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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科举制度化对当代政治社会化的启示

作者:未知

  【摘 要】 文章阐述了中国传统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科举制度完美地解决了儒学思想教化的主体问题,人才选拔的标准问题,民族融合的重大社会问题。对当代政治社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方式方法的启示意义:政治社会化主体的创新性选拔;创新高校政治社会化工作的评价体系;巩固高校作为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平台的支撑作用。在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和客体及其民族文化的融合,中华文明在世界的话语权等等方面都有具体而有益的体现。
  【关键词】 科举制度;政治社会化;启示
  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合理内核,更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不仅对古代以华夏民族为核心的儒学文明族群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凝聚性,更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途径及其国民性重塑、民族性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化的合理内核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存在的人文地理性、现实针对性和历史局限性,都是基于特定人类群体的自然区域、现实问题和历史条件而持续性变革与相对性稳定的,因此它又具有相对的合理内核的现实价值。
  科举制度完美地解决了儒学思想教化的主体问题。社会是人作为类存在的群体组织,本质上是群体权益的强制管控。对于古代华夏文明而言,其政治地理的有限性与自然地域的无限性之间长期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为了实现对以传统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华夏文明圈的有效管控,并不断扩大其自然外延的文化教化力度,社会精英的选拔与任用就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在一个辽阔的以传统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帝国中,经济因素的纽带作用十分有限而且相当脆弱,而政治因素的核心意识和文化因素的同一性追求就显得尤其重要。中国传统政治两极化格局即中央皇权专制制度和乡村族权自治制度,并不能对长期“平散”的农耕乡村实现有效的管控,文化的超凝聚力就是无法回避的关键抉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载体就是以士绅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科举制度不仅完美地解决此社会问题,更是有效地解决了儒学教化的主体性问题,从而强化了国民教化运动,极大地巩固了皇权专制制度。
  科举制度完美地解决了人才选拔的标准问题。社会精英人才的选拔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国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等問题。对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而言,人才不外乎于经国治世的文才和安邦定国的武将两大类型,在更多情况下,选拔的标准更侧重于贤与能,即德与才两大因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于各级官吏来讲,其主要职责就是赋税劳役与社会治安,绝大多数人在多数任期内都是比较清闲的,简单的社会生产和同一化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士人们任职资格的广泛性和普适性。对于历代最高统治者来讲,政治意识才是人才属性的核心要素,“忠君爱民”就是最大的政治。虽然常变的是王朝统治,不变的是儒学思想,然而专制皇权总是客观地存在,皇权对吏权的管制和对忠君核心价值观念的要求是核心的道德原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家国同构模式,在“家”为“孝”,父权至上;于“国”为“忠”,皇权至尊。“忠孝”一体,上下融会贯通于儒学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并付诸于科举应试内涵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才选拔制度有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汉代实行的是太学郎吏制和乡举里选制,遵循的是国家教育——地方实习——郡国察举——中央考试——量才录用的主流模式,儒学典籍为太学教育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教材。然而,世代经学和郡望察举逐渐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门第现象,九品中正制于乱世应运而生,社会舆论或群众公意成为社会人才的核心标准。随着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形成,魏晋以来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唐代正式确立了中国传统意义的科举制度,“怀牒自列”,重诗赋轻明经,此种国家人才选拔制度的革新使众多中下层读书人有相对平等的机会进入国家政治的核心层面,扩大了皇权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增强了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和任何社会制度实施日久生流弊一样,晚唐出现了“进士轻薄”的社会现象,最终导致了明清时期以“八股文”为标志的科举制度,中国传统精英知识阶层至此整体堕落且持续衰败,于晚清最终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与同时期的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巨大的落差。
  科举制度完美地解决了民族融合的重大社会问题。民族融合问题是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世界性难题,同时又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问题。民族融合性发展问题关键不在于是否融合发展,而在于此过程中谁为主导的问题。当我们回顾中华历史,所谓的“华夏文明”也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同时融合了塞外游牧文明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我们把视野从黄河向长江,由东亚向亚洲,由亚洲向世界不断转移之时,文明群体的定位、民族融合的定性也就更加清晰和理性。落后必然为先进所取代,感性必然为理性所替代,民族融合性发展是世界大趋势,只是谁是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而已。对于中华民族来讲,这种民族文化融合性发展的根本就是儒学思想文化,统治阶级不仅据此巩固了其共享的统治秩序和国家权益,更是极大地增强了多民族国家融合性发展的历史之力。这种作为历史动力的儒学思想文化的重要实现途径就是科举制度,由科举制度带来的各民族精英阶层的更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是中华民族文化一统与政治一统的根本原因,也是极大的区别于至今仍然是四分五裂的欧洲区域文化的根本原因。
