短地说了几句话。瞿秋白也“是中国记者中唯一和列宁交谈过的人”。[5]12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参加俄共,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俄共正式党员。1922年春,瞿秋白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
  可以说,借赴采访的机会,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进行实地考察,他在研究俄共,研究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开始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在苏俄的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写下了4本书,50多篇通讯文章,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再加上他精通俄语,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铸造了瞿秋白过硬的革命素质。
  (二)陈独秀恳请瞿秋白回国工作,并成为“三大”代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为了加强中共与共产国际间的联系,1922年11月,陈独秀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也是中共第一次正式派遣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从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先在彼得堡举行开幕式,后移至莫斯科继续开会,中国代表团由陈独秀(代表党组织)、刘仁静(代表团组织)、王俊(代表工人组织)组成,因为瞿秋白精通俄语,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担任中共代表团的俄文翻译。“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与陈独秀第一次相识,并为陈独秀等人翻译会议讲话、文件、简报等,与大家朝夕相处,互相配合,让陈独秀感到很满意。”[1]107会议结束后,鉴于国内革命斗争的急需,陈独秀就恳请瞿秋白回到国内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在瞿秋白看来,在苏俄“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6]203对此,瞿秋白在其《多余的话》中记载道:“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来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1]108   瞿秋白“三大”代表的身份与陈独秀的关系密不可分,让我们从“三大”亲历者的回忆,看看“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三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在全国下设四个区委员会:北方区、江浙区外、两湖区和广东区。据当时的江浙区委书记徐梅坤回忆,“大约在‘三大’前半个月左右,中央有人口头通知我去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因为我是区委书记,所以被指定为当然代表。”[7]153-154徐梅坤的意思是中央指定各个区的负责人为出席“三大”的代表。于树徳也是“三大”代表,据于树徳回忆他成为“三大”代表的经过是:“一九二三年六月,李大钊在北京写信通知我去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7]210由此可见,“三大”代表有些是中共主要领导人定的,是通过写信的形式,通知参加会议的。再让我们看看与陈独秀一起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刘仁静,是如何被确定为“三大”列席代表的?据刘仁静回忆,“我是‘三大’的列席代表,因为我参加了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四大’,所以陈独秀要我参加中共‘三大’,报告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7]208由此可以推断出,瞿秋白成为“三大”代表也应该是陈独秀确定的,毕竟瞿秋白精通俄语,在苏联呆过两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又是中共党员,所以陈独秀邀请他回国工作,并成为“三大”代表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三)在“三大”上,瞿秋白是马林实施“党内合作”政策最重要、最得力的帮手
  1922年7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员必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利用它的松懈组织形式从里面去控制它。”[8]41-42这就是所谓的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政策。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采纳了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马林来到中国,开始推行其“党内合作”政策,同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在马林的要求下,在杭州的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专门讨论马林的“党内合作”政策。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五位中央委员,张太雷担任马林的英文翻译。马林的“党内合作”提出后,立即遭到参会代表的强烈反对,据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一文中回忆说:“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9]415会议争论了两天后,“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9]415但这仅仅只是让几个中共高层领导人认可了“党内合作”政策。
  1923年1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建立远东局,由片山潜、马林、维经斯基三人组成。同年3月9日,维经斯基给马林写信说:“绝对需要一个同志(瞿秋白)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华工中为中国东北工作。”[1]115并由此产生了维经斯基与马林间“争夺”瞿秋白。同年3月27日,为“争夺”瞿秋白,维经斯基再次给马林写信:“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会得出我想从海参崴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的结论,你的结论依据的理由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我确实在给斯列帕克(引者注:俄华通讯社记者、北京分社社长,曾任维经斯基的助手)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提到,在莫斯科时瞿秋白同志曾同意和我一起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陈独秀同志在莫斯科时也曾同意瞿可以去该市。我在给斯列帕克信中提到这件事时,本意是让瞿秋白在党内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当然要听从党的决定。这只是问题的形式部分。从本质上说,因为瞿秋白精通俄语,当然希望他能同远东局一起为中国东北和(苏联)沿海省份工作,……我现在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只要党认为有可能,就应立即派瞿秋白到这里来。”[1]115-116当时的马林正忙于国共合作事务,他需要让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他的“党内合作”政策,而当时能理解他,帮助他的只有张太雷一个人,马林需要有更多的人帮助他实现他提出的“国共合作”政策,所以对瞿秋白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马林是根本不可能放弃。
