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本“现实主义”文化视角看“日美同盟”

作者:未知

  摘要:冷战开始之后,美国改变对日本的占领政策,由“看管”变为“扶植”,日本也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对美国投桃报李,两国之间建立了日美安保体制。与美国结盟,既是日本战后在劣势下迫于美国压力做出的选择,但同时也是日本基于现实考虑,为实现复兴的自主战略抉择。“日美同盟”同日本“与强者为伍”的战略文化遥相呼应,处处显现着日本“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子,利用“日美同盟”,日本快速实现经济崛起,国家复兴,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日本奇迹。
  关键词:现实主义;文化视角;战略利用;日美同盟;战后体制
  日本素来便有“与强者为伍”的文化传统,从最初的与英国同盟,到后来的“轴心国同盟”,再到现在的日美同盟,近代以来的日本史,几乎就是一部结盟史。然而日本寻找盟友的特征是,只与世界上最强的国家结盟。在这种“与强者为伍”行为的背后,是一种独自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之林所产生的不安心理,以及由此引发的“依附强者”情结。同时,“与强者为伍”也有着搭最强者“便车”,学习最先进的文化、制度、技术,以使自己也变成最强者的功利性目的。古代的日本与唐朝的关系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同盟”关系,但两国关系的核心却是这种日本对中国的“依附”与“学习”模式。然而,唐朝与日本的交往是促进两国感情,增进两国友谊的和平友好往来,与之不同的,当今的日美同盟可谓毫无感情可言,“同盟”的两者貌合神离,表面上“紧密相连”,暗地里却“各怀鬼胎”,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种同盟是建立在纯粹的相互之间“战略利用”的基础之上,也正生动反映了日本的民族性格。
  一、利用“日美安保体制”实现快速复兴
  二战结束之初,日本人一改“一亿玉碎”的面孔,当美国大国踏上日本本土的时候,超出所有人想象的是,迎接他们的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也不是满怀仇恨的敌视,而是满街的欢呼和掌声,前几天枪口还对着美国人的日本士兵,现在枪口反而对准自己民众维护秩序,“现世”以及“崇拜强者”的本质使日本人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美国的占领,并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顺从,这种“现世”主义心态下的顺从,也是日本走向复兴的开始。
  1.日本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美国的“改造”。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去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其中对日本经济恢复作用最大的,就是解散财阀和农地改革。两项改革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日本战时经济的制度基础,完善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农地改革则割除了日本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源头,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主动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两项改革不仅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也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大批劳动力。
  2.日本接受了美国的战略“扶植”。为了应对新的冷战格局以及减轻占领负担,美国对日本的政策由“改造”转变为“扶植”,而日本一些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敏感地洞察到了这一机遇,紧抓时机对美国投桃报李,寻求美国的帮助和庇护。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的演说中,公开宣布对日政策的转变。之后,美国对日本先后提出了“经济安定九原则”“道奇路线”“肖普税制改革建议”措施,以对日投资、贷款、技术出口等形式,扶植和帮助日本的经济复苏。据统计,美国在整个占领期间对日本提供的援助达20亿美元,整个占领期间由援助维持的进口占进口总额比例平均达到37%,在战后日本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些援助对刺激日本经济复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日本借助美国摄取经济红利。在美国的支持下,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顺利进入欧美经济体系,并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大笔贷款。整个冷战期间,日本虽然没有向海外派兵,却享受了美国霸权扩张带来的诸多经济红利,“朝鲜特需”“越南特需”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经济复苏,以至于80年代日本在经济领域对美国“攻城略地”之时,美国媒体纷纷大骂日本“忘恩负义”,靠“白坐美国的安全车”充实钱袋子,现在又“为富不仁”。日本在战后抓住的诸多复兴“机遇”,都是拜美国所赐,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重经济、轻军备”“追随美国”的吉田战略。
  二、利用美国压力“借船出海”,解禁军事限制
  80年代之前,借助美国“保护”成为经济大国,是日本的主要战略目的,80年代之后,利用美国“压力”成为军事大国,则是日本实现“普通国家化”的重要一环。
  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声称,“整个日本本土将像不沉的航空母舰一样,成为对抗(苏联)逆火式轰炸机的堡垒”,借助“不沉航母论”“确保1000海里海上交通线”构想,1987年,日本军费支出250亿美元,突破了长久以来执行的军备不超过“GNP1%”的限额。1997年9月,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其中提出了“周边事态”的概念,《指针》指出,“在日本周边地区爆发对日本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日本在提供自卫队以及民间设施、为美军运输战争物资、后勤服务等方面与美国军队进行合作”,为落实《指针》内容,日本内阁在1998年4月将《周边事态安全保障法案》《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及勞务协定修正案》《自卫队修正案》提交国会审议。日本共产党委书记局长志位和夫评价道:“这将导致日本自动参加美军在地区内进行的任何战争行为。”1999年5月,小渊惠三内阁通过了新指针的相关法案,完成了日美同盟“再定义”,预示着日本由过去单纯借给美军基地改换为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中的对美合作,以共同构建联合干预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体制。2003年5月15日,小泉内阁借助“9·11”反恐之名,通过了《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有事三法案”,日本媒体评论道,“有事法案”的通过,将是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第一步”。2014年10月3日,日本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新的合作指针中间报告,报告删除了“周边事态”的提法,代之以“全球范围支援美军”,报告明确提出,自卫队将在从“平时”“灰色地带”事态到“战时”都对美军开展“没有罅隙”的合作与支援,日美将在导弹防御、情报收集、预警侦察、太空、网络等领域开展和强化合作。2015年,包括“有事法制”相关法律体系、“日美防卫合作指导”相关法律体系、海外派兵相关法律体系在内的11部法案,即“新安保法案”相继在众议院、参议院投票通过,其中“重要影响事态”概念大幅度拓展了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存亡危机事态”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国际和平支援法案》更是扫除了日本海外派兵的障碍,“新安保法案”的通过离日本最终解禁战争权又近了一步。
  三、日美关系变化的根源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
  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日美关系的本质是功利主义的“战略利用”。日本的最终目的,是借助“日美同盟”,增强自身实力,突破“战后体制”,实现“普通国家”的战略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从二战结束之初的“被看管者”,到冷战时期美国的“附庸”,再到现在的“对等的合作伙伴”,70年来,日美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二战之初,美国本来是发挥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生的作用,经过70年的变迁,美国反而成了日本实现“普通国家”的最大战略资源,而引发这种变化的根源,即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崇尚实力”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外在体现,当日本实力强大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大国野心也随之膨胀,“日美同盟”正是日本“摄取营养”的母体。然而,日本的“与强者同盟”充满着变数,依据日本的战略文化性格,同盟的最终目的是超越,“追随”的最终目的是“自主”,“学习师傅、超越师傅、打败师傅”的戏剧已经在历史上多次上演,日美同盟的不确定性即在于此。也许,当日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达到一个临界值,日美关系的颠覆性变化时刻就会到来,日本离实现“普通国家”的意图也就不远了。
  【参考文献】
  [1]毕秋兰.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拟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EB/OL].新华网,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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