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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

作者:未知

  摘要: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作为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日本思想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和深刻的影响。通过著书立说和教育实践,福泽谕吉将西方文明引入并传播于日本社会,培养日本人的独立意识和国民意识,促进了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为日本走向现代化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文明开化
  经常有人说,“日本这个落后的岛国何以能够通过明治维新跻身世界强国?答案就在每一个日本人的口袋里”。日本现在流通的一万元纸币上就印着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头像,他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这是肯定他在明治维新时期对于日本社会的思想启蒙作用。福泽谕吉在当时的日本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自己在自传中回忆说:“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局下,无论什么样的文人和学者,也不论他们有什么著作或翻译,都比不上我的出版物销售量大。”[1]这当然不是他的自我吹捧,日本著名学者鹿野政直曾这样评价:“福泽谕吉给予国民的影响之大,恐怕比其他所有启蒙思想家之和还要广泛、深刻。福泽著作中,《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不仅理论水平高,而且是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今天它已成为国民学习的古典。”[2]福泽出生于下层武士之家,从小目睹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早年学过西学,曾经远渡欧美亲眼见证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抨击门阀等级制度和攘夷锁国论,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文明,他的一生都投入到了促进日本文明开化、独立富强的理想中。
  一、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是福澤谕吉启蒙思想的核心,福泽谕吉认为现阶段的日本社会应该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他将社会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范畴,欧美属于文明阶段,日本和中国属于半开化阶段,而非洲则属于野蛮阶段,但社会是进步发展的,半开化社会是可以到达文明社会的,那就要向文明社会学习。福泽谕吉非常反对日本国内曾经搞得轰轰烈烈的攘夷主张,日本人妄自菲薄的排外,在他看来就是愚昧。当然,对于西方文明,福泽也没有全盘肯定和盲目崇拜,他也认识到西方文明也存在缺陷,比如殖民统治、结党营私、外交上玩弄权术等等,这些都是福泽认为西方不文明的地方。“只是大体上看来,西洋各国有朝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决不可认为目前已经尽善尽美了……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3]
  对于半开化国家如何汲取西方文明,福泽认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而且“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4]当时日本社会掀起了效仿西方文明的浪潮,大多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老百姓单纯认为学西方人吃牛肉就是文明,喝咖啡就是文明,建筑铁桥洋房就是文明。这些在福泽看来都是次要的,这些表面的文明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明。汲取西方文明,首要的是培养“文明的精神”,形成良好的国家风气,而后改革政令,这样社会文明就有了坚实的根基,有了这些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在的文明也就很容易学到了。
  二、独立意识和国民意识
  日本幕末很多思想家受到西方“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民主学说的影响,积极推动日本向西方文明学习的福泽谕吉也不例外。福泽从少年时就对门阀等级制度不满。“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5]福泽的这句名言反映了人人平等的观念,每个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是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也就是自由独立的。过去的日本社会“权力偏重”,讲究的是等级观念和君臣之义,这种现象即便是在推翻幕府后还是依然存在,人们不知争取自己的权利,不知什么是独立精神。
  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个人之独立与国家之独立有着密切联系。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很清楚地剖析当时日本所面临的困境是在对外关系上,自从日本与外国通商后,从表面上看订立的商约是平等的,但其实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日本一直处于弱势,说到底还是不平等的。福泽列举了印度、中国的例子,警醒日本不能沦落为殖民地和洋人的工具,国民要有独立思想,如果只是一味地学习西方表面的文明,在对外关系上迎合西方,那么日本即便在文明学习中取得了一点进步,那也不是福泽所认为的真正的文明。福泽谕吉写道:“在地理上,虽以土地山川称为国家,而我则认为领土和人民结合才能成为国家。所谓国家的独立,所谓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的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 [6]福泽在《劝学篇》中也谈到了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的关系:“如果我们日本人从此立志求学,充实力量,先谋个人的独立,再求一国的富强,则西洋人的势力又何足惧?只须与讲理者建交,对不讲理者则驱除之。这就是个人独立和一国独立的道理。”[7]
