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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缸中之脑”“图林测验”假说探析普特南思想立场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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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普特南的思想经历了科学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和自然实在论三个时期。科学实在论时期他提出“缸中之脑”思想实验以摧毁内在心灵概念,着力于论证“缸中之脑假说是自我反驳的”以引向内在实在论,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形成致命打击。内在实在论向自然实在论过渡时期,普特南否定了他长期坚持的功能主义观点,质疑“图林测验”对思维的检测作用,提出从社会文化因素角度对“指称”进行理解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普特南在批判“缸中之脑”假说时出现循环论证,以及之后在对“图林测验”的反驳中仍有二元分立的倾向,反驳功能主义具有不彻底性,这也反映了他的相对主义倾向。
  关键词:普特南;科学实在论:内在实在论;自然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3-0077-04
  普特南是科学实在论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哲学家,但是他的思想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经历了严重的自我分化。普特南的思想经历了科学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和自然实在论三个时期。科学实在论后期他提出“缸中之脑”思想实验以摧毁内在心灵概念来反驳形而上学实在论,用因果指称论证明了“缸中之脑”假说是自我反驳的。但是他对“缸中之脑”指称的批判不充分并出现循环论证等问题。在内在实在论向自然实在论的过渡时期,他由功能主义的创制者转变为功能主义的反对者,提出了对功能主义还原论全面的反驳,但是由于相对主义倾向和二元对立的窠臼使得其理论仍有内在矛盾。本文基于他的两个假说来分析其在科学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和自然实在论不同时期思想的变化情况。
  一、“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
  (一)提出“缸中之脑”假说
  科学实在论时期普特南仍将科学真理看做是唯一对应于客观世界本质的认识,仍有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残余,而“缸中之脑”思想实验的提出是彻底有力反驳形而上学实在论并走向内在实在论的代表。
  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中,普特南将矛头指向自笛卡尔以来的将“内在精神实体”与“外在物质世界”二分的主张。近代以来,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知识必须建立在符合事实的基础上,一切科学尤其是物理学都是以最为符合事实、最少主观污染为目标来追求知识的,于是普特南提出了“缸中之脑”模型来反对这种形而上学实在论。
  试想一个科幻情景:一个邪恶的科学家在一次手术中将你的大脑切除,放入一个浸满营养液的缸里使之存活,并将大脑的神经末梢与超级计算机相连,使其产生一切如常的幻觉,你仍然可以感觉到人群、房屋、天空、大海,当大脑想行进的时候,就能“看到”并“感觉到”腿向前迈,身体向前走,甚至邪恶的科学家还可以任意切换出他想让大脑看到的场景。甚至有可能,所有人类甚至生物的脑子都在这样一个缸中,包括邪恶的科学家的脑子也可能处在营养缸中,整个世界被一台超级计算机控制着,造成整个人类的集体幻觉。这就是以现代的方式提出那个经典的怀疑论问题,你如何确定你不是处在这样一个困境中?如何判定自己的经验是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与你的交流,实际上是外输脉冲从我的大脑传输到计算机中,再传输到你的大脑,你与我确实存在,但却不是像你所见的那样存在“我的身体”和“外部世界”。这是笛卡尔思路下传统哲学所追问的内在心灵实存的可能性问题,是形而上学实在论的现代设想。而普特南利用因果指称论证明了“缸中之脑”假说是自我反驳的,这是他批判形而上学实在论的重要通道。