  二、科举制度化对当代政治社会化的启示
  政治社会化是指个体习得成为统治阶级认可的社会成员资格的政治图式的过程。人类的存在及其延续本质上是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政治社会化是此种文化继承与创新的重要途径。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任务极其繁重与紧迫,必须得到传统科举制度化的有益方法论启示,尤其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
  政治社会化主体的创新性选拔。在中国传统社会,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士大夫阶层是儒学思想教化的主体,集政治行政与伦理教化为一体,集社会实践与儒学理论为一身。当代中国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工作的相当一部分,却只是学校教育与考试制度的产物,并不同时具备实践与理论的深厚涵养,即实践与理论之间有较大的鸿沟,较之于汉代的太学郎吏制度和乡举里选制更是有较大差距。解决的有效办法,一是让业已从教者进行理论提升并同时挂职进行适时的社会实践的锻炼,特别是深入生产企业、乡村社区、服务行业等等;二是从社会领域中招聘具有丰富党政工作经验和实践素养的人员充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三是革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包罗万象的教材内容并不是每一个从业都能胜任的。   创新高校政治社会化工作的评价体系。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教化过程中,科举制度既有效选拔了政治伦理教化的主体,又以此主体为载体实现了“内圣外王”的教化理想。传统政治伦理教化的成效的评价体系就集中体现在作为科举考试的儒学典籍之中。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思修”、“纲要”、“概论”和“马原”为主体,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学生的“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问题。对教授者的能力测评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创新政治社会化模式,让受教者从纯理论到重实践,从象牙塔到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去。
  巩固高校作为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平台的支撑作用。在中国传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以儒学思想为基础的科举制度是各民族各地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对国民教育的投入是极其有限的,轻教育重考试是一大通病。在当代中国则拥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如果说在中等教育以下还具有不少的区域和文化的差异性的话,那么在高等教育层次却具有极强的同一性。因此,高等教育政治社会化成效的相关考核既要坚持核心的指标体系不动摇,更要根据实际情况照顾好贫困生、民族生和其它特殊学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内部经济的融合发展,各区域和各民族之间的人员交流互动更为频繁,同时也带动了政治社会化和文化同一性的巨大发展,而高校作为各区域和各民族青年知识精英的聚集地,是关系到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域的共同融合与繁荣发展的大局。
  三、科举制度化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借鉴意义
  中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融合发展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和示范效应,中国发展模式和中国发展理念在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将更加展现出它的发展潜质。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以一种文化软实力、和平融合的方式,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创造出了一个灿烂的儒学文化圈。继承了儒学思想中“以文化天下”合理内核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更成为当今世界众多国家认同的世界性价值观。在这场世界性考试中,每个民族国家都应该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交上一份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合格试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不适合于当今政治世界化的客观需要。经济全球化固然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广大发展中国家将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十分严重的文化与政治的双重危机。经济领域诚然可以超越式发展,而文化的历史性断裂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灾难。各个民族国家在融入世界大家庭过程中,自身不仅要居于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更要充分借鉴世界其它民族国家的优秀文明,以一种积极的革新姿态、开放的思想理念、渐进的持续的发展模式,不断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去。
  【参考文献】
  [1] 袁同成,潘海飞. 场景变迁与政治社会化——异地班维族学生国家认同建构成效及机理的回溯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8(10).
  [2] 乔鹏真.浅述隋唐科举制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影响[J].新西部,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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