  既然国民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毕竟不是所有国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这就需要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国民与政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福泽认为“政府是代表国民,按照国民的意志执行事务的……建立代表全体国民的政府,以尽其保护善人的职责,而官吏薪俸和其他政府的各项费用,都由国民来负担。既然政府代表全体国民而行使政权,那么政府所做的就是国民的事,国民也就必须服从政府的法令,这也是国民和政府间的约束。”[8]培养国民意识,将日本人的思想从封建统治中彻底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这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三、教育思想
  为了培养各方面的人才,提高国民素质,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教育的普及,教育是明治维新的一项重要措施。“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就曾向政府提交《建议书》,强调“一般民众知识之进步,文明各国规则之取舍,全国范围内逐步振兴学校,广布教育,乃今日之一大急务。”[9]福泽谕吉创办了庆应义塾,将教育理念与实践结合起来,把半生精力都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中。“只要这个学塾存在,日本就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国家”。[10]“国势如何果真取决于国民教育”。[11]福泽将国民教育与日本能否文明开化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其对教育的重视。   福泽主张人人平等,这理念也体现在教育上,遂提出“人人向学”,每个人都应该接受教育。在教育内容上,福泽更注重实学,也就是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福泽将东方的儒教主义与西方的文明主义对比,认为东方不及西方的原因就在于东方教育中缺少了“有形的数理学和无形的独立心”。对于日本曾经信奉的儒学,福泽并不否认儒学对日本从野蛮走向半开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但是福泽深感儒学阻碍了现在日本社会的发展,“我与汉学敌对到此地步,乃是因为我坚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中,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到我国。”[12]因此他极力反对儒学,提倡学习数理知识,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对于德教与智教的关系,福泽反对重视德育而轻视智育的风气,不过福泽并不是主张轻德育而重智育,在福泽看来,智慧和道德“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就不能算作完人。”[13]福泽也重视体育,认为人要有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才能有智慧和判断力,因此他主张孩童在德育、智育和体育三方面要同时加以发展。
  四、脱亚论
  日本学者鹿野政直把福泽谕吉的思想生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二十七、八岁左右,这一时期他对封建身份制抱有怀疑的态度并接触了西方文明,第二时期是二十七、八岁到四十六、七岁,这一时期确定了福泽文明开化指导者的形象。第三时期是从第二时期一直到他故去的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与上一时期有明显差别,向富国强兵论转变,而这种思想的转变打上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发展的烙印。
  在日本学习西方文明卓有成效的前提下,福泽后来认为日本不仅应该学习西方文明,更应该跻身于西方强国之列,于是他提出了“脱亚入欧”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和朝鲜不思进取,而日本与这两个国家毗邻,西方国家也会用同等的眼光来看待日本,所以福泽在考虑对策的时候果断地说:“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14]显然福泽支持日本军事扩张,与西方列强并列。为了有扩充武备的资金,福泽还提出过要增税,并扶持资本家,以减轻资本家的负担。
  五、结语
  福泽谕吉在日本现代化意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促进了日本文明开化,作为一个思想启蒙家,他就像一把火炬照亮了日本现代化前进的道路。没有直接参与政治,但他却间接影响了政治。福泽曾写过“国会论”发表于《报知新闻》上,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舆论,一个星期左右,社论都是谈论国会问题,两三个月后,各种报纸也议论起国会,甚至不少人还去东京请愿开国会,这也促进了日本帝国议会的最终成型。福泽将他自己定位为“政治的诊断医”,只管诊断病原而不會治疗。虽然在明治维新中福泽谕吉拒绝了明治政府的聘请,并没有担任过政府官员,但是“福泽的影响并没有停留在民间和思想界中,还广泛地渗透到政府各个部门内部,他和明治政府的步调是一致的,更准确地说,政府与福泽谕吉的步调是一致的。”[15]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不可否认,福泽的思想也具有局限性,这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立场是分不开的,他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足,这些不足所引发的“后遗症”值得人们反思。
  参考文献:
  [1] [10] [11] [12](日)福泽谕吉著. 福泽谕吉自传. 马斌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05,177,180,181.
  [2](日)鹿野政直著. 福泽谕吉. 卞崇道译[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63-64.
  [3][4][6][13](日)福泽谕吉著.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1,12,186,77.
  [5][7][8](日)福泽谕吉著. 劝学篇. 群力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15,34.
  [9](日)山住正已著. 日本教育小史[M]. 1989年. 转引自刘天纯. 日本现代化研究[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425.
  [14](日)福泽谕吉著. 脱亚论[N]. 时事新报,1885-3-16.
  [15] 王桂译注. 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31.
  作者简介:
  潘蓓蓓,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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