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关键问题的思考

作者:未知

  当代中国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与当代性。做好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课题。当前,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亟待回答好国际传播的价值观是国家价值观还是社会价值观,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何以可能,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目的是什么等基本问题。
  一、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主要内容
  国际传播的价值观是国家价值观还是社会价值观?有学者认为,中国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不是完全等同的,“中国”的指称突出了当代中国价值观是国家价值观。①国家价值观反映的是国家统治阶级关于价值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社会价值观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关于价值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从传统国际传播的定义看,唯有将当代中国价值观视为国家价值观,才存在国际传播的问题。但是,今天的国际传播内涵大大拓展,不仅國家与国家之间算得上是国际关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被纳入国际关系。
  培育价值观的目的就是要在社会群体中实现价值观的社会化,以实现社会成员自觉地调节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生产实践方式有异,在具体的价值追求路径上也会存在差异。同时,不论哪个国家或地区,在追求人的幸福、社会的福祉和文明的进步方面,都有着较为共同的价值目标。因此,围绕着路径的特殊性和目标的共同性,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间的价值观出现了交流、融合与冲突等多种形态。
  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因而国家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也存在对立。价值观作为观念,具有相对于现实利益的独立性,国家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会制造虚假的价值观,弥合国家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的裂缝。从另一个角度看,私有制条件下,剥削阶级制造的虚假价值观之所以能够被公民所认同,也是统治阶级站在国家立场上制造的虚假共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是实现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虚假的价值观也是被消灭的对象之一。中国共产党是国家价值观科学性的根本保障,党领导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党的意志与人民的精神是一致的,从而国家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不断趋于一致。但是,社会价值观也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到市场经济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发生嬗变,从而与国家价值观发生冲突。当代民族国家通过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实现国家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统一为主导价值观,这一价值观整合为社会整合、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奠定了文化基石。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当代中国价值观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统一体而存在的。从构建主体来说,当代中国价值观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我们必须强调党和政府是构建价值观的主导力量。从传播主体来说,意识形态的传播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党和政府,还包括广大人民群众。虽然人民群众自发传播的价值观念体系是零散的、不规范的,但是人民群众自发实践是不可忽视的历史发展力量,党需要领导和引导人民群众一同实现价值观的传播过程。因此,国际传播关注的价值观不仅仅是国家主导的价值观,还包括社会价值观。
  二、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具有现实性
  传播就是交流,就是沟通。然而在传播思想史上,交流的不可能性是学者孜孜以求的话题。美国学者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一书中认为,交流障碍是一种现代性特征,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体现。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实际上是人们缺乏对人与人之间共同性的找寻。除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路径之外,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创立的符号互动论从人与人的共同性出发探索交流的可能性。符号互动论认为,正因为事物的象征意义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因此意义的沟通成为人与人互动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观与利益观之间是一致的。价值和利益都涉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从主体需要的角度看,价值和利益都意味着对于主体的效用。但是,价值和利益还是存在区别的,价值问题有好坏、利弊的问题,而利益只是针对好的、有利的一面而言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对于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了依据,也正是在利益的推动下,人们有了传播价值观的需要。
  关于价值观的传播何以可能的问题,也不能避开传播的效果问题。现代传播效果的研究始于二战时期各国开展宣传战的需要,此后研究者们继续在政治选举、媒介研究中不断拓展效果研究。研究者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出了“枪弹论”“有限效果论”“适度效果论”“强大效果论”等完全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他们至今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结论虽不统一,但至少没有得出“无效果”的结论,这也验证了传播的可能性。还有研究者试图解释传播效果结论不统一的原因,例如受众的变迁、媒介的变迁、内容的趣味性等等。实际上,传播的效果无非是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等要素密切相关,这些要素中都存在利益的问题。只有传播者的利益契合社会发展需要,并且附有可能性空间范围内的理想目标,才能够被受众所接受。
  在改革攻坚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价值导向、铸就了精神力量,它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构筑中国道路的价值基础。但是,它的可扩展性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核心,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否具备适应性。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新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我们必须承认,近代欧洲通过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和介绍所吸收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与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价值观还是存在出入的。例如,先秦儒家在“四书”中具有很强的民本思想,但是在后来的中国封建统治中它被统治者变成了专制统治的价值观工具,然而传入欧洲之后却被思想家们解读为民主观念。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和具体的统治理念指导下,其价值观的内涵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价值观在历史情境中是具体可变的,不是抽象不变的。当代中国价值观要让中国传统价值观继续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科学理论,它是一种新现代性的现实路径。当代中国价值观更要结合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挖掘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蕴,让历史的亲和力与现实的利益相关性结合在一起,让世界人民领略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持续魅力。   三、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整体目标
