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影响研究

作者:未知

  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直至2015年上半年,日本各界给予了广泛关注,而日本政府却并未作出积极回应。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投行协定》,日本最终亦没有参加。但其后日本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迅速升溫,智库关注和媒体报道显著增多。对日本智库关于“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中准确把握日本政府在“一带一路”政策上的动向,预见其行动选择。
  一、日本外交安保智库概况
  日本综合开发机构(NIRA)自1979年以来推出的一期日本《智库动向2014》①的数据显示,目前日本大概有300家智库,其中比较活跃的有214家。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每年都会发布《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对全球知名智库进行排名。在这些智库中,有一类外交安保智库,专门从事外交、政治和安保问题研究,约占智库总数的7.9%。②其数量不多但与政府关系紧密,能够对日本的对外决策产生一定影响力,常常接受政府委托对某些涉及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的重大外交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对形成相关舆论、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施加一定的影响。
  这类外交安保智库中比较有名的主要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防卫研究所、日本国际论坛、国际公共政策研究所、PHP综合研究所、世界和平研究所和冈崎研究所等。
  二、日本外交安保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在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运营的日本最大的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中,搜索“一带一路”的结果,截止到2018年10月25日安倍晋三访华,共有288篇相关论文,其中2013至2014年12月的篇数为零,2015年1月到2016年12月论文数量为71篇,2017年1月到2018年10月为217篇。由此可见,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关注与研究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趋势,2016年以来,从相关研究论文数量上看,产生了飞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日本对其认知和态度变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③
  1.忽略与漠视期(2013年9月-2014年8月)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降至冰点。处于安全防范的日本政府空前强化日美同盟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与美国在亚太的传统盟友以及亚太地区对其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广泛接触,加强安全保障合作,从而对中国周边构成军事威慑力。同时,“一带一路”刚提出不满一年,日本政府尚未明确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内涵,尚无法把握这一倡议的定位,因此并未对其进行过多的专门研究。包括日本各大智库的专家研究报告中也极少提及“一带一路”,日本国内媒体也基本没有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
  以“一带一路”为关键词搜索相关论文,其结果是最早的论文始于2015年。可见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包括各大政经智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可谓少之又少。这一现象反映出日本政府及智库对“一带一路”认识尚处于浅显阶段,并未真正认识到“一带一路”的真正内涵和定位。
  2.逐渐关注与谨慎抗拒期(2014年9月-2015年6月)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逐渐缓和。同时,中国积极建设“一带一路”并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亚投行的筹建与成立,促使日本开始关注并积极研究“一带一路”。然而这一时期日本对于该倡议的态度依然相当敏感,心态复杂,在不断搜集情报和相关部门进行评估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特有的认知与应对措施。日本各大智库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转向对“一带一路”的探讨和评论。
  2014年10月下旬,“亚投行筹建备忘录”签署之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调查中方计划。但是,当时负责调查的外务省、财务省官员以及一些知名智库对亚投行建立的目的、前景持抵触和怀疑态度,直接影响了日本政府的最终决策,导致日方未积极回应中方的诚挚邀请,错失了合作良机。瑞穗综合研究所调查本部亚洲调查部中国研究室的伊藤信悟、三浦介认为,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组建亚投行,其政治目的是为了“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和牵制美国”,经济目的是为了“解决本国生产能力过剩等经济问题”。④
  2015年1月13日,亚投行迎来26个意向创始成员国,拥有当时亚洲开发银行约六成大概1000亿美元的授权资金,2015年中期即将投入建设。而与此同时,为了支援基础设施建设而投入的丝路基金也达到了400亿美元,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达成的规模和成绩,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松山康博认为,“中国花了两年时间即筹措到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几乎相当规模资金的国际银行、基金,速度令人惊叹”。⑤
  3.局外观望与对策布局期(2015年下半年-2017年春)
  PHP综合研究所研究顾问山本吉宣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日本而言,机遇与挑战同时并存。他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整备陆路和海路的基础设施网络,并为之提供国际公共资金。具体而言,可以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维持国际政治安定领域提供国际资金助力等功能。同时,“一带一路”倡议还能够在刺激经济需求、促进经济成长和世界经济的安定方面作出贡献。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方面都将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很可能战略性地利用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排挤其他国家,使其在诸多领域不得不受制于中国。山本吉宣指出上述矛盾对所有的参加国而言是普遍存在的,而对于日本而言这种矛盾尤为突出。但是日本需要冷静处理矛盾的同时出台相应的对策。对此,山本提出,从维护普遍价值和现实观点来看,如果“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建立起庞大的海路网络,能够在国际公共财物供给方面发挥作用,就应该给予高度评价,并且日本有必要同其他国家协同合作,致力于有关海路通行自由和高标准贸易自由化的规则,从而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⑥
  4.转向有合作意愿的积极参与期(2017年年初-2017年末)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有所改善,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体现在对“一带一路”的评价趋于正面,同时在行动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相关事务。同时,日本政经界以及媒体对“一带一路”也显示出积极意愿。
