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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历史与历史的“五四”

作者:未知

  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就五四运动纪念与研究的相关问题,与著名历史学家刘桂生教授作了多次访谈。刘桂生教授长期致力于思想史研究,在新文化运动史、五四运动史方面的成果尤为丰硕,是这一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学家。刘教授此前所发表的相关论著不仅惠及国内学术界,有些还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为国际学界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参考。兹将多次访谈的主要内容择要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访谈人:刘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年恰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在您看来,五四百年,最值得我们今天纪念的是什么?
  刘桂生教授: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纪念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一般而言,重要的纪念有四种:一是对历史原典的纪念,二是对历史渊源的纪念,三是对从历史原典到当下的过程性的纪念,四是面向未来的展望性的纪念。
  在我看来,五四百年最值得纪念的,恐怕并不仅仅是百年前所发生的事情,还有五四运动以来百年间的沧桑巨变;不仅仅是对未来新百年的展望,还有百年以前更久远历史的回顾。也就是说,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知道来时的路是从哪里来的,还要知道去的路要往哪里走。
  访谈人:的确,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应当知史以明鉴、察古以知今。那么您认为,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五四精神?
  刘桂生教授:学史的人喜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既有它自身的历史,即“‘五四’的历史”;又有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所留下的影响以及不同时代对其价值的挖掘、分析、评判、利用等,即“历史上的‘五四’”或“历史的‘五四’”。“五四”的历史与历史的“五四”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如影随形,相辅相成,五四精神也就在这样的关系中不断被解读、诠释,从而形成与发展着。
  访谈人:刘教授,能否请您先就“‘五四’的历史”谈一谈?
  刘桂生教授:所谓“‘五四’的歷史”,也就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这些历史事件本身,即自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起改称《新青年》)创刊到1919年5月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地发生期间的历史。在此之前,内忧外患,国运维艰,中国社会的灾难已极其深重。为了救亡图存,陈独秀在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月刊时,又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新青年》继承了《甲寅》月刊从政理上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的方向,大力宣传“惟民主义”即民主主义,主张文学改良和白话文,以“与一般人生出交涉”。他们最初以介绍新思潮为宗旨,“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1]。当时社会上用以指称《新青年》杂志所发起的这一运动的,是“新思潮运动”,而不是“新文化运动”。胡适等人阐述这一运动的文章也冠以“新思潮的意义”之类的题目,围绕着《新青年》杂志的《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刊物,也多与传介新思潮有关。
  访谈人:如您所说,《新青年》杂志创办之初以宣传新思潮为主张,所发起的运动被称为“新思潮运动”,但是为什么后来又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呢?
  刘桂生教授:这与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政治影响有着直接的关联。最初,陈独秀、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新思潮和白话文等主张,除了青年学生,既存的各派政治势力或政治集团中响应的人并不多。但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它在政治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让中国国民党和研究系等政治势力的领袖人物看到了新思潮的巨大力量。于是,他们也转而呼应、响应新思潮,开始加入到新思潮阵营,只不过出于认识的差异、理解的不同以及其他考虑,对这场运动,有些人称为“新文化运动”。
  细的不谈,就从大端而言,孙中山先生在致海外中国国民党员的信中,对此说得很清楚。他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2]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中国国民党和研究系等政治派别所主办的大量报纸杂志如《星期评论》《晨报副刊》等,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广泛讨论。一时间,新文化运动成为社会上的热点话题,或者说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关键词”。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等人也开始采纳这种说法,“新文化运动”一词逐渐代替“新思潮运动”一词,遂成为此后大家讨论这一运动时所使用的标准用语。
  访谈人:刘教授,能否请您谈谈,从新思潮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二者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
  刘桂生教授:以陈独秀等人为首的新思潮派,走的是救亡的路子,“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都是新思潮的观念,新思潮运动和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要救亡就必须要有新思潮,仅仅主张救亡是不够的,旧的思想武器太落后,要有新思想才能救亡。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一新思潮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新文化阶段。
  访谈人:刘教授,您所说的这个新阶段,其“新”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桂生教授:所谓的“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原来反对新思潮的党派在五四运动之后也不得不对其表示赞成和支持,这使得新思潮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大大提升。其次是新思潮最初的提倡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这时已经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而这一时期新加入运动中来的各派政治势力,不少都还抱持着新思潮发起之初的一些观念,向往的还是旧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那一套理念,这就使得这一运动内部的矛盾空前加剧。这一点在孙中山先生在世时还不太明显,因为孙中山先生本身是欢迎俄国十月革命、主张“以俄为师”“联俄联共”的。但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抛弃五四传统,大搞独裁专制。而中国共产党人则针锋相对,高举五四大旗,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民主而奋斗。   访谈人:继“新思潮”与“新文化”之后,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提出了“新启蒙”和“新民主”。在您看来,新启蒙和新民主是否也与五四运动有关?
