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市场风险问题的研究

作者:未知

  【摘 要】2000年以来,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老龄化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民生问题之一,也是受到公众普遍关注的焦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当前社保体系运行压力增大,传统养老医疗机构经营成本上升,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和谐稳定环境保持风险加大。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优势明显,又有多年改革开放建设积累的雄厚物质经济基础,具备化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综合资源条件。本文分析了老龄化现状问题,以及主要解决方式,提出综合性建议,希望为养老产业化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化养老;社会风险;商业保险
  根据联合国人口组织委员会制定国际标准,某个国家或地区年龄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7%时,该地区或国家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9年我国人口数据,65周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从那时开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且发展速度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用了不到2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龄化道路。联合国预测,1990—2020年间,世界人口老龄化年增长速度为2.5%左右,而我国老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高出这个指标,达到3.3%;1995年,世界老龄化人口占总人口的6.7%,2020年将达到10%左右,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占预计达到11.5%。可见,无论是增速和占比,我们国家的情况都明显超过了世界平均预测情况。202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1.7亿左右,约占全世界老龄人口的24.4% 。那時候,全世界每4个老年人必有一个来自中国。这种趋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可见,老龄化问题给我国近期和远期带来的压力不容忽视。
  一、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带来的社会风险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产生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基数本身就大,正常情况下老年人口的绝对规模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层级上。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越来越好,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从建国初期的65岁左右,延长到近些年的75岁左右,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但同时也是加速老龄化人口结构的重要因素。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2013年的近40年间,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新生儿人口出生率低,年轻人比例在人口总量中占比持续下降,也是引起人口结构失衡的直接原因。
  从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健康生活水平提高,人均寿命的增加,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是我们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最好回报和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从风险角度看,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潜在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处理好。
  (一)传统社会养老保障资源不足风险
  老龄化人口增加,对社会养老保障资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资源数量方面,要求达到一定的基线值,才能满足动态养老服务需求,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现行体制环境原因,整体上看,我国社会养老资源数量比较紧缺。具体情况看,我国的传统养老机构主要有两类,社区养老机构和养老院。相对于庞大的的老龄化人口,两类机构的绝对数量及年增长现状,即便按照满负荷运转,也无法满足老年人社会养老的市场之需。按国际标准,比较理想的社会养老床位数标准是: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50张,而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是, 2013年至2017年间,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在28张左右,距国际标准差43%。近5年来,养老服务机构和养老床位数量变化不大,每千名老人平均床位数有一定的持续增长,但增幅小。机构增加方面,社区养老机构增加比较快,达36%左右,明显高于床位数增速。2013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 年,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要达到45张左右。按照国际标准,同2017年数据缺口为500万张以上。
  (二)行业监管缺失风险
  实践证明,一个行业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中央政府的宏观支持引导,地方政府的全力推进实施,以及全社会的多元化使配合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加强行业监管,保持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市场经营环境,有利于发挥政府和市场双方向资源作用,打击市场违规行为,消除风运营风险,保持行业发展方向,维护参与者利益。
  目前,我国的商业化养老领域,尚未建立起结构完善、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主管部门对于市场中存在的负面问题缺乏主动了解,有效市场监督基础设施条件尚不完备。对比一下工商、税务、银行、证券等行业监管现状,可以发现商业化养老方面的差距是比较大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多样,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90年代之前我国家庭养老模式比较普遍有效,监管的必要性不明显。现在,老龄化压力明显增大,家庭养老不堪重负,医养结合为特征的社会化、商业化养老走向整合,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趋势明显。在此背景下,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保证市场资源应用社会效益,防止市场失灵,必要性很大,潜在社会意义深远。