  2017年5月2日,前亚开行总裁黑田东彦在亚开行研讨会上称,亚投行有利于亚洲基建事业和经济增长。5月中旬,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6月5日,安倍晋三在东京的“亚洲未来会议”演讲时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公开表达了日本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意向。
  在日本政府公开明示合作意愿的情况下,日本智库也加紧了对“一带一路”研究的频次和深度,正向解读的氛围开始增强。这一阶段除了对其内涵和定位的研究之外,更增加了对日本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模式和路径的研究。
  5.探讨合作期(2017年末-2018年秋)
  2017年11月30日,“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在东京成立。“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发起人进藤荣一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多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建设成果丰硕。而此前日本社会对此了解并不深入,希望以此为契机,加强日本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促进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和理解。
  2018年10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启时隔七年的访华之旅,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终于展示出步入正轨的苗头。被媒体称为“日本基辛格”的日本防卫大学前校长五百旗头真,是多届日本首相的智囊,他评价此次安倍访华是“可喜可贺之事”。本次访华会晤中,李克强总理表示,欢迎日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中日互利合作推向更广阔的舞台,安倍马上回应,日中两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日中友好合作持续发展。本次安倍晋三访华对中日双方探索“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新模式提出了新的期待。
  三、日本外交安保智库的研究对日本政府决策的影响
  日本外交安保智库并不是日本政府直接的决策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智库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对日本政府相关决策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一是智库参与决策影响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要由日本政府对外决策机制的多元化、开放化密切相关;二是日本外交安保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由外交安保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两种路径所决定。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对外决策机制在整体框架和程序结构上虽无根本性变化,仍然是多元参与的金字塔结构,多角色、多层次反复协调运作,但日本政治生态的变化和外交战略目标的演变使日本的对外决策机制变得更加集中、更加多元化、更加开放有效,⑦这使得日本智库得以具备更有效的途径来影响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发挥智库功能。
  2012年8月,日本召开以国际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理事长田中直毅为主席的“外交与安保智库问题有识之士恳谈会”,该会议报告书将智库在推进政策革新方面所发挥的有利作用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启发一般市民对外交、安全保障问题的意识;2.贡献外交安保政策构想;3.补充政府的外交活动;4.向国际社会发布信息。一般来说,日本外交安保智库影响外交决策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直接途径,智库通过直接影响首相的方式来影响决策。首相拥有自己的智囊团,一些专家在智库担任研究人员的同时也担任首相智囊顾问,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种恳谈会或临时组建的内部咨询会议,智库就是通过这些顾问影响决策。二是间接途径,通过政府委托或自主研究的模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有关重大外交问题的政策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并与媒体通力合作向公众及时推送研究成果,引导舆论,进而形成民意来影响政府决策。⑧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日本外交安保智库对“一带一路”展开分析和建议的政策报告书、智库研究人员的相关论文和著作,以及刊登在各大智库官方网站上的会议纪要等,也是基于上述两种影响途径。
  日本外交安保智库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带一路”的内涵、定位、其对亚洲政治经济的影响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价值规范的影响等方面。虽然日本的外交决策系统对智库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这些研究不能直接对日本政府的对外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外交安保智库以其特殊的影响路径接受政府有关重大外交问题的委托,或者受政府邀请参加政府内部咨询会议以及恳谈会等,其中言论和研究结果会对日本政府的決策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外交安保智库专家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集体发声和集中评论,形成社会舆论,也对政府的决策过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2017年11月30日,由数十位日本学者发起,在东京建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旨在加强日本学界对“一带一路”的影响,促进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该中心成立当天于东京召开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亚洲环境能源合作之路的国际研讨会,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经济界、政界对“一带一路”了解的深入,对政府的决策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当代日本对华舆论形成的结构与机制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BXW051)
  「注释」
  ①日本総合開発機構ホーページ 「シンクタンクの動向2014」19ページ。
  ②同上。
  ③卢昊:《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变化、特征与动因分析》,《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本文采用了五个阶段的分法,在此基础上每个阶段有所调整)。
  ④伊藤信悟、三浦祐介:『対アジア外交を積極化する習政権——中国のアジア太平洋戦略の特徴と展望』みずほ総合研究所調査本部アジア調査部中国室,2015年1月26日,2ページ。
  ⑤松山康博:『習近平政権の外交政策——大国外交?周辺外交?地域構想の成果と矛盾』,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報告書,2018年。
  ⑥山本吉宣:『中国の台頭と国際秩序の観点から見た「一帯一路」』,PHP総合研究所,PHP Policy Review,2015年8月28日,第19页。
  ⑦林晓光:《冷战后日本政府对外决策机制的变化》,《日本学论坛》,2000年第2期。
  ⑧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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