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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变迁论述

作者:未知

  摘要:唐代佛教的变迁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出现的。唐代贵族政治的兴衰与中央、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唐以后中下层官僚和民众的崛起,使得佛教的礼仪、教义等方面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产生了贴近平民的禅宗与净土宗等佛教流派,使得佛教逐渐平民化、通俗化。同时,佛教的平民化、通俗化也推动了文学艺术的通俗化,至宋朝达到高峰。
  关键词:唐代:佛教:平民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6-0041-03
  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唐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律令政治,经过五代十国以武人为中心的割据时代,到宋代以文官政治为中心建立王朝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发展愈加平民化,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导致各阶层联系加强。佛教处在这种环境之下,也不得不发生改变,逐渐趋向平民化,禅宗、净土宗等流派先后出现。在唐后期藩镇割据与庄园经济的影响下,佛教与地域性的信仰相融合,逐渐在社会下层传播开来。
  一、唐代前期的佛教发展情况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权主要是以贵族为中心的统治模式。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出身于鲜卑族世系的关陇贵族集团。因此,到唐前期为止,佛教主要受到皇室贵族的庇护与支持。唐代初期长安建造寺院超过百间,这些寺院几乎都和皇族、门阀贵族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时期,出家为僧的人也很多,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有三千人为僧,到贞观二十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一万七千人。或许是出家为僧的人过多的原因,到中宗时期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方式,仿照科举制来选拔僧侣。
  唐前期的佛教受到皇室及贵族的支持,也要接受来自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据《唐六典》记载:“开元二十五年,敕以为‘道本玄元皇帝之教,不宜属鸿胪。自今已后,道士、女道士并宜属宗正,以光我本根’,故署亦随而隶焉。其僧、尼别隶尚书祠部也……隋崇玄署丞一人,皇朝因之。崇玄署令掌京、都诸观之名数,道士之帐籍,与其斋醮之事。”[1]467由此可见,唐代延续隋朝的制度,采用同样的方式来管理佛教,截止天宝二年,寺院及其僧侣要接受鸿胪寺下属的崇玄署管辖。
  由于唐代前期的佛教主要是受到皇室成员、上层贵族的支持,为了彰显贵族风范,整个佛教都透露出庄严和华丽的气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这样的法会:
  夏四月八日,大帝书碑并匠镌讫,将欲送寺。法师惭荷,圣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花,共至芳林门迎敕。又遣大常九部乐长安万年二县音声共送。幢最卑者,上出云霓;幡极短者,犹摩霄漢。凡三百余事,音声车百余乘。至七日冥集城西安福门街。其夜雨,八日路不堪行,敕遣且停,仍迎法师入内。至十日天景晴丽,敕遣依前陈设,十四日旦方乃引发幢幡等,次第陈列,从芳林门至慈恩寺三十里间,烂然盈满。帝登安福门楼,望之甚悦。京都士女,观者百余万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设二千僧斋,陈九部乐等于佛殿前。日晚方散。[2]269
  这场法会受到皇帝的支持,或许这是皇帝为了忏悔自己的罪孽,供养死去亡灵,但是其中的庄严和华丽也足以彰显王朝的实力。唐代前期的佛教多以传播修功德的思想为主,以此为中心纪念死者的设斋仪式、修建的寺院也随之进行。这些设斋仪式、修建的寺院多是为皇族和门阀贵族服务。例如,武德元年为先祖祈福而建造有关寺院与神像,贞观二年、二十二年分别为前朝和文德皇后设斋祈福。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的佛教活动多以皇室成员、上层贵族支持为主,佛教的仪式显得庄严、华丽甚至是奢侈。贵族性质的法会与设斋仪式也比较常见,其多以供养亡灵与祈福修功德为主,以此来保佑王朝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唐朝前期的佛教与皇室成员、贵族联系密切,下层平民很难参与进来。
  二、安史之乱后的佛教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是唐代最繁荣的时期,但边境民族间的摩擦逐渐增多,导致局部战争频发。杜佑在《通典》中有这样的记述:“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3]4980这些记载就足以表明唐帝国当时的社会环境。经过安史之乱所带来的混乱,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威信被削弱,唐朝进入了藩镇割据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佛教逐渐失去原有的支持者,转而寻找新的支持者。