  (二)反驳“缸中之脑”假说
  在提出了这个怀疑主义现代版实验之后,普特南紧接着就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反驳,他提出我们不可能是“缸中之脑”,并进行了他认为绝对正确的论证。普特南的论证概括来说就是“缸中之脑”的语词和我们的语词没有共同的指称,因此我们不是“缸中之脑”。“我们之所以能提出‘我们是缸中之脑’的问题,恰恰表明了我们不是缸中之脑。而如果我们是缸中之脑的话,我们便既不能说也不能想‘我们是缸中之脑’这一命题了。”在普特南看来,人们之所以会迷惑于我们是否是“缸中之脑”,是因为人们持一种“神秘的指称理论”,以为头脑中的事件必然对应于我们的语词所指,我们的指称语词与它所表象的东西之间具有一种固有的、内在的、神秘的联系,只要有人说出“缸中之脑”就一定指的是我们现在脑海里浮现出的缸和脑。这是完全错误的,普特南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驳斥。
  首先,相同的意象或语词并不必然指称相同的对象。在《理性、真理与历史》开篇中普特南举出了一个经典的例子:一只蚂蚁在地上留下的痕迹恰巧像一张丘吉尔的画像,但这些痕迹只不过是一些线条而已,只有物理特征而没有意向性,因此并不能指称丘吉尔。再者假设我们向一个有智慧生命存在的星球投放了一张橘子的照片,這个星球上并没有橘子,智慧生命看到橘子的照片之后心中会产生一个与我们对于橘子的心理意象非常相似的意象,但是这种意象并不指称橘子,因为他们不知道橘子是什么。同样对于语词而言,假设数百年前的黑猩猩碰巧在打字机上敲出了一段描述橘子的文字,即使它是可以为现代人所理解的,也不能指称任何东西,因为黑猩猩敲击这段文字的时候并不理解橘子。“想到的语词和心理图像并不内在地表征它们与之有关的东西。”可见当“缸中之脑”说我面前有一个橘子的时候,这里的“橘子”没有任何指称内容,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思想中的“橘子”表象现实中的橘子。同理当“缸中之脑”说“我们是缸中之脑”时,并没有想到实在的缸或脑,没有指称任何内容,因此是不成立的。
  其次,语词指称对象的前提是它与对象之间必须有一种因果联系。“指称”是语词和语词所表征物之间所获得的这种联系,像外星人与橘子根本没有因果联系,那外星人就不可能去指称橘子。要指称物理世界中的一个对象或者一种关系,主体就必须与对象或关系之间具有恰当的因果联系,这种联系不一定从主体与对象的直接因果作用而来,它可以是一种历史的因果链条,通过某种背景传递给主体。但是普特南认为“缸中之脑”的语词没有这样一种因果链条,因此当我们说“我是缸中之脑”时就只能是一种幻觉。   正如普特南在书的序言中所说,“缸中之脑”假说的提出是为了“打破为数众多的二分法对哲学家和非哲学家思想的束缚。在这些二分法中,最主要的要数有关真理和理性的主观论和客观论的二分法。”我们总有一种将物理学视为形而上学的倾向,将物理的可能性作为真理的实际存在来理解。而实际上物理世界的可能性只不过意味着对这种与物理学规律相容的事物状态的描述是存在的而已,存在与现实化是不同的,这一点不是通过物理学来揭示的,而恰恰是通过哲学分析揭示出来的。
  二、“图林测验”的思想实验
  (一)创立功能主义
  普特南在科学实在论的思路下创构了功能主义,随后对功能主义进行的深刻批驳又表征了其从内在实在论向自然实在论转变的倾向。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普特南受到图林机的启发,认为它可以扩展应用到更大的范围,假设一个伙伴通过了“图林指称测验”即能与我们对谈无误,那么是否可以说明他和我们指称的对象有共性?完全可以设想这样的情景,将两台超级计算机编程,让它们像人一样彼此对话,即使人类消失这种对话仍然会一直进行下去。如果我们根本无法辨别机器和人的区别的话,就没有理由说机器不能思维,反过来说,普特南认为,图林机也不一定是机器,它完全可以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严格地讲,一台图林机甚至不必是一个物理系统,任何事物,只要能经历时间中的状态的延续,都可以是一台图林机。”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普特南提出人脑像一个计算机模型的说法,只不过人脑是氮氧多、金属少,而机器是金属多、氮氧少。如果把人脑看成一台图林机的话,可以用来批判传统哲学将身心独立二分的弊病。例如计算机有某种程序体现其功能性质,这种性质是非物理的,是可以被另一种不管其本体成分是什么的系统所同样实现的,比如一个大脑也可以表现这种程序,大脑与计算机的原料截然不同,但却可以表现同样的功能状态,这种心物观念是把心理性质等同于功能性质的功能主义主张。