  当代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对外贸易中也越来越吸引国外投资者的关注。但是经济上的成就并不能完全展现中国的魅力。旅德美籍学者威廉·恩道尔指出,中国在海外不能忽视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形象,要注重仁义,才能拥有全球领导力。②这就是说,中国要让世界人民感觉到,中国和平崛起的积极主张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是一致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总目标是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它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形成与国际传播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进一步展现国家新形象,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的改革开放抓住了全球化发展的契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战略并不是资本主义模式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性质。西方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充满疑惑与不解,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不了解、不信任。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就是要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的民生需要,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繁荣世界经济、和平发展的道路,阐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发展路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价值观越认同,就越愿意与中国建立互信、开展经贸活动,就越能够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因为,中国的价值观展现了中国命运与世界命运的密切关联性。
  第二,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全球化,每个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在借此推进国际舆论引导能力,当代中国同样需要通过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建设提升话语权。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将进一步带来文化全球化,本国的文化易被他国接受,与文化相关的产业就能够得到拓展,与文化相关的理论就能够被广泛接纳。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刺激了西方文化产品在全球的畅销,而中国也可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展示东方大国文化的魅力、诠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智慧,从而让更多的国外民众愿意主动接触中国社会的民俗风情、了解中国文化。要改变西方中心论不可能静待中国的经济崛起,也不可能坐等欧美的危机来临,应主动对接西方文化,做好当代中国价值观的传播。西方人越了解当代中国价值观,就越能够了解中国社会,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和摩擦,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第三,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保持人类文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就是对外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其症结的分析却没有抓住要害。文明冲突的产生恰恰在于西方文明的霸权,当一元的霸权不愿意正确面对多元文化平等的交流时,基于地缘的政治冲突就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争取自由发展的空间,每一种文明样态是否适应以及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都需要由其社会历史实践来决定。传播的本义就是沟通,国际传播是文化多样性的广阔舞台。一种文明形态只有把自身的内涵传播出去,让其他国家和人民了解和知晓这个文明形态的优势和特色,才能够获得该文明应有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地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它的国际传播自古至今从未间断,但是这还远远不够。种种现象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远远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效果。例如,中国的京剧、饮食等传统文化在欧美国家深入人心,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欧美民众中的知晓率较低。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任重道远,它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上还大有可为。
  第四,重构国际新秩序需要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支撑,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为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构建贡献中国智慧。国际新秩序和人类共同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共同体价值观不形成,国际新秩序将不知走向何方。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③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展国际传播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吸引力,也急切地希望将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价值观的形式获得国际社会认可,消除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作为制度精神的价值观的偏见与误解。
  第五,制衡西方文化霸权,维护本国意识形态安全,需要通过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主动出击。西方话语体系作为当代强势话语,冲击着各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发展也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嬗变,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对核心价值观的一元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积極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御西方强势文化话语输入,强化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既要坚守“阵地战”,也要开展“运动战”。所谓的“阵地战”就是坚持在国内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所谓“运动战”就是积极在国外传播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果在国内外都能得到认同,将极大地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自信地向西方社会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国家进步、社会发展、公民成长的保障功能,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共同价值构建的作用,有助于削弱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筑牢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堡垒。
  (本文系2015-2016年度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6QN030。)
  「注释」
  ①江畅、蔡梦雪:《“当代中国价值观”概念的提出、内涵与意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②谷棣、谢戎彬:《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识对华认知》,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
  ③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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