  在经过长期的战争后,唐王朝的衰退愈发明显。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危机,唐中央转变政策开始卖官卖爵,卖度牒在特定时期成为政府收入的来源。据《旧唐书》记载:“及安禄山反于范阳,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4]2087虽然最初卖度牒是玄宗作为紧急筹措资金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行为导致僧侣数量不断扩大,到武宗会昌毁佛时期,在籍的僧侣数量达到26万人之多。《旧唐书》记载:“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识大体,以聚人曰财,乃下令卖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储积为务。”[5]3354唐后期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而不断加税,使得许多下层平民被迫成为僧侣或者成为寺院的“寺户”得到其庇护,这些“寺户”为寺院农耕、杂役等。这样就使得寺院与僧侣同下层平民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为佛教平民化提供了基础。同时,这使得政府失去了一定数量的税收来源,也增加了寺院本身的财政压力。
  安史之乱后的佛教仍能保持着奢华的寺院建造与华丽的法会仪式。《大正新修大藏经》记载:“时属秋雨,霖霪不休,所司奏闻,请更延日。永泰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刘清潭,宣奉进止两寺百座,先令二十三日迎经,为霖雨宜改至二十六日迎经开讲。其诸司供料,着人计会,准改日造。改期甫至天雨未晴,恩旨又延九月一日。是日也,两街大德,严洁旛花,幢盖宝车,太常音乐梨园仗内及两教坊。诣银台门,百戏繁奏。”[6]751法会的规模虽不及唐代前期,此时的上层官僚与贵族仍然对佛教投入巨额资金。《旧唐书》记载:“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7]3418《资治通鉴》记载:“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棰曳僧尼。造金阁寺于五台山,忻州五台县有五台山,释氏相传以为文殊道场(注详见后)。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钜亿者,亿亿也。此言大数之亿。”[8]7315由此可知,此时期的社会上层人士依然会对佛教给予支持,上层的法会同样延续唐代前期的情况。《旧唐书》记载:“缙弟兄奉佛,不茹荤血,缙晚年尤甚。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每节度观察使入朝,必延至宝应寺,讽令施财,助己修缮。”[7]3417为前人的祈福等设斋活动也逐渐有了一定的模式。《旧唐书》载:“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喜舞,迎呼道路。”[7]3418经过安史之乱,社会对于为亡灵祈福的佛事活动也逐渐增多。   由于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的衰落,以至于不能像唐前期给予佛教足够的支持,加之僧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寺院也急需寻找更多的支持者。这个时期藩镇与寺院的联系逐渐加深,节度使同下属官员积极参与佛教活动。同时藩镇统治之下的平民也加强了与佛教的联系,在现有出土的敦煌文书中可以寻找出线索。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之后的佛教在为贵族服务上依然保持着唐代前期的特点,但由于中央政权权力和影响开始衰弱,使得佛教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支持,逐渐向下层转移,开始出现平民化的趋势。
  三、中晚唐时期的佛教
  中晚唐时期,唐中央政府不仅受到来自地方藩镇割据势力的威胁,还因为内部宦官与官僚势力的相互倾轧而举步维艰。由于中央政权的衰落以及两税法的实行,使得藩镇节度使势力逐渐增大,特别是两税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拥有庄园的新兴富裕群体逐渐扩大,并逐渐同地方藩镇势力加强了联系,为其提供财富以及人才。
  此时的佛教最初仍然保持着以往来的传统,建造庄严的寺院举行华丽的佛教仪式;但是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到中晚唐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僚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力的势力;同时,唐代门阀贵族逐渐衰落,已不能给予佛教足够的支持。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反佛教的风潮,以韩愈为代表的科举系官僚进行了反佛教与反奢侈运动,这就为会昌毁佛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会昌毁佛之前,佛教斋戒会等仪式已经逐渐在地方平民层流行起来,特别是密宗、净土宗等教派在社会上受到广泛欢迎。其斋戒会的情况在《全唐诗》中有记载:“一住毗陵寺,师应只信缘。院贫人施食,窗静鸟窥禅。古磬声难尽,秋灯色更鲜。乃闻开讲日,湖上少鱼船。”[9]5650同时,佛教将中国传统的祖先祭祀以及地域性信仰进行了融合。《旧唐书》记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0]4210这也导致不仅是上层门阀贵族,中下层富裕群体也开始支持佛教。加上安史之乱后,买卖度牒使得寺院与僧侣数量增加,出现了佛教的繁荣期,从由皇帝敕令而举办的法会到门阀贵族在家举办的法会等等,民众也逐渐参与进来。由于此时的佛教礼仪同平民层非常接近,因此逐渐开始使用通俗的方式解读经文。灭佛之前的俗讲有着华丽的特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又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从大和九年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11]369由此可知,唐代中晚期的佛教法会规模依然盛大。