  这种主张看似与人们的直觉相抵触,大脑如何可能是计算机?实际上,普特南从来没有说过大脑和计算机在生理层面上是一致的,他要强调的是,不同的物质构造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人的心理状态可以还原为图林机状态。
  (二)反驳功能主义
  普特南基本立场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功能主义的创立者和辩护者转变为反驳者。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普特南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他反思先前的功能主义学说,放弃了将认知心理状态还原为图林机状态的主张,更多地考虑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在认知心理活动中的作用。他认为机器一个瞬间只能在一个状态,但不能学习和记忆,而人却不一样。以“嫉妒”这种典型的心理状态为例,嫉妒不是一个瞬间状态,它依赖于大量的信息,依赖于许多既有的事实和习惯。但图林機状态是瞬间的,独立于记忆的。比如当一个人处于“嫉妒x对Y的偏爱”的状态时,这个人必然已经通过社会关系和经验记忆懂得x和Y是“人”,通过什么社会事件产生何种关系,而嫉妒不可能是一种机器状态。特别是当一种心理状态是“当下显现”的,不光取决于大脑的功能组织,而是取决于社会共同体对语词的公共使用,这时心理状态不能直接等同于大脑的功能状态。此阶段普特南并没有放弃功能主义的基本立场,只是限制了其有效性的范围,他认为大脑的功能组织固然不能解释心理状态,但却是心理状态不可或缺的基础,心理状态实质上是大脑的功能组织加上社会文化因素,这种观点他坚持了十二年之久。然而通过纳入语义学的问题,普特南意识到,计算机打印的符号串没有意向性,只涉及形式而没有涉及内容,意义可能被还原为功能吗?普特南在《“意义”的意义》一文中提出,决定了发言者指称的是其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和这个社会共同体所处的物理环境而非其个人的内在性质。
  基于上述考虑,在八十年代后期普特南正式放弃了功能主义并开始对功能主义反戈一击。针对意义能否被还原的问题,普特南持反对意见。首先,他认为面对同样的环境、接受同样的刺激,都并不能保证所用的语词具有同样的意义。意义取决于我们所认同的理论的渗透,取决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同一人种里,也没有对所有成员都完全一样的“功能组织”,每个人的脑神经数目都不同,思考和指称过程的演算状态都存在彼此不相容的“空间”,甚至是在说同样语言的人那里,不同的人也会对不同的事物产生不同的信念。
  然而许多功能主义立场的哲学家采取了种种办法为功能主义辩护,普特南对于这些理论一一进行了反驳。
  首先,福德尔提出了“温和的功能主义”。福德尔主张将信念的一部分还原为大脑的功能状态,他提出语言的意义和某些知觉定型连在一起,这个知觉定型是超文化、超地域的“狭义内容”,可以用计算机语言进行描述。比如“榆树”和“山毛榉”虽然不同但是有完全相同的狭义内容“落叶树的定型”。普特南对此进行了反驳,第一,他认为不是语言的每一个词项都有狭义内容,比如“时代精神”这样的词项不存在知觉定型,并不是计算机语言可以加以描述的超时空的定型。第二,知觉定型与对于一个词的理解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传统的“女巫”概念的知觉定型是“长着大鼻子和肉赘的又老又丑的女人”,然而“女巫”这个概念的含义却不能等同于这个知觉定型,因为诸如“具有神秘的力量”等概念比知觉定型更能真正构成它的意义。
  其次,乔姆斯基提出人的大脑深层存在某种“语言能力模型”。这个模型决定了人类大脑的可能演算状态的“空间”,该理论对还原论的功能主义是一种辅证。普特南认为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两个不同的人的演算空间是不相同的,并没有一种共同的“能力”使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方式确定自己的信念。比如有一类人种比普通人更加健康长寿,那么他们在做出归纳概括之前就会比我们更有耐心、更为谨慎。即使人像图林机一样理想化,我们也不可能找到同样的演算状态来翻译不同人之间那些看上去一样的信念。