  为了让中国共产党全体接受国共合作的建议,1923年5月,马林从莫斯科带来了共產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要求中共立即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中共“三大”,马林还提议会议要在广州召开。“三大”上,瞿秋白与张太雷、马林一块,在国共“党内合作”问题上与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可以说“在这次争论之中,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个是支持马林的。他们在代表中展开活动,宣传马林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宜违抗这训令”。[7]53并最终使国共联合战线得以确立。所以1923年6月20日,也就是“三大”闭幕的当日,马林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盛赞瞿秋白“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10]480同一日,马林还给在广州越飞写信说:“感谢上帝,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的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
  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
  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10]419通过马林对瞿秋白的赞美,可以看出瞿秋白的确是马林在“三大”上,实现国共“党内合作”最为重要的帮手。
  二、瞿秋白是哪个地区推荐的会议代表
  参加“三大”的40位代表,都来自于哪些地区?关于这个问题,共有3份史料可供参考。
  第一,1923年6月25日,也就是“三大”结束后的第5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就是汇报“三大”召开的情况,关于会议代表分布情况,马林说,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莫学生支部)。”[11]264在这段史料中,马林明确了“三大”代表来自于13个地区。   第二,1930年2月28日,瞿秋白在其《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第五讲《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记述了“三大”代表的地域来源分布情况,“地域:广东、上海、北京、长沙、安源、长辛店、唐山、济南、浦口、杭州、汉口、莫斯科——代表。”[7]128在这段史料中,瞿秋白明确了“三大”代表来自于12个地区,比马林的13个地区少了一个哈尔滨,还有一个地区马林说是平江(湖南),而瞿秋白说是安源。
  第三,中央档案馆里保存有一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俄文资料,没有署名作者。该资料记载,参加“三大”的代表来自于“除了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和广州各地的代表以外,还有浙江、山东、满洲和莫斯科的代表”。[7]96这里提到了9个地区,与上面两份史料比较少了汉口、平江、安源、长辛店、唐山、浦口几个小地方。
  接下来,让我们依据亲历者的回忆,看看瞿秋白来自哪个地区?代表哪个地区参会的?徐梅坤是“三大”代表,1972年10月22日,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会址及大会经过》时说:“瞿秋白是从苏联回来的。”[7]166也就是马林所说的莫斯科(旅莫学生支部)的代表。1982年徐梅坤再次回忆其参加“三大”时,谈到“三大”参会代表时说:“苏联回国的:瞿秋白”[7]155徐梅坤讲得很清楚,瞿秋白是以苏联回国人员代表的身份出席“三大”的。瞿秋白到底是马林所说的“莫斯科(旅莫学生支部)”[11]264的代表?还是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所说的“莫斯科——代表”[7]128?还是中央档案馆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俄文资料所说的“莫斯科的代表”[7]96?其实三种表述方式,虽然在文字上存在一些差异,其意思是一样的,就是“瞿秋白(旅莫)”[12]79代表身份参会的。
  三、瞿秋白在中共“三大”上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在已确认的39位“三大”代表里面,回忆该问题的有5人,还有1位早期中共党员,既不是会议代表,也不是列席代表,同样也回忆了该问题。
  1927年2月,瞿秋白在其《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回忆其参加“三大”时写道:“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13]5041929年,瞿秋白又在其《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对“三大”的“党务状况”“选举”[13]516-520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三大”代表徐梅坤也回忆说:“‘三大’前夕,党中央机关已由上海迁到广州。为了召开‘三大’,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张太雷以及马林等提前来广州进行筹备工作。”[7]155-156 “会议期间,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
  园’”[7]155,而“春园”正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租住的地方,可见,瞿秋白是与马林住在一起的。而且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是通过各项决议案、党章和宣言。制定党纲、党章是‘三大’的另一项重要议题。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陈独秀、瞿秋白以及马林参加了党章起草工作,是开会前写好的。”[7] 157这些信息都在说明一个问题,瞿秋白参加了“三大”,会前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而且会议召开期间,与马林住在一块,既是马林的助手,又负责会议相关资料的翻译与整理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参与了党纲、党章的起草工作。