  这样的繁荣在会昌年间就结束了,宰相李德裕向武宗进言主张灭佛。《佛祖统记》记载:“四月诏检校天下寺院僧尼数。五月敕两都左右街,留寺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敕诸寺立期毁拆。括天下寺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所。寺材以葺廨驿,金银像以付度支,铁像以铸农器,铜像钟磬以铸钱。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僧尼归俗者二十六万五百人。穆护火祓并勒还俗凡二千余人。”[12]386灭佛运动在会昌六年随着武宗的死亡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寺院等的重建。但是,此时贵族阶层的经济支持已不复往日,佛教再也没有回到之前的繁荣。取而代之的是以新兴富裕群体为代表的中下层平民的支持,禅宗与净土宗开始活跃起来,之后的俗讲也逐渐平民化。
  此时期的佛教由于会昌毁佛的原因,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期虽然有一定的反对风潮,但依然不影响佛教的繁荣,并且佛教继续向中下层推进并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经过灭佛运动,使得佛教向中下层传播,通俗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四、唐王朝灭亡前后的佛教
  唐王朝灭亡前的社会动荡不安。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未能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麻烦,特别是财政压力以及宦官同官僚之间的斗争等。这些问题无疑给平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南方兵变频发,例如《资治通鉴》记载:“浙东军与裘甫战于桐柏观前,桐柏观在台州唐兴县天台山,宋改唐兴县为天台县,桐柏观赐额崇道观。观,古玩翻。范居植死,刘勍仅以身免。乙丑,甫帅其徒千余人陷剡县,帅,读曰率。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8]8079特别是黄巢之乱。《旧唐书》记载:“我唐之受命也,置器于安,千年惟永,百蛮向化,万国来王。但否泰之无恒,故夷险之不一。三百算祀,二十帝王。虽时有窃邑叛君之臣,乘危徼幸之辈,莫不才兴兵革,即就诛夷。其间沸腾,大盗三发,安禄山、朱泚、黄巢是也。”[13]5397这说明黄巢之乱,直接冲击了唐朝的统治根基。
  此时,由于佛教已经同中下层民众的联系非常密切,同时唐王朝因征税以及战争所导致的不满在社会各阶层蔓延。佛教则在进行祈祷与纪念亡灵的同时,举行各种具有现实性质的活动。由于此时佛教失去了门阀贵族的支持,以及受到来自重视儒家思想的科举系官僚的排挤,不得不继续向中下层发展。僧侣通过为中下层民众举行祈福以及丧礼、纪念亡灵等活动来传播佛教教义,但是以往的仪式大多数为门阀贵族服务的,到此时不得不改变以适应中下层民众的需要。
  唐代佛教的变迁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唐代贵族政治的兴衰与中央、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唐以后中下层官僚和民众的崛起,使得佛教的礼仪、教义等方面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产生了贴近平民的禅宗与净土宗等佛教流派,使得佛教逐渐平民化、通俗化。同时,佛教的平民化、通俗化,也推动文学艺术的通俗化,至宋朝达到高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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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高楠順次郎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十九[M].台北:新文丰,1983.
  [13](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二零零·列传一五零[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作者简介:李家男(1992—),男,汉族,山东德州人,单位为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为唐史。
  (责任编辑:李直)
论文来源:《西部学刊》 201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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