  再次,鲍义德提出“社会功能主义”。鲍义德换了一种思路,把演算状态这一概念放大,将环境因素包括在内,这种将整个语言共同体及其环境的适当部分类似于一台计算机的说法称为“社会功能主义”。这种说法相近于普特南的语义学理论,但仍为普特南所反驳。他认为社会功能主义利用“合理性标准”来翻译不同信念背景下的两个记号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没有一个元信念标准能够决定我们对于同一性的理解。不同的社会、自然背景下,我们对同一个词的定型是不同的,比如,当泰国人说“猫”和美国人说“猫”时对于猫的信念是不一样的,这些差别都是由实践需要决定的,而社会功能主义企图建立一种形式化的还原程序,是不可行的。   最后,还有一种保守的说法。有人提出功能主义所讨论的是一种“原则上的”可能性,尽管人类现在还不能理解,但功能主义如同代数一样是一种原则上精确的方式。普特南对此应答,当说到一个事物原则上可能时,至少是人们能作经验想象的,功能主义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解释理论,而这种合理构建应当与我们的一些实践、直觉相一致。但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实践、不同的直觉,没有确定的标准决定谁的实践和直觉有资格判定理想的解释理论。同时,功能主义追求的命题态度是任何物理上可能的有机体的普遍心理状态,这是一种超人类的心理状态,但是我们人类不可能想象一种脱离种族和文化,俯瞰所有物种、语言的超越性文化,也不可能设想一种理论为所有的理性存在者陈述了所谓“正确”的精确标准。
  总之,功能主义认为语言的指称是因果关系的产物,这恰恰就是其错误所在,指称不是因果的而是整体的,它涉及“理解”,理解是融合人的文化实践、人的价值、传统习惯为一体的。功能主义仍陷在“还原论”的窠臼中,普特南否定功能主义,最终就是诉诸于否定还原论。还原论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看到高一级结构无法还原成唯一的低一级结构,因为高一级学科具有一种自治性,低一级学科的大部分内容对于高一级学科来说是不相干的。比如知道了大脑和神经的微观结构,仍然不能据此推导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法则中具有诸如“人必须吃饭”这样的物理基础,但是资本主义法则对于物理学法则的自治领域却是社会性的,是不可还原的。对还原论的驳斥标志着普特南否定了一直以来所持的功能主义,使得心灵哲学和内在实在论更好地融贯,这又是对早期内在实在论框架的突破,迎来了内在实在论的结束和自然实在论的开启。
  三、对思想实验论证的反思
  科学实在论相信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科学的问题只能在科学内部解决,而普特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抛弃了带有形而上学倾向的科学实在论,转向融合事实与价值、接受多重文化渗透的内在实在论,提出对“缸中之脑”假说的反驳,以打击形而上学的心灵实体概念。内在实在论后期,普特南发现理论内部仍然存在的矛盾,因而向曾经秉持的功能主义观点提出质疑,迈出了向有实用主义倾向的自然实在论发展的第一步。但是,这些转变的论证过程并不够充分,在“缸中之脑”反驳中的循环论证问题和功能主义反驳中的二元对立“残余”均值得进一步反思探讨。
  (一)“缸中之脑”非自我反驳
  “缸中之脑”思想实验是普特南放弃科学实在论走向内在实在论的主要依据,对形而上学实在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普特南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布鲁克纳和赖特都曾指出,普特南关于“缸中之脑”的设想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标准的缸中之脑”,它是邪恶的科学家操纵下设置的“缸中之脑”,另一种是“普特南式缸中之脑”,它是普特南后來提出的完全由自动机操控的“缸中之脑”。二者提出,第一种即标准的情况下“缸中之脑”是有指称的,因为他们所用的语词来自科学家的输入,与外部世界有一种现实的因果联系,“普特南式缸中之脑”则没有指称。而我国从事普特南研究的陈亚军认为“普特南式的缸中之脑”同样是有指称的。他追问到宇宙中只有“缸中之脑”和自动机,那么自动机与世界有没有实际的接触?如果没有实际的接触,那么自动机也不过是一个“缸中之脑”,就不能设想它独立存在,如果有实际的接触,那么它所输出的语词必然是有所指称的,因此自动机和科学家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两种情况下都是有所指称的。普特南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提出“这样一种微弱的联系很难成为指称的充分条件”,但这样的说法并不够令人信服。