  蔡和森也是“三大”代表,1928年,蔡和森在其《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详细谈到了“中共‘三大’的争论问题:(1)联合战线问题:马林、仲甫、秋白、太雷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国焘、和森、仁静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既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2)党的地位与独立工作(亦分为两级):第一,马林、仲甫、秋白、太雷以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作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第二,国焘、和森、仁静以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7]142-1431928年6月22日,蔡和森的《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中谈到机会主义是不是从中共“三大”开始的?“秋白以为机会主义是从第三次大会发生的,因为第三次大会为了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倾向,就是一主张加入国民党,一反对加入国民党。”[7]151可以说,从蔡和森的两篇文章能够清晰知道,“三大”期间,在一些主要问题的争论中,出现了两派,一派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陈仲甫(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四人组成,另外一派由張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三人组成,而且瞿秋白与蔡和森之间还出现了关于机会主义产生时间的争论。由此可见,瞿秋白应该是“三大”的主角之一。
  张国焘也是“三大”代表,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第六编第二章中,详细回忆了“三大”上争论的一些问题,“三大”开幕后,“首先由陈独秀先生作报告。他的报告内容,是中共中央一年来工作的经过和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他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况,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7]186接下来,代表们开始讨论陈独秀的报告,而“支持陈独秀先生发言的主要是瞿秋白,他不承认中国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他认为反帝反封建都是全民性质的,无产阶级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陈、瞿当时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论调,引起了不少代表们的不满。”[7]186据张国焘说,他“和蔡和森、毛泽东是反对陈、瞿这种论调的主要发言者”。[7]186就是因为张国焘反对马林的国共合作的建议,所以“三大”上,改选中共中央领导成员的结果是,张国焘“以落选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7]190而事实上,张国焘的回忆是不准确的,“三大”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不是5人,而是9人,而且9人中绝对没有瞿秋白。当然,这些都是张国焘的一面之词,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我们不去评论,但张国焘的回忆给人提供一个重要信息,并再次证明“三大”召开期间,瞿秋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会议“角色”。于树德也是“三大”代表,回忆“三大”代表时,于树德说他印象不深了,40位“三大”代表,于树德提到了12个,这其中就包括瞿秋白。中共早期的党员谭天度,在“三大”召开期间,曾经路过“三大”会场,他回忆说:“在会议期间我去过一次,看见二三十人在那里挤得满满的,多数是来自外省。”[2]215这二三十人里面,谭天度也只提到了瞿秋白、毛泽东两个人的名字,这足见瞿秋白在“三大”上角色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党龄仅有2年的瞿秋白,能成为中共“三大”的正式代表,一是凭其自身过硬的素质,即精通俄语,又有着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二是其才能得到当时中共负责人陈独秀的赏识,被陈独秀邀请回国工作,并被陈独秀确定为“三大”代表;三是瞿秋白还是马林在中共“三大”上,顺利推行其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最重要、最得力的帮手,同时,也是必不可缺的帮手,而中共“三大”就是马林提议倡导召开的。关于瞿秋白是哪个地区推荐的“三大”代表?结合3份相关的重要史料,及“三大”亲历者徐梅坤的回忆,瞿秋白应该是以苏联回国代表的身份,也就是旅莫代表的身份出席“三大”的。关于瞿秋白在中共“三大”上担任什么样的角色?依据当年亲历者的相关回忆,可以说,瞿秋白是“三大”的主角之一,在“三大”上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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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Qu Qiubai’s Representational Identity in the 3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IAO Ti-ju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The reason why Qu Qiubai becomes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in the 3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first is his excellent quality ——he is not only proficient in Russian, but also has a high level of Marxist theory. Second is that his talent is appreciated by Chen Duxiu, the hea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fore, he was invited to work in China and appointed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3rd National Congress. Third reason is that Qu Qiubai is an indispensabl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effective assistant of Hendricus Sneevliet in carrying out the policy of “intra-party cooperation” in the 3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was held under the proposal of Hendricus Sneevliet. Based on three relevant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recall of the man who witnessed personally the 3rd National Congress, Qu Qiubai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Lvm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that time. Qu Qiubai was one of the leaders acting as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Qu Qiubai; the 3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ndricus Sneevliet; Chen Duxiu;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论文来源:《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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