  (三)参与主体多元化发展动力不足风险
  社会化养老问题是社会福利范畴的内容,多数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福利主要应由政府提供,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性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下,政府肩负的职责更大,公众有这方面的心理意识,政府在早期也是这样定位的。比如; 50年代至80年代,政府建立了公共养老机构,福利院和养老院,专门救助无家庭养老条件的老年人,或向军烈属等有特殊贡献的群体免费提供养老福利待遇。但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原有公共福利方式显得力不从心,无济于事。西方学者在福利多元主义学说研究中认为,社会福利问题的全面解决,政府力量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社会力量广泛投入也同样不可或缺,公众自身也要尽其所能,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按照该理论,我国社会养老问题的解决,也要探索多种形式、多个主体,多个层次,才能贴近实际,调动起全社会资源,使社会化养老更有效地推进。   二、医养结合政策的实施及主要模式
  (一)我国医养结合政策实施背景
  我国社会化养老问题的解决,必须宏观规划,整体推进,分级实施。要考虑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因素,把握短期和长期平衡,探索出一条健康高效、持久发展的发展之路。经过多年政策推动和实践,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受到普遍关注,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试点,初见成效,有效激发了医养结合市场潜力。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政府主管部门先后下发了10多个政策文件,推动医养结合制度的实施,整体力度比较大,涉及了社会化养老的各个方面。也从另一个角度清楚地表明,医养结合的实现过程是复杂的渐进过程,只有政府推动,才能促使各方面资源有效整合,形成合力。
  (二)我国医养结合实践方式
  近些年的实践过程中,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分为以下五种形式。一是医疗机构开展养护服务。综合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公立医疗机构,结合自身情况,同时开展养老看护服务,老年人可根据自身在某个时期的健康情况,在医疗和看护区域转场,避免原来在医院和养老机构之间频繁进驻和迁出,同时在费用结算方面实现对接,减少费用结算手续,缩短费用报销周期。二是养老机构开展简单医疗服务,消除小病大治的现象。设施好、资源够、运营状况不错的专业养老机构,可以在机构内开展简单医疗服务,对于老年人日常轻症高发的健康问题,实现就地简单护理,提高诊治效率,缓解老年人和家属外出就医负担。服务开展过程中,可与外部医疗机构进行商业化合作,提高护理水平,扩大护理范围。三是商业化养老社区经营。新兴商业化医养结合机构,面向特定客户群,提供高水平的商业化医养结合服务,在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支持下,结合自身业务资源特点和优势,建设商业化养老社区,提供专职医养结合服务。此外,还有家庭购买医疗服务模式、养老机构并入医疗机构等方式。
  (三)国外社会化养老经验启示
  上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社会保障问题也一度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医养结合模式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不断成熟完善,成为解决社会化养老问题的重要突破口。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四个方面的基本启示:
  第一,医养结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举措,政府牵头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医养结合过程是一个长期探索实践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
  第三,政府推进医养结合过程中,要明确专职部门,加大投资力度,建立统一预算体系。
  第四,医养结合解决社会养老问题时,要注重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综合治理,多种方式,广开渠道。
  三、我国医养结合市场问题的整体解决建议
  长期来看,中央政府要坚定不移地发挥主导作用,重视科学管理,突出顶层设计,消除行政壁垒。改革开放以来,1982年至2018年的30多年间,我国先后7次进行重大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服务经济,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提高效益,为解放生产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医养结合作为破解我国养老难题的重要出路,事关重大,在政府机构的适应性方面,重新思考,主动调整,是必要的,会取得其他方针政策起不到的作用。
  经济社会中,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能对市场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经济状态,其产生有四方面:公共品造成免费搭车现象、外部性造成负面成本没有负责主体问题、信息不对称使得竞争不公平,市场垄断使得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医养结合实施过程中,牵扯经济利益层次深、社会群体敏感程度高,产业链路长,商业运作特征明显,有形和潜在运行风险多变,需要有政府充当循序维护者角色,从初期阶段加强监管体系建设。一是要明确医养结合责任,消除多头管理。二是加强法制建设,依法行政,依法监管,为市场营造公平运行环境。三是要发挥联合监管、协同执法作用,防止监管脱节,监管不到位。
  加强试点工作,借助独立和兼并等市场化机制,优化现有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组成模式。特别是要加强国家资产的参与投入力度,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利用国有资产规模优势,全面布局医养结合服务领域,可与商业保险行业协同,共同构建我国社会化养老行业基础支撑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到医养结合实践中,形成全民参建、全民受益的物质环境和意识环境。
  四、结束语
  我国面医养结合政策实践目前处于初级阶段,压力大,经验小,情况复杂多变,我们要保持創新意识和改革意识,发挥制度优势,以多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雄厚物质条件为基础,发挥全民之智,利用全国之力,不断探索实践,推进我国由养老大国向养老强国的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 李正义.社会保障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 杨林勇.公共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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