  那么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缸中之脑”和现实世界没有任何因果联系,同样也不能推出“缸中之脑说自己是缸中之脑”是自我反驳的。指称和真值是分离的两个概念,当缸中之脑说出“我面前有一个橘子”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指称的,只是其指称的对象与我们不同,它所说的橘子可能是一个橘子的意象,可能是引起其经验的某种电子脉冲,但是即使是脉冲也构成了其既定的所指,它的真值条件仅在于在意想之中出现一个橘子,所以说“缸中之脑”完全有理由说“我面前有一个橘子”。
  应该说,普特南也承认“缸中之脑”可以说这样的话,只是它与我们没有共同的指称。普特南认为当说“我是缸中之脑”的时候我们所指的“缸”和“脑”当然不同于“缸中之脑”所说的“缸”和“脑”,在我们看来,它没有说出任何有意义的话,因此“缸中之脑”说“我是缸中之脑”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可以发现,普特南在此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他首先肯定了我们不是“缸中之脑”,我们所说的语词是指称实际的外部世界的,然后再去论证“缸中之脑”设想是不成立的。
  普特南的论证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正是由于他没有真正摆脱传统二元论的束缚,仍然在用内在语词与外在对象的对应关系来说明语词的指称。只不过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这种内外对应关系是唯一的,而内在实在论中这种对应是多元的。
  (二)“反驳功能主义”的不彻底性
  一是普特南的相对主义倾向。在否定了人脑是图林机的想法后,普特南将对还原论的批驳引入心理学领域,认为心理学问题不能用生理学、生物学法则来解决。比如“痛”这样的心理现象虽然与生物学研究非常相关,然而更大量是关于攻击性、性倾向等社会信念和这种信念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的心理学内容,和心灵哲学处于同一层次的心理学是不能还原为生物学、生理学等低级学科的。他否定了人类心理可以还原为自然基础,而倾向于从社会、文化角度探讨人类心理现象,但这却导致了一种“相对主义”倾向。普特南一开始就强调不要把他的内在实在论理解为相对主义,但是他的许多阐释让人不得不对他的理论产生这样的诟病。普特南在抨击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过程中强调认识是在概念框架内部完成的,强调概念框架的相对性,使得内在实在论的理论大厦出现很大的裂隙。普特南对于社会、文化作用的强调将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谈论限制在我们的描述框架之内,这种框架指导我们进行认识世界的活动,因为这种框架同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密切相关,而形成了鲜明的相对主义倾向。由此导致了罗蒂、艾伯斯等人对普特南的质疑。
  二是普特南的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内在实在论向自然实在论转化中陷入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普特南在反驳功能主义期间并未真正摆脱近代以来设立“分界面”的二元思考方式。“缸中之脑”论证、模型理论论证等都是以内在心灵和世界是可分割的两部分为前提的,后来虽有所缓和,但是在单独考察心理的功能状态,将心灵看成一种器官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将表象和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彻底消解,仍在康德对于物自体的思路上行进。普特南在对功能主义的反驳中没有消除认知者和外部事物分隔的二元思维方式,是他理论的矛盾点,也是他日后走向回归常识的实用主义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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