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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代中国修辞性政治术语翻译的异化策略之

作者:未知

  摘要:中国修辞性政治术语的翻译因其字面含义与隐喻含义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备受翻译界的关注。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常在英语受众的语言习惯和中国文化特色之间权衡。较之于建国初期文字层面的异化,随着归化和异化二元对立的关系逐步消解,以及异化从语言层次到文化思维层次的发展,当代修辞性政治术语的英译将会以“让世界听懂”为出发点,最大程度保留中国元素,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助力。
  关键词:异化;修辞性;政治术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以及我国自身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阶段。在让世界“听到中国话,听懂中国话”的过程之中,外宣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术语时常包含文化负载词,这样的特点使其具有高度的修辞性。虽然在国内达到了更好的宣传效果,成功地将“高大上”的施政理念转化为了“接地气”的日常语言,但也增添了政治术语翻译的难度。在所有翻译困难中,最大的难点便是归化与异化策略的考量:“迎合英语受众的语言习惯”还是“保持中国文化的独有特色”。
  一、异化翻译理论的发展
  归化与异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国早期思想家斯莱尔马赫,他提出“让读者靠拢作者”和“让作者靠拢读者”两种翻译方法。受到斯莱尔马赫的影响,韦努蒂正式发展出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理论:归化以目标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
  而就中国而言,在政治术语翻译的领域里来看,归化派认为应努力保证外国受众听懂中国话,从而提高话语权,尤其是在“西强我弱”的世界传媒格局之下,政治性话语更应该采取归化策略,意译为主[2]。异化派则认为中国已经逐渐进入了“话语输出”阶段,应淡化对于国外受众思维习惯的迎合。
  二、从文字层面到文化层面的异化策略
  建国初期,中国作为刚独立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对外宣传和民族独立性。因此,异化策略十分受青睐。当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特朗会谈,因“paper tiger”這一表述在英文中并不存在,翻译陆定一将”纸老虎“翻译成了意义相近的“scarecrow”。然而当时正在学习英语的毛泽东了解到“scarecrow”是用来吓鸟的稻草人,这没有表达出来自己的原意,便坚持要将其直译为“paper tiger”。根据翻译的记录,斯特朗听完毛泽东的解释之后也马上就理解并且接受了这种说法。
  再比如,在 “铁饭碗”的翻译“iron bowl”中,“铁”在中文里有着难以打破的引申意。然而在英文中“iron”的意义集中于“顽固”等贬义概念上。即使如此,当时的译者依然是选用了异化翻译的策略,译文读者需要自行消化和理解“铁”在中华文化中的文化内涵。
  而对于当代中国修辞性政治术语的翻译来说,跳出文字上的“直译”与“意译”的圈套,在文化、思维层面考量异化策略才是出路。如“苍蝇老虎一起打”被翻译为“Catching Both Tigers and Flies Alike”, 苍蝇在中国文化意涵里有恶心和令人不适的形象,而老虎则是凶猛、令人恐惧的形象。而在英文里,tiger不断出现在文学和文化作品里,例如在威廉·布莱克的《经验之歌》一诗中,老虎便以一个带有威胁的、令人畏惧的形象出现;而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主角的两大威胁之一便是老虎。对于fly一词,从《圣经·新约》里,寓意“苍蝇王”的巴力西卜便以代表“暴食”原罪的魔王身份出现,故对于普遍受基督教影响的英语世界来说,苍蝇不单与食物发臭、腐败相关联,在文化层面也常以负面形象出现。苍蝇和老虎在中国文化和英语受众的文化场域里可能内涵有差异,但是它们也一定程度上有着思维和意涵上的同一性和相似性;中文和英文受众对于苍蝇和老虎两个事物的感情是趋同的,所以目的语准确和全面地表达了源语言的情感。
  而对于“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中“饭碗”的翻译,现在的译者选择了“food supply”,此处“饭碗”就是指的粮食供应。中国人吃米饭用碗,但是在英语社会里,刀叉、餐盘的使用和主食的不一使得“米饭”和“碗”两个概念在他们的文化中没有在中文里一样的地位。这里隐喻的场景是在中国的饮食文化基础上的,而因为与英语世界饮食文化的差异,直接使用中文里的喻体会让英语受众感到难以理解,且政治性不强,主要是文化和社会层次的内涵,归化对原文进行释义,变通地处理了这个难点。
  三、当代异化策略背后的逻辑
  建国初期,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中国对政治宣传要求导致文字和语言层面的异化翻译手法的突起。但是,那时的异化大多停留在文字和语言上,只强调了对中文里喻体的“直译”,可是那时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远低于当下,一味追求字面上的异化处理可能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现在,对于异化的要求已经上升到了文化和思维层次,而非在语言和翻译策略上一味推崇自己的文化,将陌生、可能会有反作用的意象强加于英语文化,且做到了有选择的、有策略的结合归化和异化的方式,在异化实在不讨巧时,也大胆释义,这同样是一种“文化自信”。
  总的来说,归化和异化的互动关系由建国初的文字层面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发展到了如今文化思维层面的研究。在两者二元消解、共生互补的背景下,中国修辞性政治术语仍不遗余力地使用体现中国特色的“异化”策略,甚至因为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异化策略愈加坚定;但因为愈加意识到让受众“听懂中国”才是真正目的,所以清晰体现隐喻含义的归化策略不会被抛弃,而是被更有策略地与异化相结合。中国修辞性政治术语翻译演变至今,更懂取舍,更有策略,推动着中国外宣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参考文献:
  [1]翟石磊.话语认同与话语协调:论政治话语翻译中的国家意识[J].学术探索,2017(05):28-34.
  [2]张荃馨.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与翻译[C].外语科研文论,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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