  刘桂生教授:是的。新启蒙和新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探索与发扬。新启蒙运动当时也被称为“新理性主义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提倡的。这个运动主张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精神,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反对迷信盲从。
  在新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以五四运动为界来划分旧民主主义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论述得很清楚,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義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3]这种认识不仅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将中国近代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而且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关系讲清楚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继承了五四运动爱国反帝、救亡图存的精神,是五四运动的深化和发展。
  访谈人:“五四”的历史与历史的“五四”,从根本上说,都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与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五四运动期间,它的一些倡导者提出了激烈的反传统的口号,在这方面,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
  刘桂生教授: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乂上是一场具有内在矛盾的运动。五四运动,表面上反传统,激烈批评中国古代文化,但实际上,五四运动的发生却与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密切的关系。如同学术界已指出的,当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身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追根溯源,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其中的忧患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易传·系辞》(上)里讲,天地“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4]78,意思是说天地使万物生长,却对万物并无忧患,但是圣人不同,圣人对万物生长有忧患意识。《易传·系辞》(下)还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4]89这里的“中古”二字,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也就是说,忧患意识在中国历史上起源很早,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同时,众所周知,希腊哲学发生于对天灾的恐惧,中国文化则发生于对责任感的忧患意识。恐惧与忧患全然不同:恐惧使人们向神明、上帝祈求,由它们来保佑人类;而忧患意识则是以人力来掌握人类自己的命运。从这一点来讲,忧患意识实际上是人的自觉意识。它的精神实质,就是在困难和灾难面前,“求己”而不“求神”,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来承担责任、解决问题。这种忧患意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成为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文化传统,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壮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首先就要把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既不信神也不求人、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真精神阐释出来,发掘提炼出来,让更多人理解掌握,并用这种真精神培养出更多富有中国文化生命力的五四式的新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能力去对世界文化作出鉴别,学习吸收那些真正对中华民族有利有益的文化。
  访谈人:的确,忧患意识不仅是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坚定的信念和勇气,而且是我们面向未来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动力。回顾五四运动以来百年间文化发展的这段历程,您认为有哪些宝贵的经验或深刻的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刘桂生教授:对于这个问题,只能简略谈一点我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在五四运动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学术界、理论界普遍存在着一种认识,就是西洋文化或西方文化就是现代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文化都是传统文化或古代文化,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走西方的路。这是一种典型的一元论的文化观,或者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形成,与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密切相关。现代化进程首先发生在西方国家,随着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大量非西方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就如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讲过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由此而论,一元论的文化观,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诚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表明: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发展阶段、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等各不相同,因此,人类文化从来都是多元多样而非一元一样的,各个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也是多种多条而非只有西欧北美一种或资本主义一条道路。在文化问题上,想完全照着别人的路子走,完全变成别人的样子,实践起来必定要走弯路,甚至碰壁。在这方面,我们受到的教训很深刻。
  如果说百年间有什么经验的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民族主体性,强调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不论多么好的东西,都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华民族的实际需要,使之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与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相关。
  访谈人:确实,在文化问题上,我们走过很多弯路,曲折和教训让我们认识到坚持民族主体性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建设,应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在此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优秀的外来文化,方能让文化的发展枝繁叶茂。今天,我们已经沿着历史长河走到了五四新旧百年的交汇处,在您看来,中国的文化建设应当注意哪些方面?
  刘桂生教授:今天的时代,已经由过去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时代发展到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参与的全球化时代,习近平同志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文化的多元多样性和文明的交流互鉴、交融互释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认同。与此同时,中国也已经告别了五四时期国家贫弱、任人宰割的历史,已经站起来、富起来并且正在逐步强大起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更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反思百年来文化发展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揭示其中的规律,把握好未来发展大势。
  我个人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的建设,首先,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创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接地气的话语体系;其次,要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传统,恢复和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更关键的是,在学术文化建设问题上,要坚持“三来一体”的观念。“一体”指中华文化,“三来”指的是在建设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三个基本原则:“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
  访谈人:刘教授,您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的“三来”思想,自成一家之言。我在您此前的有关著作中了解到:“本来”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本源;“外来”指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别国文化;“未来”指的是我们今后文化发展总的趋向。这个观点,您倡导多年,已逐渐引起越来越多的共鸣和认同,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刘桂生教授:这个思想和主张,也是我吸收前人的成果而总结出来的。我认为,“三来”作为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本来”,就会变成复古;如果只强调“外来”,就会重蹈历史上全盘西化之类的覆辙;如果只强调“未来”,就会脱离实际,变成空想主义。只有正确处理好“三来”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把中华文化这个“一体”建设好、建设强,才会使中国不仅在物质经济方面强起来,还在精神文化和学术层面强起来。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发扬五四精神,树立文化自信意识,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民族复兴,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一道,为建设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1919,7(1).
  [2]尚明轩.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66.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6-697.
  [4]十三经注疏(上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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